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岁

农历新年还没到，新历新年已经过了的一月，因我给孩子过周岁，母亲和弟弟第一次来到我的家。屋子里的彩色气球、拉旗、主题气球、头像立牌、抓周用品都准备好了。我按照网上流行的式样，跟母亲和丈夫一起为孩子走了净手、冠衣、带金、过葱门、梳头的流程，其余需要公婆的流程便从简了。母亲几次要开口说什么，最后没说出口。她很生疏地执行着我的指令，嘴里每每发出一些声音。我有说不出的压力，大概是我草率的精致让人不舒服了。

丈夫把气球一个个打好，我拿着相机拍摄。孩子不过刚会走路，话还不会说。母亲不停吆喝着，让他叫舅妈。弟弟在一边手足无措，眼睛却神采奕奕。啪！气球炸了，我没说话，丈夫继续。他套了两件长袖的体恤，头发也没有理。一条灰白色的运动裤，不可谓松弛。母亲还在继续，俨然不让孩子叫出舅妈不罢休的架势。那女孩嘻嘻哈哈笑着，被迫应付母亲的过度热情。

母亲这次来主要是去给弟弟过彩礼的，经由山东再到了我这儿。但此时弟弟与女友尚未领证，母亲的行为让我也颇为尴尬。我回到主卧，开始收拾阳台上拿回来的干衣服。丈夫接了一个电话后进来找我。

“我爸妈让咱们把抓周的东西全带过去，还有头像立牌和生日宴那个牌子。”

“他们不是说我弄的是村里的东西吗？”我憋着气问。丈夫又解释了两句。无妨，我知道最后都是要带的。

我们驱车赶去欢喜楼，一路上感觉糟透了。接下来的吵闹可想而知，而面对那些亲戚的应付场面，更是让我头皮发麻。街上的树木已经挂好彩灯，一些店铺的春联也都贴上了。落叶和痰迹昭示着深冬，冷落得不成样子。

“他们家人真多，”弟弟对我说，“一个都没出来。”

“随便吧。”我是真心这么认为，总之是不能再糟糕了。

“你那边顺利吗？”

“都是事儿，给彩礼那天她姐没来，她弟来了说要借钱。”

我转头严肃地看着弟弟，随后泄了气似的。忽然到了这样谈婚论嫁的年纪，我和弟弟却没什么话好讲。好在熬过这天就好了，过了周岁这天我想跟弟弟谈谈。自从我结婚后，母亲就督促着弟弟帮我。不管是新婚的仪式还是周岁礼，她都通过指派弟弟来介入。我敢肯定的是，她这么做多是为了省事。不过，更隐秘的可能是丈夫的揣测，他认为母亲是想借此将我和弟弟深入绑定，以此达到让我们互相照料而她坐收渔利的目的——这次就是。他言辞激烈，面色阴沉，逼得我心绪郁结。

“也不好好穿衣服，非要穿成这样来。”我抬眼看到母亲的装扮，半高领子的毛衣，头发扎起，碎发散乱，一条牛仔裤裤腿挽起来一截。

“随她吧。”弟弟随口说。

我深叹了一口气，预料之后因此会有一场风波。

实在是如此。我无法改变任何东西，也无法知晓任何东西。弟弟不信任我，他是母亲责备我不争气的方式。我发现我真的不了解我的亲人们，以至于我对他们丧失了兴趣。有关他们的记忆大致停留在十三四岁，那之后的信息几乎全部自相矛盾。

我的弟弟，我的母亲。我不了解。

我的丈夫。我不理解。

他们彼此之间的防备和芥蒂，真是个十足的谜。我不确定具体的矛盾在哪里，但他们都坚信我被对方蛊惑了。

“你弟干什么工作的？”丈夫问。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的，一直如此。我不关心他做什么，何况他总是说不清楚。他好像总是很清闲，一时在青海住上一阵子，一时又跑去了长沙。他的朋友很多，以至于他经常在朋友圈哭穷以求唤醒其中某个的良心能还他钱。我对他十五六岁之后的事很不了解，那之后我们因学业离开镇上。他有过几段感情，基本都是山东姑娘。分开的原因也十分相似，都是女方嫌弃他穷。母亲为此大发雷霆，但又显然无能为力。

