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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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黄河岸边的长垣市，有一个叫大李寨的村庄，是我的故乡。
先祖于明朝初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来，我们称为“始迁祖”，亦称“老祖爷”，全村李氏一族都是他的后裔。
有一年，老祖爷孤身一人推一辆独轮车到现在的山东省东明县去卖粮食，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多次派人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了音信。老祖奶去世后，子孙们用白铁按照老祖爷的身高和模样铸了一个白铁爷和老祖奶陪坑下葬了。祖坟选在一块轿地的中间，堪舆人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利于后世开枝散叶，富贵兴旺。果不其然，从此以后，李氏一族人丁兴旺，和顺吉祥。
清朝乾隆晚期，后街粮囤、麦囤两家和一家姓吉的外姓邻居，因为给孩子起名字引起了纠纷，闹得全村人不得安宁。先是粮囤、麦囤两家的新生儿有夭折情况，觉得是与吉姓做邻居不吉利，“吉”“鸡”谐音，是“鸡”吃了囤里的“粮”，于是，再有孩子就起名叫“信”（砒霜），叫药，要把“鸡”毒死。这名字一叫，吉家的婴儿又出现了夭折。从此他们成了仇人，吵架、打架的事时有发生。
村里李姓的老上子（辈份最高的人）找来堪舆人看风水，说是南村九棘新建的北寨门正对我村所致，并嘱在村南依巨龙之型盖庙、凿井、挖塘。寓庙门为龙嘴，井为龙眼，塘为龙身可破也！按堪舆师示，村人集资捐款，鸠工庀材[jiū gōng pǐ cái]，于村南依巨龙之形盖庙、凿井、挖塘。大功告成后，巨龙眈眈目视南村寨门，村里从此风藏气聚，重归平安吉祥。
清嘉庆六年，村人李上林跻身拔贡，署正定教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当下，我们这个小村庄，依然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富裕祥和。和周边邻村相比，村里长寿老人多，房子盖得好，地里庄稼长得好。
村里还走出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李全胜，西安交通大学高材生，中国制冷专家，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是保存毛主席遗体的现场技术负责人之一。李骞，师范院校毕业，高级作家职称，在海内外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李欣，“文革”前的初中生，没有读过高中，恢复高考后，直接就考取了一本的医科大学。李伟鹏，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医科大学研究生。李秀明，姊妹３个考上大学，姐为工程师，哥为医生，他为大学教授。李文艺，３个子女留学国外······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的，入伍前，村里已经出了8名军官，有在役的，有退役的，有空军、有陆军，职务最高的是团级，职务最低的是连级。我服役的部队是海军，后来我提干后，我们那个400多口人的小村庄里就走出了9名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军官。
据村里人讲，若干年来，从村里走出去，在外地工作、居住的人加起来，比现在在村里的人多几倍。有人粗略统计过，村里仅在开封一市的人就在400口人以上。在留居外地的族人中，就更不乏精英人才了。
若干年来，周边村的人，一提起我村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都说我村的风水好。其实，祖坟的轿地早已被破坏，前几年修的串乡公路直直地从我们的祖坟上压过。村里老人悲伤地告诉我，我们的白铁爷就压在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下。寓为龙嘴的大庙早已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矮小的土地庙。寓为龙身的水塘也时常干涸。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口寓为“龙眼”的古井，一直被村人保护着。也许，是这口古井珍藏着我村的好风水和灵气。
说起这口古井，我是清清楚楚的，它还真不是徒有传说的虚名，它那甘甜清洌的好水质，确确实实为全村一代代人所喜爱。
全村３口井，两口是咸水，都在街中，只这一口是甜水，而在村外，全村人视它为宝井，倍加珍爱。村里通上自来水后，街中那两口咸水井随之被填埋，只有这口宝井，虽弃用，但依然被保护着。
我是吃这口宝井的水长大的，20岁时才离家戍边海疆。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这口井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高高的井台，方方的井口，井口四通由当年盖庙、凿井、挖塘时立的捐款石碑铺成，石碑上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深的沟印，一块块蓝色砖砌成的变了型的、不太圆了的井墙，打水时清清荡漾的井水能映出自己的身影······
