熏风掠过广袤的原野,捎来一缕若有若无的甜香。
起初,这气息还羞怯地藏在麦穗里,渐渐地就大胆起来,风里的甜味也愈发浓稠,混着阳光炙烤麦秆的焦香,浩浩荡荡地漫过村庄,漫过河流,漫过每一寸土地——原来,又是一年麦熟时。
农谚说:“芒种三天见麦茬。”每当望见饱满的麦穗垂首轻摇,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涌,我的目光便会瞬间灼热。记忆就像老旧的放映机,倒回生我养我的皖北故乡,回到儿时混着汗水与麦香的麦收时光。
20世纪80年代的麦忙时节,天还没亮,村子就醒了。布谷鸟的啼鸣刚划开浓稠的夜幕,父亲就已蹲在门槛边,将镰刀磨得铮亮。母亲则在锅屋忙活,风箱拉得“呼呼”作响,土锅里熬着解暑的绿豆汤。铁鏊子上烙饼的香味和捣蒜臼里鸡蛋蒜的鲜味,飘得满院子都是。
割麦要趁晨凉。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背着母亲给我准备的小水壶,也跟着摸黑赶往麦田。蛙鸣犬吠中,地里早已传来“唰唰”的割麦声。父亲披着旧外套,戴着草帽,镰刀起落间,一茬茬麦子整齐倒下。母亲在另一垄收割,不时回到父亲身后,三两下就用麦秸秆将麦子捆扎成紧实的麦捆。
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弯腰,可麦秆却好像故意和我作对,要么打滑割不断,要么险些割到腿。父亲笑着直起腰,抹了把额头的汗,手把手教我:“握刀要稳,下刀要快,得顺着麦秆的劲儿走。”在他的指导下,我终于划出歪歪扭扭的麦茬路,看着身后蜿蜒的“战绩”,心里甜滋滋的。
晌午的日头毒得要把人烤化。大人们暂时停下手中的活计,聚在树荫下歇息。母亲㧟着竹篮从田埂走来,拿出早上刚烙的饼,还有滴了香油的鸡蛋蒜,自家地里种的番茄黄瓜。父亲一手拿草帽扇风,一手端着搪瓷缸,仰头灌下冰凉的压井水,和乡亲们闲话家常。我那时最盼望绑着“冰棒箱”的自行车在地头突然出现——母亲总会给我买一根5分钱的“白糖冰棒”。
休息片刻,暑气稍稍褪下,麦地又热闹起来。一块地割得差不多了,大人们就用木叉将麦捆甩上架子车,叠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这些孩子,有的帮忙架车把,有的帮忙扛车辕,还有的捡拾散落的麦穗,虽然又热又累,心里却满是参与丰收的自豪。
夕阳西下,一架架满载的架子车“吱呀吱呀”晃进打麦场,脱粒便开始了。拖拉机拉着石磙,一圈一圈碾过麦穗,麦粒混着麦糠铺了满地。我们蹲在旁边,用木叉挑开碾过的麦秸。月亮慢慢爬上树梢,麦垛也在大人们手中如积木般层层垒起。趁着有风,父亲用木锨将混着麦糠的麦粒高高扬起,随着一道道美丽的弧线,麦粒倾泻而下,麦糠纷纷飘落。父亲负责扬场,母亲则负责扫场。母亲头顶花毛巾,手拿大扫帚,轻柔地扫去“麦余子”,身影在月光下格外温柔。那时候,孩子们跟着跑了一天,大多已经累得蜷在麦穰垛旁睡着了。
我们家地不多,从收割到晒麦大约需要十天,老家称这段时间为“过麦口”。晒麦是麦收的最后一道工序,太阳好的时候,要将麦粒均匀地摊在空地上。我拿个小板凳守在麦子旁,负责看场,驱赶偷食的麻雀,时不时再用耙子划拉几下,确保每一粒麦子都能晒到。阳光星星点点洒在麦子上,整个世界都是浓郁的麦香。
老家还有“麦梢黄,女看娘”的习俗。新麦晒好磨成面粉,出嫁的闺女要带着蒸的第一锅新麦馒头回娘家。一家人围坐一起,喝着麦仁稀饭,吃着喷香的馒头,家长里短间,亲情也愈发醇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农业现代化的浪潮已席卷大地。如今,联合收割机取代了镰刀,智能化烘干设备替代了晒场,手机App和无人机能远程监控农情,曾经需要全家老小忙活月余的麦收,现在两天就能完成。传统的打麦场渐渐消失,石磙、木耙等农具已成了民俗馆里的展品。
一年又一年,麦子黄了又黄。弯腰劳作的艰辛虽已远去,但土地馈赠的喜悦、对丰收的期盼从未改变。而那些藏在麦香里的旧时光,始终是我心里最温暖的乡愁,和最美好的记忆。
《麦子熟了》,首发于2025年6月27日《安徽法治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