丈夫喋喋不休，声称母亲是来打秋风的。他对弟弟的婚姻状态十分警惕，这与他本身的多疑和他父母的倨傲不无关系。我躲进房间去，面见一大群人。丈夫被迫跟着，同他那数量可观的亲戚打交道。孩子吓得趴在我肩膀，婆婆过来想抱走，但孩子躲着她。那些从属于公公那边的亲戚们，全拥挤了过来。同母亲打招呼，逗弄孩子，以及与我寒暄。婆婆低头斜眼不停打量着母亲，她穿一身乳白色旗袍，上绣着牡丹花，头上别着玉钗，脖子上挂一串玛瑙项链。睫毛膏有些打结，但粉底铺得不错。看起来她是这场宴会的女主人，尤其是招呼服务员时。

我和弟弟被隔开，一次也没能招呼他。我们上次见面还是两年前，那时他替母亲来参加我的婚宴。母亲声称来往路费过多，又说家中活儿多忙不过。我是不想听一句的，但弟弟的到来仍旧让丈夫气闷。他对我家人的造访总是满含恶意，“他是来给你撑腰的。”他说。那天领证，我们应该分道扬镳的。

丈夫躲到了一边去，留下我跟孩子被困在亲戚中间。母亲被拉着坐到了上座去，婆婆和丈夫在一边窃窃私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间包厢的每一角都没有值得快乐的事发生。母亲很窘迫，她看起来通情达理了不少。弟弟不知所踪，我盯着丈夫，他偏过头假装没有看到我。

服务员开始上菜，我和孩子在一边的小桌子上。需要先喂好他，我才能上桌。弟弟过来帮我，但他还是个新手。我们有些陌生，半天没有说话。读初中时，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乘坐城际公交车，一天来往两次。我和弟弟需要穿过北边的车站，那里经常停放未卸货的火车。我们从火车底下钻过去，要过六条铁轨才能到达大路，再走上一公里到公路边等公交。弟弟的一个同学，某次过火车道时正赶上火车刚停不久，突然从火车头开始向后如手指节的嘎巴声一样的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的耸动，把右腿压断了。那之后我们过火车铁轨，要么从连接处攀高翻过去，要么在一节车厢正中间的宽阔处爬过。不过总是胆战心惊，却是真的。

“早劝过你了，你这么好。”弟弟犹豫许久又说。

我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其实他的婚姻，我也很不看好。我们默默坐着，各自忙着手上的东西。其实这四周，是让我感到彻骨陌生的。我跟他说父母向来偏心他，他不耐烦地阻止我。我又从当下——我的婚礼——入手去说，他还是拒绝了。我想我们是无法再亲近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之间的隔阂对彼此都是解脱。如果我们非要交谈些什么，总也是十分无聊的。不管怎么小心翼翼，一种稳定的关系也是奢求。

丈夫来了，嘴里的东西还没有咀嚼完。他让弟弟去吃饭，人还没走就问我刚刚聊了什么。我恨切切看着他，许多年里人们很少谈论婚姻的缘由大概是这样的。在这种亲密关系中，人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被剥夺感。我察觉到他的窥视，脆弱而僵硬地诠释了我们的关系。

他喜欢询问，并把我的气愤当作证据。

“没有见不得人的话，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不高兴是你总是用这种口气询问我。”

无可救药。我们各说各话。

孩子吃完了，婆婆过来，我们的对话被打断，但我并不想上桌去。丈夫开始重新吃，显然刚刚他没有吃饱。我和弟弟隔得老远，母亲在他旁边。桌子上五颜六色的菜，菜外的人声鼎沸。这两者之间，是不相容的。

我看着弟弟，母亲，未过门的女友，他们是一家人。吃饭的丈夫，喝酒的公公，吃饱了的婆婆，他们是另一家人。如果我们之间的空间足够大，不像现在聚集在这房间，或许彼此的感受都会更好些。这让我想到了25号小白鼠实验，一个关于空间的探索性思考。当老鼠们能够获得足够食物且拥有足够空间时，它们的社会有符合幸福标准的许多体现。不过，当空间受限，一切都会改变。至于说这种有限空间的社会里，男女的对立不过是更激烈对立的替罪羊。我看着亮晶晶的水晶灯，各种形状的盘碗，各种颜色的人，不同分贝的声音，有规律的线条，只感到从未有过的限制。

