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濉溪县双堆集,有一座“不起眼”的烈士陵园——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七十多年前,那里是一片被炮火翻犁过无数遍的焦土。
10月1日,我去了那儿。
那一天,当车子缓缓驶进陵园附近的停车场时,透过车窗,我看到了不远处一群一群的人正在慢慢走进陵园。这是我第一次去双堆集。一路上,我看到的不是两个简单的“土堆”,而是厂房林立、瓜果飘香、冷链物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新镇。
我停车的地方是乡亲们晾晒谷物的场地。周围一块块玉米地,映着蓝天白云,刺人的眼。它们正在秋风中兴高采烈、大声地喧哗。有的田地已收割结束,玉米粒摊晒在场上,有的还没有开始收割。那一片片丰盛浓密的绿叶下面,隐隐约约地露出一个个牛角大的棒子。一位正在农忙的大爷掰了一个,剥开干黄的外皮,露出了一排排金牙齿般的玉米粒,整整齐齐。
从东门走进陵园,就看见白色的纪念碑立于广场中央,高大、庄严、肃穆。走进来的人都不说话,我随着人流默默地沿着宽阔笔直的主干道朝前走。远远地就看见碑前有人在整理大花篮。近了,更近了。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一步一步朝前挪,肩膀在不停地抽动。鲜花的香气吸引着几只蜜蜂来回飞舞。他不驱赶它们,也许蜜蜂的“嗡嗡”声能代他传递什么吧。我静静地站在纪念碑前,望着碑身上“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10个烫金大字。双堆——战后尸体堆积成的两座小山。革命先烈用命填的,一直填到对手彻底垮掉为止。
我别过脸去。阳光从苍翠的松柏缝隙中落下来,塔身被染成了金红色。
纪念碑的周围是烈士墓碑群。一排排的小墓碑,整齐得像阅兵方阵,碑面光滑如镜。一块一块在斜阳下静默着。
我沿着步道走了一圈,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排墓碑前蹲下来。我面前的一块碑上刻着:赵珍,河南封丘人,1931年生,中野9纵79团战士,1948年12月在双堆集歼灭战杨圩子战斗中牺牲,年仅17岁。我朝左边探了一下身子:丁祖信,1928年生,安徽无为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排长,1948年12月10日在大王庄战斗中牺牲,荣立一等功。我站起来向前挪了一步,又蹲下:王放船,安徽六安人,1917年生,1948年12月15日在双堆集牺牲。
十七岁。二十岁。三十一岁。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我站起来,一块一块地看过去。有的碑前插着一面小红旗,旗面已经褪色,被风撕开一道口子,但旗杆插得很正。有的碑前放着苹果,有的放着几颗糖。还有好多墓碑上面什么也没刻,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我走到那些没有名字的墓碑前,碑面反射着斜阳,像一面面沉默的镜子。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碑面。凉凉的,滑滑的。他们是谁?哪里人?多大年纪?家里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这些都无从知道。我越摸越凉,直到冰凉刺骨,就像七十多年前,炮弹落在这片土地上时,泥土也是这么凉的。
我摸着的这块土地,是一块血地,底下全是骨头。
我把一束菊花放在其中一块无名碑上。风吹着我的发丝,花瓣在风中抖了一下。
我在墓碑前蹲了很久,脑海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直到腿脚发麻,我才慢慢站起来,走到“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纪念馆”的正前方,在这儿看到了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的雕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个人立在那里,比真人略高,目光朝着不同的方向。
“这五位爷爷要是现在还活着,该多好啊!”旁边的一个小朋友说。
我往后退了退:他们身后是纪念馆,纪念馆的后面是纪念碑,再往后是整片整片的玉米地。当年他们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时候,是怎样的年纪?又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脚下踩的就是这块玉米地,只不过那时候,冰天雪地,还没等到玉米种子落地,土地已经被炮火翻了好几遍。
纪念馆里光线有点暗,展柜却一盏一盏地亮着。我们走得很慢,仿佛跟随老一辈又重新走过那段峥嵘岁月。
“支前厅”的展柜里有一面锦旗。锦旗不大,边角皱皱巴巴的,上面绣着的“支前模范”四个字还能认得清。我凑近仔细看了看,布面上还能看出针脚的痕迹。针脚很粗,像是农家妇女的手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濉溪人民推着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我突然想到刚才路过一块展板时,看到的一个数字:40万。我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画面:40万民工推着小车、抬着担架,在那个冬天里和解放军并肩作战。“40万”——这是什么概念?双堆集现在才有多少人?
一个举着小红旗的少先队员,正站在一面大红旗面前,一动不动地看。我悄悄地站在他身后。这面红旗,编号为2025-0096,于2025年4月6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就被珍藏于此。他的小红旗在哪儿买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两面旗帜,还有他脖子上的红领巾,都是一样的红。
出了纪念馆,绚烂的晚霞,铺满了半个天。
我慢慢走出了烈士陵园的大门,心里堵得慌。
田野的风,清凉了很多,吹得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一股股桂花的香气漫过村庄、田野,漫进内心深处。我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晚霞下去了。乡间冒出淡淡的蓝烟,先是一缕一缕的,后来就变成一大片一大片的,自下而上地升腾,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