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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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住院了。夜里起来上厕所，刚撑起身子，胯骨竟断了。
接到父亲电话，我和爱人赶到病房，她正盯着病房的天花板发呆。听到父亲招呼我们，她浮肿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转过头说：“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句话，听她说了几十年。她总是这样。
同屋的大爷骑电动车摔断了腿，成天哎哟哎哟地叫，每次换药，他儿子都得哄上半天。我对她说：“妈，疼了你就叫出来，能好受些。”她摇摇头：“不疼。”
怎么能不疼？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睡觉打鼾，嗓子里像安了个风箱。那几天我陪床，夜里支着耳朵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她应该都没合过眼。
她不能动，一直安安静静地平躺着，给她往右侧翻身时，她就贪婪地看向窗外。
我去打热水，给她擦脸。毛巾拧干，抖开，热气漫开来，她眯起眼睛。她脸上的皮肤已经那样松垮了，额头的皱纹一道一道，像老树的年轮。
我想起小时候发烧，她给我敷额头。毛巾温乎乎的，敷完了，又拿手背来贴我额头，一遍又一遍。
那时候她多利索。地里回来，灶台下来，猪圈出来，一双手没闲过。冬天冷水里洗菜，十个指头冻得通红，往围裙上擦两把，又去和面。
现在那双手放在被子上。关节变了形，几根手指朝一边歪着，伸不直。有一回我给她剪指甲，问她：“妈，这样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不好看了。”她把手缩回去，放在也已经变了形的双腿上，像搁着两件用坏了的旧东西。
她不说疼，也几十年了。
我七八岁那年，跟着她去地里收麦子。她镰刀割到小腿上了，血直往下淌，我吓得叫出声。她抓了把干土摁在伤口上，掏出手绢扎住，又弯腰割。
2008年，她乳腺癌手术。同病房里三个病人，数她的刀口最长。临床的阿姨疼得直哼哼，她一声不吭。护士吊水时对我说：“你妈都不像做这么大手术的人。”
我打小身子弱，刚结婚怀过一对双胞胎，没能保住。她一直在医院陪我。有一天我睡醒，看她坐在床沿上抹眼泪，我鼻子发酸：“妈，别哭了。”她攥着我的手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儿啊！妈妈心里疼啊！”
我没有哭，我不能哭。那是我唯一一回听她喊疼。
她乳腺癌手术之后，又查出来类风湿关节炎。前两年冬天，她右脚使不上力，拐着脚走了好几天。父亲带她去拍片子，医生看了说：“五个脚趾，断了四个，得上钢板。”问她什么时候断的，她想了半天，说不上来。医生吃惊地问：“不疼吗？”
这次住院，医生说是因为她长期吃激素药，骨头全糠了，打骨钉都难。她缩在病床的被子里，身体只有薄薄一层，脸色和床单一样白，无助得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三个主任一起上阵。她还有高血压，心脏病，肾病……给她打骨钉就像在沙滩上建房子，补上这块，要小心那一块是否塌了。
住院那些天，多是父亲守着她。每次我们去，她就赶父亲回去歇着。有一回父亲趴在床边睡着了，她就那么侧着头看父亲，一动也不动。我说：“妈，你也睡会儿。”她说：“我睡觉打呼噜，别吵着你爸。让你爸多睡会儿。”
一个月后，她出院了。医生说，至少还得再躺半年。
出院那天，她躺在担架上，被抬上车。她一路上都没说话，只是看着车窗外头。车子开过一条街，又过一条街。路边柳树刚抽出嫩条，细细的，黄绿黄绿的，在风里摆着。春分了，风还是凉的。
她忽然说：“这回又花了你不少钱吧。”
“妈，你说什么呢！”
她不说话了，扭头继续看向车窗外。
车子慢慢开着。路边的柳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她一直侧着头，眼睛里亮晶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