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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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英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班主任，但从小学到初中，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始终让我刻骨铭心。
当年我就读的学校是武汉市洪山区尤庙公社尤庙小学，后改为武汉市青锋中学。
那是在1965年下学期，我读小学五年级。那次，是我放暑假开学第一天，到学校报名的时候，看到学校来了一位美如天仙般的新老师。当看到她第一眼时，我的神经都有些发呆，原来世上还有这美的人？当时，她扎着两条到屁股尖上的乌黑长辫子，皮肤白净，明目皓齿，鼻梁端正，标准的柳叶眉，带一身古典的气质，看了，让人十分羡慕。
老师来学校后，担任我大妹李善玲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大妹上了她的课，回来也说：“她的班主任老师特别美，名字叫曾宪英”。以后，我也把她的名字记下了。
那个年代，老师的教学态度非常认真，而且又亲切。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般地爱护珍惜。虽然我没能在班上听她讲课，从她一次次登门家访，我越来越感觉这个老师心地善良、宽厚待人，品德端正，又极其热忱地时时刻刻惦念着班里每一个孩子。
那时，我们还小。看着老师到村里来家访，反而吓得躲得远远的，看都不敢看一眼。哪晓得，老师看到这样的现象，越是找我们说话，还鼓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看看你们的。
记得老师来学校第二年春天，就是196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刚刚吃过晚饭坐下来，哟！突然门口来了客人，母亲自然上前打招呼问：“您找谁？”老师非常有礼貌地、声音轻雅地回答：“您是李善玲同学的家长吧？”她这一问，母亲一下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只是连连答应：“是的，是的，到屋里坐。”
接着她跟着母亲一起坐在我们睡的床铺上，就像家人那样的随和，和母亲交谈起来。我懵懂地站在母亲旁边，听她们说话。听曾老师说：祝贺您的女儿李善玲，这次在我们班上期中考试获得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当时，母亲听到这话，激动得泪流满面，认为农家女儿能有上学的机会，发自内心地感谢老师。认为：没有老师耐心的培养，哪有学生自己优秀的。那次，曾老师和母亲谈了好一阵子话。后来她们说着说着，听到屋外打雷下起雨来。这叫母亲简直不知该怎么好。把老师留在家里住一晚上不现实，催她快点走，更不忍心。在这样忐忑不安的情况下，曾老师看出母亲为难的心思，反而安慰地说：“您别着急，我带着手电筒的。”
后来曾老师走的时候，母亲连忙找出家里唯一一把破了边子的油布伞给她，母亲戴斗笠，穿蓑衣送一程。当时曾老师一直客套，不需要送。母亲认为一个女孩这么晚了，人生地不熟，怕一路不安全，执意要送。
那次，母亲一直把她送到学校。我们家到学校的路程一面就有4里多。而且那个路不叫路，是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田埂连接起来的，走的人多了，就叫路。而且一路泥泞路滑，一不小心，就有摔跤的可能。后来母亲回来说，曾老师是天下第一好人，一路总是照顾我，为我打电筒照亮，为我遮雨，生怕我淋湿。
那次，曾老师的家访，让母亲感动得一些时都在念叨，嘱咐我们不要忘了这好的人，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对得起老师，对得起父母，也对得起自己。
过不多久，是春耕农忙。当时，学校都放了农忙假。那次曾老师又被分配到我们村里支农。
那天上午，我正牵着妹妹在门口玩，忽然间曾老师戴着草帽，辫子挽在草帽里，卷起高高的裤腿，一双赤脚，走到我面前。我不知所措地慌忙上前叫一声：“曾老师”。本来一身书卷气的人，这时一身泥土，愈发让我敬重。老师和我打招呼后，赶快下田去，和社员们一起插秧。她学着插秧的农民，一直弯腰不起，蚂蟥叮在腿上，一声不吭，拍掉继续插。旁边的大婶看着说：“这姑娘，哪像城里来的先生”。不难看出，老师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还有做人的修养，肯于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个年代提倡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学习。曾老师的一言一行，始终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
曾老师多才多艺，让大家赞不绝口，她能歌善舞，在学校亲手创办了一支文艺宣传队，由十个年龄相仿的女孩组成。宣传队也有我大妹参加。在她的精心培养下，孩子们迅速成长为各班全面发展的尖子生。这支队伍常年活跃在学校文艺舞台上，而且经常下乡演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经费，总由她个人承担。听妹妹说：“因为宣传队员需要化妆品什么的，都是曾老师自己购买”。这无私的行为，给同学们带来深远的教育意义。
由于“文革”耽搁，1968年，学校复课。原来的游庙小学继续开办初中班。我也进入了初中一年级的学习。初中班，学校开设了英语课。
记得第一节英语课的时候，曾老师精神抖擞地一手拿着教鞭，一手拿着课本，笔挺笔挺地站在教室门口。似严肃，又是温和的态度。本来她那一副得体的美，就十分讨学生的喜爱。看着曾老师来了，之前教室乱哄哄的声音，陡然安静下来，个个眼睛直溜溜地看着老师。
老师在门口说了一句外语：“Stand up”我们学生听不懂这句话，曾老师给我们翻译：起立！当时，我们齐刷刷地起立，当我们站好后，老师进来了。接着说一句：“Sit down，I love you all.”我们听不懂，个个都站着没动，老师翻译说：“请坐下，我爱你们”。第一节外语课，我们那一班调皮的，不调皮的，都被老师教得服服帖帖。后来同学说：“曾老师有板眼”。
往后的外语课，曾老师一直耐心地教我们怎么发音，怎么背单词，怎么学会朗读短篇外语文章。有时为了讲清一个单词的读法，不知要反复多少遍，而且总是走到学生当中，听、读、看、练。老师的心思就是那样殷切地巴望着每一个学生学好外语。在曾老师耐心的教导下，全班的外语成绩名列全校同年级前茅。尤其是我们从不喜欢外语，到肯学，到爱学这个过程是非常可喜的。
曾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英语，她教的起立，坐下，我一直不曾忘记，那是她做女人的仪态与风骨。尤其是女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尤为可贵。曾老师已教给我们了。
多年后，我在镇上看到曾老师，她已不再是扎长辫，而是剪了齐耳短发。但眉宇间那份庄重一点也没变。站在街角，我心里喊了无数次老师，却又生怕打扰她。
然而，她因病早早离世，这份悲痛萦绕我许多年。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她，心底依旧酸涩翻涌。尤其心底始终藏着一份遗憾，后悔当年那次，没能大声喊出声的曾老师！
如今，曾老师教我的外语，大多忘了。但她这个人，我始终没有忘记。尤其是她站在教室门口那一声清脆的“Stand up，”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