小时候，放学回到家，书包顾不上从身上去；割草回来，篮子顾不上往地上放，先舀一瓢刚从井里打出来的井凉水，“咕咚、咕咚”喝上一阵儿，身心立马就清爽起来了。那井水完全是可以直饮的，根本用不着烧开。小时候，无论冬夏，我都不记得喝过开水。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南头，离古井比较近。小时候，我常跟在大人后头看大人们去挑水，去往井里打水。熟练的男人们打水时往往不用井绳，他们可以用扁担一头的钩，勾住木筲上的筲攀（提手）往井里打水，他们抓住扁担的另一头，先来回摆两下，然后猛地一松，木筲就躺倒灌进水了，待水灌满后，再用扁担把木筲拉出来。不过这可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都敢这样做，因为操作不好，木筲会脱钩沉到井里。大部分人打水，还都是用井绳。
如果是第一次打水，还往往用小绳子把木筲攀绑在井绳钩上。挑水既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两个大木筲装满水后，足有100多斤重，没有一定的力气挑不动；没有一定的技术，木筲中的水往外溅。有经验的人，弯腰把一丈多长的扁担往肩上一放，腰用力一挺就站起来了，然后随着扁担颤悠悠的节奏，迈步，摆臂，木筲中满满的水荡来荡去，就是不往外溅。
那时候，村里每一家都有一个大水缸，清晨把一缸水挑满，够一天使用。我家因为离井近，到了夏天，多半是吃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那比储存在水缸里的水还好喝。
有一年下大雨，井漫了，水浑了，还进去了青蛙，全村人都很伤心。雨一停，村里管事的人都来了，商量着加高井台和淘井的事。淘井是一件很严肃、很神圣也很壮观的事。
井台上竖起高高的三脚架，顶部装一个定滑轮，一条长长的粗绳通过定滑轮把一筲筲泥水从井里拉出来。几个壮小伙子分班到井下往筲里装泥水，井下很凉，下井前他们总是先喝几口白酒。女劳力的任务是拉绳子，十几个人一班，拉着那根通过定滑轮的粗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出——筲”，她们就跑着拉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筲——下”，她们就跑着松绳子。为了凸显淘井的神圣和对宝井的尊重，会有一个老人在三脚架最显眼的位置，郑重其事地挂上一幅驴笼嘴，那是不让说狂话的。
冬天，如果下了一夜的雪，你早上起来看吧！不管你起得有多早，总会有许多条扫干净的小路从各家各户通到宝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村里人都是自觉地比着争着来干这事。这回你起得早，把路先扫了，下回我一定扫到你的前头。有时候雪下个不停，到宝井的路也就扫个不停，雪地里总有许多条像井绳一样的小路，把井和家连在一起。
纯净的井水滋养着纯净的村风，纯净的村风又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村里的人。
我们村种的地也是出了名的，土畦打得正，麦垄耩得直，庄稼长得好。就连锄地时所留脚印，就能让外村人羡慕不已——两只脚印踩成一个人字，顺着竖着看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均匀和规整。
村里人表面上都不嚷嚷，但暗地里比的是孝、是勤、是富。吃嘴不做活，串门说瞎话的女人在村里没有立足之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男人，村里没有。
解放前，村里的男人大都掌握一门手艺，或做一些小生意。有做毛笔、梳子、刮头篦子的，有当厨师做烹饪的，有脱坯烧砖的，有做木工、拉大锯的，有编苇席卖苇席的，还有赶集赶会卖个花椒、茴香什么的……男人们不是师傅就是徒弟，哪有闲人？男人不闲，女人就得跟着忙。家里地里的活，一家老小的吃穿，都要女人们起五更打黄昏地干。解放后，土地入社了，在外地经商做小生意的人大都回到了村里，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男人们除了一天三晌上工给队里干活外，还要再抽空养羊、养猪和种自留地。
那时候养羊养猪可不光是为了卖肉，主要是为了攒粪。羊圈的粪是从地面不停地撒土盖粪，往上抬高。而猪圈的粪是在猪圈中往下挖大坑，不停地往坑里挑水、撒土、扔草，加上猪的粪便和猪在水里的搅合而沤成的。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十天半月就能沤成一坑猪粪。说是羊粪猪粪，其实粪的含量很低，叫农家肥比较恰当。这样的农家肥交到生产队就能换取工分。从近两米深的猪圈里出粪和把粪送到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是男人做的重活，女人一般都干不了。
冬天农闲时，男人还不能闲，要被生产队派去打堤挖河。一年四季男人都闲不下来，男人不闲，女人也得跟着忙，除了做吃做穿，喂猪喂羊外，有时候还得给出粪送粪的男人做个帮手，像扶扶车呀，推推车呀，递个东西什么的，有些活一个人没法干。如果男人打堤挖河住在工地上，这时候家里的一切就又交给女人了。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男人们在农闲时又都呼呼啦啦出去了，有的当小老板去承包工程，有的去城里给人家打工。
