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端午节

母亲的端午节，从清明前后就拉开序幕了。

最先准备的是咸鸭蛋。小时候日子清苦，家里养的鸡鸭下的蛋都金贵。鸡蛋多是留着给我们改善生活，鸭蛋则常被攒起来。攒够半篮子，母亲就挎着竹篮去集上卖，换来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然而，一到清明，母亲就开始格外留意鸭子下蛋的动静。她挑选鸭蛋有独门诀窍：得是青壳的，蛋壳要厚实，对着阳光照还要透亮。选好的鸭蛋，母亲会先用草灰仔细擦洗，再用烧酒挨个消毒，而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放进腌菜坛子，坛口用塑料膜裹紧，再糊上厚厚的黄泥封实。每次见母亲蹲在锅屋角落忙碌这些，我就知道，端午节的脚步近了。

进入五月，端午节才算真正开场。打粽叶是第一件大事。集市上捆扎好的苇叶，母亲是从不买的，她总会去村后河边亲自采，专挑叶片宽大、颜色鲜绿的。采回来的苇叶，要先一片一片搓洗干净，放进盐水里浸泡去除虫卵，接着放到锅里煮，再过一遍凉水，最后拿剪刀修剪齐整。经此多道工序，包粽子时苇叶才又柔韧又清香。母亲做事总是这样，似乎从不怕麻烦。

包粽子是端午前夜的重头戏。新鲜的糯米提前用井水泡好，等米粒喝饱了水，胀圆了肚，母亲就把沥干水分的糯米倒进簸箕。我蹲在母亲身旁递棉线，看她包粽子，仿佛在看一场神奇的魔术。只见母亲左手紧紧攥住两片苇叶叠成漏斗状，右手舀起糯米，再捏一颗红枣几粒花生嵌进去，这是给我们特制的“甜心粽”。她的动作娴熟又精准，粽叶在她手里乖乖地折出棱角，再用棉线一圈圈缠紧，转眼间，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就成型了。

粽子包好后，我们姐弟三人眼巴巴地守在灶旁。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咕嘟作响，粽子的香气很快弥漫开来。母亲坐在矮凳上守着火，铁勺敲出轻快的节奏，嘴里还哼着歌谣：“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白雾缓缓爬上母亲的眼角眉梢，又漫过我们的鼻尖。在那团暖烘烘香甜甜的雾气里，我们奶声奶气地跟着唱：“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母亲笑着看向我们：“一群小馋猫！”

端午节，自然还少不了艾草的清香。母亲常说，端午要是少了门楣上那几枝青绿，就像戏台子缺了锣鼓点，总归少些滋味。艾蒿是端午当天从自家地里割回来的。母亲早早下地，收工时顺手薅一把，剔除枯枝，用红绳捆成两束，挂在门框上，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捎来夏日的耳语。

端午节早晨，我们期盼已久的粽子终于端上了桌——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隆重的端午记忆。吃粽子时，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动筷子。她先给我们每人剥一个甜枣粽，自己却只吃白米粽子。母亲腌制的咸鸭蛋此时也揭开了神秘面纱。咸鸭蛋切开的瞬间最是诱人，母亲把咸鸭蛋切成四瓣月牙摆满盘子，蛋黄油汪汪地躺着红油。“慢点吃，别噎着”，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笑着叮嘱。

如今，母亲已年逾古稀，头发全白了，腰也弯得厉害，除了不再亲自打苇叶，端午节的仪式感一点都没落下。节前半个月，她就开始打电话召集我们：“端午节都回来，我提前包蜜枣粽和咸肉粽给你们留着！”因为母亲坚持，我们家的端午节几十年如一日，吃着粽子咸蛋，拉着家常，团团圆圆，安安康康。餐桌上，母亲还是习惯性地把多放了蜜枣和咸肉的粽子往我们碗里夹，就像小时候一样。

作家冯骥才在《我们的节日》里说:“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传统，往往就是依靠代代相传的一年一度的节日继承下来。”对母亲而言，端午节不只是日历上的一天，而是一个漫长的精心筹备过程。她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对家人的爱一点一点包进粽子里，腌进鸭蛋里，编进艾草里。这些看似平常的物件，经她的手，都变成了充满仪式感和温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