“你们刚说了什么？”丈夫追问。

“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过得不幸福吗？才要在不管什么地点，不管在谁的面前都这样疾言厉色？”

不欢而散。事后我们一起带孩子出去，大吵一架。在人的情感密度中，怨恨实际远超出爱意。前者在生活中频频出现，以此彰显我们共有的固执属性。

“让你妈坐在主位还不够吗？敬酒不吃吃罚酒。”

“少拿这种毫不费力的恩情说事，这只能验证你们的卑鄙。”

显然，其他人没有戳破我们。我假装笑着，跟从招呼的二姑重回包厢。公公安排了一部手机，在转桌上依次经过，以录制大家的祝福语。落座前，二姑拍拍我在我耳边说：“注意场合。”冷笑，无奈，崩溃。我忽然觉得，人是人的限度。

好了，我们开始吧。先从姥姥开始。

母亲说了两句后，开始捂着嘴笑。我立刻观察婆婆，她对母亲上不得台面的表现轻蔑一笑，那被我看在眼里。

“我妈说你妈长得不好看。”丈夫突然说。他如往常一样声称，这句话是他背叛他母亲而告诉我的。

我抱着孩子起身离开，众人不明所以的眼神中似乎都在责备我的不体面。在包厢的露台上，塑料假花瑟瑟发抖。对面的大楼上挂着清洁玻璃的工人，不细看只会以为那是个污点。我很后悔自己不会吸烟，这感觉就像大脑像西瓜一样被挤碎。如果会吸烟就好了，很多声叹息都会在空气中打出形似的烟圈。现在的情形是，我的一切都没有形状。

“等会，录完视频再抓周。”公公发话，我的视线扫过在场的人。

他们继续说，好像我真是因为听错而站起来。还是太拥挤了，如果我们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启群居生活，很多的摩擦和误会都可以被避免。从前我在乡野间奔跑，大地上只有我和风。我的世界里没有很多东西，但那并不是我缺失的。等到我长大了，与许多成年人一样的生活时，社会所赋予的生存方式才真正让我感到残缺。

我强颜欢笑，录制视频。祝福我的孩子，不要长大。

抓周仪式，一扫阴霾。人们都关切地想知道孩子到底会抓到什么。我们把他放在桌子上，其他人团团围住。丈夫拿出太奶奶赠送的小金锁，让婆婆在众人面前再次为孩子带金，而其他的仪式觉得没必要，就省掉了。孩子抓起了金钥匙，毛笔和尺子，婆婆都拿下来了。她说还没准备好，她指的是录视频的人还没打开手机。母亲站得老远，弟弟也是，还有我。直到孩子再次拒绝奶奶，我才被叫到了桌子边。

热切期盼，屏气凝神。孩子抓起毛笔后，笑声炸开了锅。紧接着他抓起了拨浪鼓，人声默默，婆婆跳出来解释。孩子再次抓起毛笔，大家喝彩。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关于这种欢乐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一年以前，当我怀孕时。我对婚姻和生育完全不了解，肚里子有一个活物原来也不怎么值得高兴。那时候每个晴天我会在阳台上晒肚子，这是我的“恢复”时间。跟公婆的相处，让我深感压抑。而被裁员的现状，又让我避无可避。

一整天，我只做一件事：怀孕。偶尔因感到荒唐而发笑，好像只有等待咒语自动解开这一个办法。生产时遇到一场疫病，我独自一人躺在留有血迹的床单上。毫不雅观地张开双腿，护士冲上来三个使劲按压我的肚子。我没有感到疼痛了，自从打了无痛针后。那时候我来不及想我的身体原来跟别人的是一样的。等到孩子生出来时，我看着医生在缝针。几次观察，才确信她是在缝补我身体的缺口。护士冲出去给丈夫报喜，丈夫打电话给公婆报喜，公婆发群消息给亲戚们报喜。是个男孩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他们都不必再强调生男生女都一样了，我也不必再听。