前几年，农忙时还回来帮助家里种种收收，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耕种收割都有现成的机械和队伍，只要付钱就行了，家里的女人也能干，男人们也可以不回来了，家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了女人。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村子里，并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地铭记于心，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沉淀于血液中，并慢慢地升华为力量，升华为方向，升华为精神，且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参军后在新兵连，我就发扬了村里黎明扫雪的精神，天不亮时偷着起床，先把连队的公厕用水冲洗干净，再把战友们洗脸盆中的水打好。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机关做财务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还负责机关团支部的工作，还当文化教员，教机关的干部战士学文化课，还经常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我只当了两年兵，也没进军校学习，就直接提干了。我把部队工作看作跟在村里种地一样，我想，只要像村里的老少爷们那样，别怕吃苦，别怕受罪，别心疼力气，什么工作都能做好。
在部队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会想到村里两个人。一个是老支部书记——四爷，我参军走的时候，他给我身上压了载：咱村现在已经有8名军官了，有陆军的，有空军的，就差一个海军的，你刚好是海军，要为村里争光。另一个是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村里给他起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这人身壮如牤牛，力大无比，既皮实又坚强，在家中排行老三。村东有一块低洼的、盐碱的，只长茅草的废地，他利用冬闲起早贪黑，把那地排住翻了三尺多深，把草根捡拾出来，把上边的碱土压到下边，把下边的好土翻到上边，然后又拉来一车车农家肥撒在上面。结果，长出的庄稼比原来称为好地的庄稼都好。
我的学生时代正值十年“文革”，时不时地停课和放任自流，使我少学了很多初、高中的文化课程。在那种环境下，我没有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全部白白葬送，我利用那充分又自由的时间阅读了很多课外的小说，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前村有个叫李明德的说书人，比我大了将近五十岁，我常常拿家里的杏啊桃啊送给他，然后从他那里借书读。那时候读书也没个挑拣的，借到啥读啥。
因为读书，我很早就萌生了上大学、当作家的梦，可直到1976年参军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到部队后，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然后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文凭，同时也开始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自学《古代汉语》和《形式逻辑》时，由于基础差，资料少和工作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我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后来不知咋地想起了村里那个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我自己在心里责怪自己：“难道读书学习比在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还难吗？”这样一想，勇气就又来了。
前些天，我在村里又和街坊邻居们谈起了那口古井的事，街坊邻居们和我一样，都对那口古井怀有深深的感情。有人提议把那口古井重修一次，立碑保护起来。我说，我举双手赞成，需要集资捐款的话，算我一份。
《易》曰：“改邑不改井，井养而不穷也。”我村之古井，藏风聚气，养村育人，恩之深也。重修古井，光大村风，勒诸贞珉，功德盖莫大焉！先乐而志之。
华北平原，黄河岸边的长垣市，有一个叫大李寨的村庄，是我的故乡。
先祖于明朝初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来，我们称为“始迁祖”，亦称“老祖爷”，全村李氏一族都是他的后裔。
有一年，老祖爷孤身一人推一辆独轮车到现在的山东省东明县去卖粮食，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多次派人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了音信。老祖奶去世后，子孙们用白铁按照老祖爷的身高和模样铸了一个白铁爷和老祖奶陪坑下葬了。祖坟选在一块轿地的中间，堪舆人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利于后世开枝散叶，富贵兴旺。果不其然，从此以后，李氏一族人丁兴旺，和顺吉祥。
清朝乾隆晚期，后街粮囤、麦囤两家和一家姓吉的外姓邻居，因为给孩子起名字引起了纠纷，闹得全村人不得安宁。先是粮囤、麦囤两家的新生儿有夭折情况，觉得是与吉姓做邻居不吉利，“吉”“鸡”谐音，是“鸡”吃了囤里的“粮”，于是，再有孩子就起名叫“信”（砒霜），叫药，要把“鸡”毒死。这名字一叫，吉家的婴儿又出现了夭折。从此他们成了仇人，吵架、打架的事时有发生。
