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伯

大伯离开我已经十四年了。去世前的最后一面，是我回老家时，母亲炖了肉，让我去喊大伯来吃饭。饭桌上，他没像往日那样天南地北地聊，也没多夹几口菜，放下碗筷就说要回去。我当时只当他是累了，没多想，如今想来，那副精神萎靡的模样，哪里是往常那个开朗健谈的大伯？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与我悄悄告别，只是我后知后觉，没能读懂那份沉默里的牵挂。

大伯走的消息，是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的。说他在天亮时分，突发心梗，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挂了电话，我整个人都懵了，反复念叨着“怎么会”，那个总爱咧嘴笑、对谁都掏心掏肺的大伯，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我匆匆请了假，安排好学校的课，便往家赶。冰冷的冬雨打在脸上，生冷的痛，寒风顺着衣领往里钻，可再冷的天，也抵不过心里的寒凉。

回到大伯家，堂屋里已经摆上了棺木，家人们早已给大伯穿戴整齐入殓了。我拿起一叠纸钱，在火盆里慢慢点燃，火苗舔舐着黄纸，化作一缕缕青烟，在堂屋萦绕不散。我的思绪跟着青烟飘出屋外，飘向灰蒙蒙的天空，大伯的音容笑貌，忽然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大伯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却始终活得乐观通透。他没读过多少书，可农村里的手艺，几乎一学就会。是附近有名的石匠，凿磨盘、打条石，经他手的活计，又规整又耐用；木工活也不含糊，打家具、做农具，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还懂些偏方，医猪医牛是把好手，村里谁家孩子积食哭闹、受了惊吓，找他做个小儿推拿、烧个灯火，往往能见效；扎银针、剜猪腌牛这些旁人不敢碰的活，他也样样精通。有人家实在付不起工钱，他摆摆手就去了，说“都是乡里乡亲，帮个忙应该的”。

农历六月二十九是大伯的生日，因为他人和善、爱帮衬人，每年生日这天，来庆贺的客人总能坐满整个堂屋。桌上摆着腊肉、米酒，还有乡亲们带来的土产，大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忙着给每个人倒酒、夹菜，笑声洪亮得能传到村头。

我结婚后，和父母分家过活。那时候我做代课教师，工资微薄，家里的责任田只能自己耕种。可我从小读书，农活一窍不通，看着满田的庄稼就犯愁。大伯知道了，便常来帮我犁田耙土，手把手教我耕作。他黝黑的脊梁弓成一座桥，牛绳在手里轻轻一扬，犁铧就稳稳切开泥土，翻出湿润的清香。“教书是细活，种地是粗活，可不管啥活，都得用心”，他边犁田边说，裤脚沾满了泥点，眼角的皱纹却笑得挤成了花。我跟着他学辨节气、认农具，他教我看稻穗的饱满度判断收割时间，教我用草木灰给菜苗施肥，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道理，比课本上的知识更让人安心。

大伯他们兄弟四人，我父亲排行老二，两人只相差一岁，感情深得很。我总爱听父亲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父亲在小学里把一位小伙伴的猪尿包弄破了，对方要他赔偿，不然就“卡”他的帽子。父亲以为“卡”就是用手拃一下，便紧紧捂住帽子让对方来拃，没等小伙伴伸手，大伯拉起父亲就跑。待到同伴追不上了，两人瘫在田埂上喘气，大伯才哭笑不得地说：“你个莽子，‘卡’是要把你的帽子拿去抵猪尿包啊！”每次说起这事，父亲都忍不住笑，眼里却满是对大伯的依赖。

父亲还说，大伯从小就护着弟弟们。儿时家里穷，兄弟四人挤在一张土炕上，大伯总把暖和的炕头让给弟弟们，自己蜷在最外侧，任凭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有年冬天大雪封山，父亲冻得脚生冻疮，又红又肿，疼得睡不着觉。大伯便把父亲的脚揣进自己怀里焐着，一夜下来，自己的半边身子都冻僵了，却还笑着说“没事，哥火力壮”。

堂屋的青烟渐渐淡了，窗外的冬雨还在下，打在窗棂上淅淅沥沥，像谁在低声呜咽。院子里站着不少乡亲，都是大伯帮过的人，他们脸上挂着泪痕，默默为他送行。我伸手轻轻抚摸着棺木，仿佛还能触到大伯残留的温度。他这一辈子，像田埂上的野草，顶着风雨倔强生长，却总把绿意和阴凉留给别人。他没读过多少书，却用一生教会我们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担当；他日子过得清贫，却把最厚重的爱，藏在每一次伸手相助里，藏在每一句朴实的叮嘱中。

青烟散尽时，天边泛起了一丝微光。我知道，大伯没有真的离开。他化作了田埂上的风，吹过稻田泛起金浪；化作了屋檐下的雨，滋润着地里的庄稼；化作了清晨的露珠，挂在菜叶上闪着光。他永远守着这片他眷恋的土地，守着他牵挂的亲人。

如今，每当清明时节，我都会到他的坟前，烧一些纸钱，燃三柱清香，望着坟前满坝的稻田，总会想起那个扛着犁耙的身影；每当农历六月二十九，站在阳台上，望着家乡，仿佛还能听到大伯慈善的笑声。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与感动，早已像种子般扎根心底，在时光里生根发芽，成为我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大伯，您在那边还好吗？我们都很想您，想您的手艺，想您的笑容，想您说过的“用心活着，日子就会甜”。这份念想，会陪着我们，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