我想起来这些或许是为了纠正一个想法，生活原本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感到疲惫，最可能的情况是在与身体争夺灵魂的过程中，我落入下风了。

“把书打开。”某个姑姑对婆婆说。

她打开书逗引着孩子，他毫无兴致。婆婆翻了几下，开始说那本叫《苏格拉底的申辩》的书不好，还是小人书更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不好好挑选。我想在人群中搜寻出母亲来，但找了一圈也没看到。她听了这些话是什么样的，还是说她的消失就是答案。

抓周仪式完成，丈夫去结了账。那笔令人惊叹的费用，真像条隐伏的蛇。回家时，我坐弟弟的车，丈夫去送他父母了。街灯亮了，很快就是农历新年了。窗外的世界照旧，人类为其划定的时间不准确地发生着。我做了个简单的手势，企图与旧年告别。但那在半空中划过的弧度粘连着，跟到了新的生活里。

弟弟说他明天走了。母亲也想走，她不说出口。玻璃上我和母亲的影子重叠，我愿意相信猎户座还在我们头顶。好像小时候那样，她拉着我穿过小镇的街道。我们肩并肩地共享一片天空，不是别的样子。零星的灯影，映衬着楼宇，街道，路灯，车灯，在一块限度明确的空间制造复杂。

“不多待几天吗？”母亲率先开口，“今天就住你姐家呗！也不是别人家，省的在外面花钱住酒店。”

她滔滔不绝，与弟弟不断拉扯。沉默的女友用手肘拐了弟弟一下，我发现了。母亲自顾自说着，不断心疼弟弟住酒店的钱。她说她可以睡沙发，我们两对夫妻各一个房间。她安排得很清楚，令我烦躁。

“你说是不是，你说话呀！”她说。

“那是我家。”我语气很不好。

“那不是没写你名字吗？”母亲回击道。

空间。我感到我被挤压得窒息了。弟弟还是走了，母亲住进次卧。丈夫逼我让她去洗澡，孩子抱在怀里，我们争吵，从不帮忙带孩子到我坐月子。我是多么同情自己。

月亮不明，星辰繁华。隔着白色的窗帘，我看到外面的许多星星。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流星了，因此许多的愿望都没办法许下。我对着窗外出神，感觉这隔绝寒冷的墙体把我囚禁了。丈夫说，读书把女人读坏了。从前女人怎么不觉得自己苦，“你们发明出一个叫自我的东西，不就是为了博弈获得更多的利益吗？”他说。

读初中那年，我转学去了一所新学校。那学校里的学生有一部分会戴红领巾，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我去问老师怎么才能有红领巾，他说首先要是少先队员，但是我的年龄超过了。假如我没有转学，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这件事。但我想万一他们会给我机会呢？因此值周时，我格外认真。不管是教学楼外的空地，班级的台面，甚至门顶上的部分，我都清理得十分干净。班主任注意到了我，有天他指派给我一件神圣的工作：去开办公室的门，拿数学书给他。这事之前都是别人干的，从来没叫过我。我喜出望外，却怎么也打不开门。我不会用钥匙，这种需要转几圈才能开锁的钥匙，我没见过。我只会打开一种锁，一转就打开的那种。可惜那门锁那么复杂，到最后我也没能打开。

母亲说她也要走。丈夫气恼，问她什么时候买票。我打他，骂他，碎了一地的却是我的尊严。母亲看着我，一如许多年前的某一刻。那时候我刚从外面蹑手蹑脚地回来，她窝在房子的一角，在我伸手从缝纫机抽屉里拿出头绳时，她问我：“你要拿去送给谁？”那眼神像刀片一样切割着我，她的声音到现在我也都记得。现在，她还是那样看着我，又一次揭开我的无能。我打不开复杂的锁，跟我打不开他们的心是一个道理。

“她挑剔什么？一会儿说房子旧，一会儿又说厨房脏。你们家什么样，我没见过吗？不比你家干净多了？”丈夫乘胜追击。

我缓步走向厨房拿了一把刀，“你再说一句，试试。”