村里李姓的老上子（辈份最高的人）找来堪舆人看风水，说是南村九棘新建的北寨门正对我村所致，并嘱在村南依巨龙之型盖庙、凿井、挖塘。寓庙门为龙嘴，井为龙眼，塘为龙身可破也！按堪舆师示，村人集资捐款，鸠工庀材[jiū gōng pǐ cái]，于村南依巨龙之形盖庙、凿井、挖塘。大功告成后，巨龙眈眈目视南村寨门，村里从此风藏气聚，重归平安吉祥。
清嘉庆六年，村人李上林跻身拔贡，署正定教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当下，我们这个小村庄，依然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富裕祥和。和周边邻村相比，村里长寿老人多，房子盖得好，地里庄稼长得好。
村里还走出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李全胜，西安交通大学高材生，中国制冷专家，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是保存毛主席遗体的现场技术负责人之一。李骞，师范院校毕业，高级作家职称，在海内外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李欣，“文革”前的初中生，没有读过高中，恢复高考后，直接就考取了一本的医科大学。李伟鹏，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医科大学研究生。李秀明，姊妹３个考上大学，姐为工程师，哥为医生，他为大学教授。李文艺，３个子女留学国外······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的，入伍前，村里已经出了8名军官，有在役的，有退役的，有空军、有陆军，职务最高的是团级，职务最低的是连级。我服役的部队是海军，后来我提干后，我们那个400多口人的小村庄里就走出了9名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军官。
据村里人讲，若干年来，从村里走出去，在外地工作、居住的人加起来，比现在在村里的人多几倍。有人粗略统计过，村里仅在开封一市的人就在400口人以上。在留居外地的族人中，就更不乏精英人才了。
若干年来，周边村的人，一提起我村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都说我村的风水好。其实，祖坟的轿地早已被破坏，前几年修的串乡公路直直地从我们的祖坟上压过。村里老人悲伤地告诉我，我们的白铁爷就压在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下。寓为龙嘴的大庙早已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矮小的土地庙。寓为龙身的水塘也时常干涸。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口寓为“龙眼”的古井，一直被村人保护着。也许，是这口古井珍藏着我村的好风水和灵气。
说起这口古井，我是清清楚楚的，它还真不是徒有传说的虚名，它那甘甜清洌的好水质，确确实实为全村一代代人所喜爱。
全村３口井，两口是咸水，都在街中，只这一口是甜水，而在村外，全村人视它为宝井，倍加珍爱。村里通上自来水后，街中那两口咸水井随之被填埋，只有这口宝井，虽弃用，但依然被保护着。
我是吃这口宝井的水长大的，20岁时才离家戍边海疆。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这口井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高高的井台，方方的井口，井口四通由当年盖庙、凿井、挖塘时立的捐款石碑铺成，石碑上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深的沟印，一块块蓝色砖砌成的变了型的、不太圆了的井墙，打水时清清荡漾的井水能映出自己的身影······
小时候，放学回到家，书包顾不上从身上去；割草回来，篮子顾不上往地上放，先舀一瓢刚从井里打出来的井凉水，“咕咚、咕咚”喝上一阵儿，身心立马就清爽起来了。那井水完全是可以直饮的，根本用不着烧开。小时候，无论冬夏，我都不记得喝过开水。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南头，离古井比较近。小时候，我常跟在大人后头看大人们去挑水，去往井里打水。熟练的男人们打水时往往不用井绳，他们可以用扁担一头的钩，勾住木筲上的筲攀（提手）往井里打水，他们抓住扁担的另一头，先来回摆两下，然后猛地一松，木筲就躺倒灌进水了，待水灌满后，再用扁担把木筲拉出来。不过这可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都敢这样做，因为操作不好，木筲会脱钩沉到井里。大部分人打水，还都是用井绳。
如果是第一次打水，还往往用小绳子把木筲攀绑在井绳钩上。挑水既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两个大木筲装满水后，足有100多斤重，没有一定的力气挑不动；没有一定的技术，木筲中的水往外溅。有经验的人，弯腰把一丈多长的扁担往肩上一放，腰用力一挺就站起来了，然后随着扁担颤悠悠的节奏，迈步，摆臂，木筲中满满的水荡来荡去，就是不往外溅。
那时候，村里每一家都有一个大水缸，清晨把一缸水挑满，够一天使用。我家因为离井近，到了夏天，多半是吃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那比储存在水缸里的水还好喝。
有一年下大雨，井漫了，水浑了，还进去了青蛙，全村人都很伤心。雨一停，村里管事的人都来了，商量着加高井台和淘井的事。淘井是一件很严肃、很神圣也很壮观的事。
