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

拆迁队

父亲今年六十，属马，本命年。他在西安干了十几年拆迁，现在没活了。

我们家在陕南，商洛山里头。小时候从家去西安，只有一条210国道，山路绕来绕去，大巴车摇摇晃晃。不管几点路过，司机都会踩一脚刹车，喊一句："广货街到了，歇会儿。"

父亲常年跑这条路。他在西安打工，先是建筑工地筛沙子，后来进了拆迁队。拆迁队的活儿不固定，有拆迁了就去，没拆迁就在出租屋等着。他很少说路上有多苦，只是偶尔在家烤火时，提两句广货街。他说，车一停，就赶紧找个小馆子坐下，要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先吹一吹，再大口往嘴里送。他的手粗糙，指关节大，握筷子的样子很用力，手上的老茧磨得竹筷子都发亮。那碗面谈不上多好吃，甚至有点咸，就是热乎，能把一路的寒气压下去。

那时候母亲也去西安，跟着拆迁队捡砖，捡钢筋头，捡能卖钱的废品。父亲拆下来的东西，她从废墟里往外扒，码进蛇皮袋，绑紧，摞上三轮车。他们不说累，只说"今天捡了半三轮车砖"，或者说"那家人搬得急，衣柜都没抬走，我们没动，只捡了地上的"。

我上初中那年，父亲在咸阳拆迁，脚踩到了钉子。不是普通的钉，是带锈的洋钉，从胶鞋底扎进去，穿透脚掌。他没舍得去医院，自己拔了，用烧酒浇了浇，裹了布，第二天接着干活。后来肿了，肿得像馒头，走不了路，才歇了三天。那三天他躺在出租屋里，母亲用盐水给他敷，一边敷一边哭，他一边疼一边骂："哭啥，又没死。"

那碗面他再也没提过。但我想，那三天他躺在屋里，闻着出租屋里潮湿的霉味，听着外面拆迁队的锤子声，一定想过那碗热汤面。

现在父亲六十了，拆迁队散了。西安的城中村拆得差不多了，政策也变了，老城区保护，不再大拆大建。他的手艺——看图纸、撬承重墙、扛檩条——突然没用了。

他回到陕南老家，每天早起，在山里游荡。山还是那些山，但退耕还林后，树密了，路荒了，他小时候放牛的地方，现在长满灌木，进不去了。他在山腰上走，走到原来的地边上，现在是一片核桃林，有护林员骑着摩托车巡逻。

上个月我回去，给他买了红袜子，本命年。他穿上，说"紧"，但没脱。

中午吃饭，母亲炒了一盘香椿芽。不是超市买的，是后山摘的，野的。父亲夹了一筷子，嚼了很久，说"没咱家树上的香"。

我们家原来有棵香椿树，我出生时他栽的，在老宅的院子里。后来老宅卖了，树没移，不知道还在不在。他没提过要回去看，我也没提。

但那天下午，他忽然说："去山上走走。"

我们走到一个垭口，他停下来。垭口下面是原来的梯田，现在种满了核桃树，整齐划一，像士兵排队。风一吹，树叶响成一片，没有麦浪的声音。

"以前这儿，"他说，"能挖到野葱。"

我没说话。风从山沟里吹过来，有核桃树叶的气味，有化肥的残留，没有野葱的辛辣。

我们站了一会儿，他转身往回走。脚步比去时慢，红袜子在裤脚里露出一截，很显眼。

走到镇上，他停下来，看一个新楼盘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回归自然，康养宜居"。他看了一会儿，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

"康养，"他说，"以前这儿就是康养。"

我没接话。广告牌上的老人在打太极，背景是青山绿水，是电脑做的，颜色太绿。

父亲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跟在后面，听见他哼歌，是以前拆迁时哼的调子，没有词，只有节奏，咚咚，咚咚，像锤子在敲墙。

我忽然想起，他从来没跟我说过，那碗面是几点钟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