2012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是母亲心里永远结痂的日子。那痛不是转瞬即逝的疼,是刻在骨血里的痕,任十几年时光冲刷,依旧清晰如昨。
那天,陪了母亲一辈子的父亲走了。
那天,母亲眼里所有的光都灭了。她坐在父亲常坐的椅子上,号哭声裹着初春的冷,撞得我心口发颤——我知道,那个总把“你妈一人在家不放心”挂在嘴边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父亲的心脏病,是近三年才缠上他的。主动脉瓣闭合不全伴重度返流,把一天曾经能在杨家对门跳七挑红苕的人,熬得只剩八十来斤。
每次父亲住院,最盼着出院的不是他自己,是惦记家里的母亲;而父亲急着出院,只因为“你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回家后,他坐在炕边,母亲坐在对面,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庄稼、聊我们小时候的事,阳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那是父亲最后三年里,最安稳的时光。
医生早跟我说过,父亲的病随时可能出事,要我提前给母亲打预防针。我攥着诊断书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实话告诉了她。从去年下半年起,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从能慢慢散步,到要拄着拐杖挪步,再到三月二十三那天,连口水都咽不下,疼得夜里直冒冷汗。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去医院,母亲便寸步不离地守着,夜里帮他擦汗,白天喂他喝米汤,眼里的红血丝就没消过。
父亲走的那天,用最后一点力气跟二弟说“好好待你母”。等我连夜赶回家,堂屋里的棺材盖已经合上了。我趴在棺材上嚎啕大哭,堂弟把盖子掀开一条缝,我看见父亲安详地躺着,脸色苍白得像纸——原来“永别”,是连最后一面都没来得及说。
母亲的痛,比我们更重。她总说,父亲最后一次住院,她没在身边守着,是她的错。我们劝她跟我们一起住,她不肯,说“你爸一个人在老家,会孤单”。那两个多月,她每天往父亲坟头送吃的,一坐就是半天,风把她的哭声吹得七零八落。再见到她时,她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眼里的光再也没亮过。
父亲“头七”那天,我们忘了提醒母亲。夜里弟弟说,母亲打电话时带着哭腔:“家里的狗从中午就对着你爸下葬的路叫,一直叫到九点。”我知道,那是母亲在怕——怕夜里的黑,怕没人跟她说话,也怕父亲的魂回来,找不到家。
后来母亲常做关于父亲的梦。一次她说,梦见父亲站在竹林里,说“四周都是竹子,看不见路”,第二天一早就去坟前,把残留的花圈全烧了;又一次她说,梦见父亲兜里装着满当当的钱,却没地方放,非要我折个纸钱包烧给父亲。那些细碎的牵挂,是她对父亲最后的念想。
父亲走后没多久,母亲就病倒了。家里的气氛总带着阴郁,连饭桌上的话都少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农村女人。以前家里的田,她跟父亲一起种;我们的衣服,都是她夜里在煤油灯下缝的。我们兄妹几个的“能吃苦”,都是跟着她学的。只是现在的孩子,没吃过我们当年的苦,连“省着点花”都要教好几遍——我总怕,父亲当年看重的“吃苦耐劳”,会在晚辈手里丢了。
母亲也有缺点,过日子太节俭,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可我懂她,那是穷日子过怕了。只是晚辈们有时不理解,会跟她拌嘴。我总说:“你婆婆没读过书,一辈子只知道省钱养家,就算不习惯,也得顺着她。”
父亲生前总说,他没别的心愿,就想多活几年,看孙子们考上大学、找到工作。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父亲,若你在天有灵,一定能看见吧。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了,母亲还在。只愿我们这些晚辈,能多陪她说说话,别跟她计较琐碎;愿孩子们能记得“勤劳”二字,不做没目标的人。只盼母亲的晚年,能少些痛,多些安稳——这也是父亲最后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