井台上竖起高高的三脚架，顶部装一个定滑轮，一条长长的粗绳通过定滑轮把一筲筲泥水从井里拉出来。几个壮小伙子分班到井下往筲里装泥水，井下很凉，下井前他们总是先喝几口白酒。女劳力的任务是拉绳子，十几个人一班，拉着那根通过定滑轮的粗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出——筲”，她们就跑着拉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筲——下”，她们就跑着松绳子。为了凸显淘井的神圣和对宝井的尊重，会有一个老人在三脚架最显眼的位置，郑重其事地挂上一幅驴笼嘴，那是不让说狂话的。
冬天，如果下了一夜的雪，你早上起来看吧！不管你起得有多早，总会有许多条扫干净的小路从各家各户通到宝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村里人都是自觉地比着争着来干这事。这回你起得早，把路先扫了，下回我一定扫到你的前头。有时候雪下个不停，到宝井的路也就扫个不停，雪地里总有许多条像井绳一样的小路，把井和家连在一起。
纯净的井水滋养着纯净的村风，纯净的村风又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村里的人。
我们村种的地也是出了名的，土畦打得正，麦垄耩得直，庄稼长得好。就连锄地时所留脚印，就能让外村人羡慕不已——两只脚印踩成一个人字，顺着竖着看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均匀和规整。
村里人表面上都不嚷嚷，但暗地里比的是孝、是勤、是富。吃嘴不做活，串门说瞎话的女人在村里没有立足之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男人，村里没有。
解放前，村里的男人大都掌握一门手艺，或做一些小生意。有做毛笔、梳子、刮头篦子的，有当厨师做烹饪的，有脱坯烧砖的，有做木工、拉大锯的，有编苇席卖苇席的，还有赶集赶会卖个花椒、茴香什么的……男人们不是师傅就是徒弟，哪有闲人？男人不闲，女人就得跟着忙。家里地里的活，一家老小的吃穿，都要女人们起五更打黄昏地干。解放后，土地入社了，在外地经商做小生意的人大都回到了村里，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男人们除了一天三晌上工给队里干活外，还要再抽空养羊、养猪和种自留地。
那时候养羊养猪可不光是为了卖肉，主要是为了攒粪。羊圈的粪是从地面不停地撒土盖粪，往上抬高。而猪圈的粪是在猪圈中往下挖大坑，不停地往坑里挑水、撒土、扔草，加上猪的粪便和猪在水里的搅合而沤成的。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十天半月就能沤成一坑猪粪。说是羊粪猪粪，其实粪的含量很低，叫农家肥比较恰当。这样的农家肥交到生产队就能换取工分。从近两米深的猪圈里出粪和把粪送到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是男人做的重活，女人一般都干不了。
冬天农闲时，男人还不能闲，要被生产队派去打堤挖河。一年四季男人都闲不下来，男人不闲，女人也得跟着忙，除了做吃做穿，喂猪喂羊外，有时候还得给出粪送粪的男人做个帮手，像扶扶车呀，推推车呀，递个东西什么的，有些活一个人没法干。如果男人打堤挖河住在工地上，这时候家里的一切就又交给女人了。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男人们在农闲时又都呼呼啦啦出去了，有的当小老板去承包工程，有的去城里给人家打工。
前几年，农忙时还回来帮助家里种种收收，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耕种收割都有现成的机械和队伍，只要付钱就行了，家里的女人也能干，男人们也可以不回来了，家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了女人。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村子里，并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地铭记于心，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沉淀于血液中，并慢慢地升华为力量，升华为方向，升华为精神，且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参军后在新兵连，我就发扬了村里黎明扫雪的精神，天不亮时偷着起床，先把连队的公厕用水冲洗干净，再把战友们洗脸盆中的水打好。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机关做财务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还负责机关团支部的工作，还当文化教员，教机关的干部战士学文化课，还经常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我只当了两年兵，也没进军校学习，就直接提干了。我把部队工作看作跟在村里种地一样，我想，只要像村里的老少爷们那样，别怕吃苦，别怕受罪，别心疼力气，什么工作都能做好。
在部队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会想到村里两个人。一个是老支部书记——四爷，我参军走的时候，他给我身上压了载：咱村现在已经有8名军官了，有陆军的，有空军的，就差一个海军的，你刚好是海军，要为村里争光。另一个是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村里给他起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这人身壮如牤牛，力大无比，既皮实又坚强，在家中排行老三。村东有一块低洼的、盐碱的，只长茅草的废地，他利用冬闲起早贪黑，把那地排住翻了三尺多深，把草根捡拾出来，把上边的碱土压到下边，把下边的好土翻到上边，然后又拉来一车车农家肥撒在上面。结果，长出的庄稼比原来称为好地的庄稼都好。