那刀在光线下闪着银色的光，我想用它隔开头顶的气球。那些绳子拴在我的脖子上，勒的我好难受。我试探着动了动，发现怎么也割不断。丈夫嘟囔着说了什么，屡次想要尝试说出完整清晰的话，最后躺倒在了床上。母亲在次卧里，安静如水。我指着丈夫的刀，很久才放下。走向阳台，我认真思考。到底是怎么就到了这一步的？一旁花架子上的黄瓜秧已经死了，一个圆溜溜的木头珠子引起注意。光滑的触感，让我看到的年轮像个假象。这会不会是从老木头身上挖下来的，我没有答案。

这一天可真长啊！长的让我忘记了这不过是一生中会有的无数一天中的一个。是不是我长大了，所以时间也变长了？我深吸一口气，孩子啼哭，回到房间。丈夫已开始打呼，被吵醒后蒙上了被子。我抱起孩子，轻声哄着他。他啼哭时，嘴唇一撇，眉头紧皱，声音出奇得大。

“快哄好吧，都吵到邻居了。”

我冷笑。再次争吵，他说我又发疯了。一锤定音，如许多男人的那一套。母亲继续安静着，我知道她在等着明天离开，忍耐和冷漠是她的特长，如许多女人的那一套。她只会在逃走后，没有危险时才反击。

我打开了客厅的夜灯，孩子睡熟，轻放，拍拍。他那肉嘟嘟的小脸贴在被子上，小手忽然在半空中抓一下，呼吸匀称，不时梦哭。弟弟很喜欢他，看他时很高兴的样子。母亲也这么说，他们都夸奖我的孩子。

过了十多分钟，他终于睡熟了。我摸着他的小手不停亲吻，这软糯的感觉又被我忘了。我再次亲吻，唤醒感知。等到他终于睡熟后，我去到了母亲的房间。

“你不洗澡吗？”我说。

“明天就走了，不洗了。”她说。

我去到丈夫的房间。

“你明天去送她，这事就算完。”

丈夫拒绝，他说她一天孩子也不愿意带。

我重回客厅，楼下的关门声很大。弟弟发来消息，明早走，不到家里了。我回头，门口正有一个人。他约莫二十出头的样子，穿一件灰蓝色的条纹衬衫。头发卷曲，双手交叠。这个陌生人好像是从门外进来的，我刚要张口，他的鸭舌帽就掉在地上了。

“你是谁？”

他没有回答我。在夜灯微弱的光线下，我看清了他的脸。一双眼睛，一只鼻子，一张嘴，两个耳朵。他没有什么超过人类样貌的特征，只不过看起来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好像是阳台那个有年轮的木珠子，在皮肤的表层画出一圈圈的线。

丈夫跑出来问我在跟谁说话。他看不见门口的人，问我是不是见鬼了。我看着他，这个不认识的人是在跟我说话吗？他拉住我开始说：“今天我做的不好。”他说我误会了，想多了，太敏感了。我咬咬嘴唇，表示希望他能停下。但他没有，他继续说。从母亲来到周岁生日宴，从仪式到相机拍照。

“你那个相机确实拍的模糊，没拍好。他们失望很正常，毕竟这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面子才来的。”他补充说。

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一听到就头昏脑胀。我再次表示希望他停下，他说他还没有说完。我说，我不想听。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累了。他说，你不累，你刚刚还在哄孩子。他说了十三分钟，问了我六次对不对。我像是无法逃跑的植物，任其宰杀。

弟弟又发了消息，他说这次没法好好聊聊。如果能说说，我们又要说什么好。丈夫查看消息，说想跟我聊聊。他握着我的手，不容许我挣脱。我说，没必要了。说一万句，也还是这样。他问为什么？难道我们之间没有感情了吗？我说，不是。都不是。所有的猜测都不是的。如果不是这个周岁宴，我是没法发现否定生活的方式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我才会获得某种感悟。假设我希望这种感悟不要过于冗长，那么我只能熟练地闭上眼。避免承认自我这种东西，彻底放下所有的想法，保持沉默，保持静态，一言不发。忘记词语，忘记情感，忘记历史，只是舍身迎接轮回。像木珠子的年轮一样光滑，像周岁这天一样度过余生。清醒，战栗，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