我的学生时代正值十年“文革”，时不时地停课和放任自流，使我少学了很多初、高中的文化课程。在那种环境下，我没有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全部白白葬送，我利用那充分又自由的时间阅读了很多课外的小说，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前村有个叫李明德的说书人，比我大了将近五十岁，我常常拿家里的杏啊桃啊送给他，然后从他那里借书读。那时候读书也没个挑拣的，借到啥读啥。
因为读书，我很早就萌生了上大学、当作家的梦，可直到1976年参军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到部队后，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然后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文凭，同时也开始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自学《古代汉语》和《形式逻辑》时，由于基础差，资料少和工作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我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后来不知咋地想起了村里那个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我自己在心里责怪自己：“难道读书学习比在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还难吗？”这样一想，勇气就又来了。
前些天，我在村里又和街坊邻居们谈起了那口古井的事，街坊邻居们和我一样，都对那口古井怀有深深的感情。有人提议把那口古井重修一次，立碑保护起来。我说，我举双手赞成，需要集资捐款的话，算我一份。
《易》曰：“改邑不改井，井养而不穷也。”我村之古井，藏风聚气，养村育人，恩之深也。重修古井，光大村风，勒诸贞珉，功德盖莫大焉！先乐而志之。
华北平原，黄河岸边的长垣市，有一个叫大李寨的村庄，是我的故乡。
先祖于明朝初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来，我们称为“始迁祖”，亦称“老祖爷”，全村李氏一族都是他的后裔。
有一年，老祖爷孤身一人推一辆独轮车到现在的山东省东明县去卖粮食，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家里多次派人去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了音信。老祖奶去世后，子孙们用白铁按照老祖爷的身高和模样铸了一个白铁爷和老祖奶陪坑下葬了。祖坟选在一块轿地的中间，堪舆人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利于后世开枝散叶，富贵兴旺。果不其然，从此以后，李氏一族人丁兴旺，和顺吉祥。
清朝乾隆晚期，后街粮囤、麦囤两家和一家姓吉的外姓邻居，因为给孩子起名字引起了纠纷，闹得全村人不得安宁。先是粮囤、麦囤两家的新生儿有夭折情况，觉得是与吉姓做邻居不吉利，“吉”“鸡”谐音，是“鸡”吃了囤里的“粮”，于是，再有孩子就起名叫“信”（砒霜），叫药，要把“鸡”毒死。这名字一叫，吉家的婴儿又出现了夭折。从此他们成了仇人，吵架、打架的事时有发生。
村里李姓的老上子（辈份最高的人）找来堪舆人看风水，说是南村九棘新建的北寨门正对我村所致，并嘱在村南依巨龙之型盖庙、凿井、挖塘。寓庙门为龙嘴，井为龙眼，塘为龙身可破也！按堪舆师示，村人集资捐款，鸠工庀材[jiū gōng pǐ cái]，于村南依巨龙之形盖庙、凿井、挖塘。大功告成后，巨龙眈眈目视南村寨门，村里从此风藏气聚，重归平安吉祥。
清嘉庆六年，村人李上林跻身拔贡，署正定教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当下，我们这个小村庄，依然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富裕祥和。和周边邻村相比，村里长寿老人多，房子盖得好，地里庄稼长得好。
村里还走出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李全胜，西安交通大学高材生，中国制冷专家，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是保存毛主席遗体的现场技术负责人之一。李骞，师范院校毕业，高级作家职称，在海内外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李欣，“文革”前的初中生，没有读过高中，恢复高考后，直接就考取了一本的医科大学。李伟鹏，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医科大学研究生。李秀明，姊妹３个考上大学，姐为工程师，哥为医生，他为大学教授。李文艺，３个子女留学国外······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的，入伍前，村里已经出了8名军官，有在役的，有退役的，有空军、有陆军，职务最高的是团级，职务最低的是连级。我服役的部队是海军，后来我提干后，我们那个400多口人的小村庄里就走出了9名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军官。
据村里人讲，若干年来，从村里走出去，在外地工作、居住的人加起来，比现在在村里的人多几倍。有人粗略统计过，村里仅在开封一市的人就在400口人以上。在留居外地的族人中，就更不乏精英人才了。
若干年来，周边村的人，一提起我村没有不翘大拇指的，都说我村的风水好。其实，祖坟的轿地早已被破坏，前几年修的串乡公路直直地从我们的祖坟上压过。村里老人悲伤地告诉我，我们的白铁爷就压在那条新修的柏油路下。寓为龙嘴的大庙早已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矮小的土地庙。寓为龙身的水塘也时常干涸。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那口寓为“龙眼”的古井，一直被村人保护着。也许，是这口古井珍藏着我村的好风水和灵气。
说起这口古井，我是清清楚楚的，它还真不是徒有传说的虚名，它那甘甜清洌的好水质，确确实实为全村一代代人所喜爱。
全村３口井，两口是咸水，都在街中，只这一口是甜水，而在村外，全村人视它为宝井，倍加珍爱。村里通上自来水后，街中那两口咸水井随之被填埋，只有这口宝井，虽弃用，但依然被保护着。
我是吃这口宝井的水长大的，20岁时才离家戍边海疆。不管走了多远，走了多久，这口井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高高的井台，方方的井口，井口四通由当年盖庙、凿井、挖塘时立的捐款石碑铺成，石碑上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深的沟印，一块块蓝色砖砌成的变了型的、不太圆了的井墙，打水时清清荡漾的井水能映出自己的身影······
小时候，放学回到家，书包顾不上从身上去；割草回来，篮子顾不上往地上放，先舀一瓢刚从井里打出来的井凉水，“咕咚、咕咚”喝上一阵儿，身心立马就清爽起来了。那井水完全是可以直饮的，根本用不着烧开。小时候，无论冬夏，我都不记得喝过开水。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南头，离古井比较近。小时候，我常跟在大人后头看大人们去挑水，去往井里打水。熟练的男人们打水时往往不用井绳，他们可以用扁担一头的钩，勾住木筲上的筲攀（提手）往井里打水，他们抓住扁担的另一头，先来回摆两下，然后猛地一松，木筲就躺倒灌进水了，待水灌满后，再用扁担把木筲拉出来。不过这可是需要胆量的，不是一般人都敢这样做，因为操作不好，木筲会脱钩沉到井里。大部分人打水，还都是用井绳。
如果是第一次打水，还往往用小绳子把木筲攀绑在井绳钩上。挑水既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两个大木筲装满水后，足有100多斤重，没有一定的力气挑不动；没有一定的技术，木筲中的水往外溅。有经验的人，弯腰把一丈多长的扁担往肩上一放，腰用力一挺就站起来了，然后随着扁担颤悠悠的节奏，迈步，摆臂，木筲中满满的水荡来荡去，就是不往外溅。
那时候，村里每一家都有一个大水缸，清晨把一缸水挑满，够一天使用。我家因为离井近，到了夏天，多半是吃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那比储存在水缸里的水还好喝。
有一年下大雨，井漫了，水浑了，还进去了青蛙，全村人都很伤心。雨一停，村里管事的人都来了，商量着加高井台和淘井的事。淘井是一件很严肃、很神圣也很壮观的事。
井台上竖起高高的三脚架，顶部装一个定滑轮，一条长长的粗绳通过定滑轮把一筲筲泥水从井里拉出来。几个壮小伙子分班到井下往筲里装泥水，井下很凉，下井前他们总是先喝几口白酒。女劳力的任务是拉绳子，十几个人一班，拉着那根通过定滑轮的粗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出——筲”，她们就跑着拉绳子，当井口的总指挥拉着长腔喊“筲——下”，她们就跑着松绳子。为了凸显淘井的神圣和对宝井的尊重，会有一个老人在三脚架最显眼的位置，郑重其事地挂上一幅驴笼嘴，那是不让说狂话的。
冬天，如果下了一夜的雪，你早上起来看吧！不管你起得有多早，总会有许多条扫干净的小路从各家各户通到宝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村里人都是自觉地比着争着来干这事。这回你起得早，把路先扫了，下回我一定扫到你的前头。有时候雪下个不停，到宝井的路也就扫个不停，雪地里总有许多条像井绳一样的小路，把井和家连在一起。
纯净的井水滋养着纯净的村风，纯净的村风又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村里的人。
我们村种的地也是出了名的，土畦打得正，麦垄耩得直，庄稼长得好。就连锄地时所留脚印，就能让外村人羡慕不已——两只脚印踩成一个人字，顺着竖着看都是一样的形状，一样的均匀和规整。
村里人表面上都不嚷嚷，但暗地里比的是孝、是勤、是富。吃嘴不做活，串门说瞎话的女人在村里没有立足之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男人，村里没有。
解放前，村里的男人大都掌握一门手艺，或做一些小生意。有做毛笔、梳子、刮头篦子的，有当厨师做烹饪的，有脱坯烧砖的，有做木工、拉大锯的，有编苇席卖苇席的，还有赶集赶会卖个花椒、茴香什么的……男人们不是师傅就是徒弟，哪有闲人？男人不闲，女人就得跟着忙。家里地里的活，一家老小的吃穿，都要女人们起五更打黄昏地干。解放后，土地入社了，在外地经商做小生意的人大都回到了村里，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男人们除了一天三晌上工给队里干活外，还要再抽空养羊、养猪和种自留地。
那时候养羊养猪可不光是为了卖肉，主要是为了攒粪。羊圈的粪是从地面不停地撒土盖粪，往上抬高。而猪圈的粪是在猪圈中往下挖大坑，不停地往坑里挑水、撒土、扔草，加上猪的粪便和猪在水里的搅合而沤成的。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十天半月就能沤成一坑猪粪。说是羊粪猪粪，其实粪的含量很低，叫农家肥比较恰当。这样的农家肥交到生产队就能换取工分。从近两米深的猪圈里出粪和把粪送到生产队指定的地方，是男人做的重活，女人一般都干不了。
冬天农闲时，男人还不能闲，要被生产队派去打堤挖河。一年四季男人都闲不下来，男人不闲，女人也得跟着忙，除了做吃做穿，喂猪喂羊外，有时候还得给出粪送粪的男人做个帮手，像扶扶车呀，推推车呀，递个东西什么的，有些活一个人没法干。如果男人打堤挖河住在工地上，这时候家里的一切就又交给女人了。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男人们在农闲时又都呼呼啦啦出去了，有的当小老板去承包工程，有的去城里给人家打工。
前几年，农忙时还回来帮助家里种种收收，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耕种收割都有现成的机械和队伍，只要付钱就行了，家里的女人也能干，男人们也可以不回来了，家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了女人。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村子里，并在此生活了整整20年。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地铭记于心，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沉淀于血液中，并慢慢地升华为力量，升华为方向，升华为精神，且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的一生。
参军后在新兵连，我就发扬了村里黎明扫雪的精神，天不亮时偷着起床，先把连队的公厕用水冲洗干净，再把战友们洗脸盆中的水打好。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机关做财务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还负责机关团支部的工作，还当文化教员，教机关的干部战士学文化课，还经常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我只当了两年兵，也没进军校学习，就直接提干了。我把部队工作看作跟在村里种地一样，我想，只要像村里的老少爷们那样，别怕吃苦，别怕受罪，别心疼力气，什么工作都能做好。
在部队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会想到村里两个人。一个是老支部书记——四爷，我参军走的时候，他给我身上压了载：咱村现在已经有8名军官了，有陆军的，有空军的，就差一个海军的，你刚好是海军，要为村里争光。另一个是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村里给他起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这人身壮如牤牛，力大无比，既皮实又坚强，在家中排行老三。村东有一块低洼的、盐碱的，只长茅草的废地，他利用冬闲起早贪黑，把那地排住翻了三尺多深，把草根捡拾出来，把上边的碱土压到下边，把下边的好土翻到上边，然后又拉来一车车农家肥撒在上面。结果，长出的庄稼比原来称为好地的庄稼都好。
我的学生时代正值十年“文革”，时不时地停课和放任自流，使我少学了很多初、高中的文化课程。在那种环境下，我没有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全部白白葬送，我利用那充分又自由的时间阅读了很多课外的小说，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前村有个叫李明德的说书人，比我大了将近五十岁，我常常拿家里的杏啊桃啊送给他，然后从他那里借书读。那时候读书也没个挑拣的，借到啥读啥。
因为读书，我很早就萌生了上大学、当作家的梦，可直到1976年参军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到部队后，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然后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国家认可的文凭，同时也开始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和文学作品。自学《古代汉语》和《形式逻辑》时，由于基础差，资料少和工作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我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后来不知咋地想起了村里那个外号叫“三皮坚”的人，我自己在心里责怪自己：“难道读书学习比在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还难吗？”这样一想，勇气就又来了。
前些天，我在村里又和街坊邻居们谈起了那口古井的事，街坊邻居们和我一样，都对那口古井怀有深深的感情。有人提议把那口古井重修一次，立碑保护起来。我说，我举双手赞成，需要集资捐款的话，算我一份。
《易》曰：“改邑不改井，井养而不穷也。”我村之古井，藏风聚气，养村育人，恩之深也。重修古井，光大村风，勒诸贞珉，功德盖莫大焉！先乐而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