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犁铧的人

修犁铧的人

村里会修犁铧的，只剩三爷一个。

他的铺子在村东头，原先是间磨坊，机器拆了，改成了铁匠炉。我去的时候，他正给一只铧尖淬火，火钳夹着通红的铁坯，往冷水里一扎，“嗤”的一声，白烟腾起，满屋子都是浓重的铁腥味。

“这铧是西头老李家的，”他头也不抬，手上的活不停，“用了二十年，刃口卷了，得重新开锋。”

我凑过去看，那犁铧确实旧得很，背面结着一层厚土锈，像长了层硬痂。三爷捏着砂轮打磨，火星溅在他胳膊上，他浑不在意，手上戴着只脏得辨不出颜色的手套，动作慢，却每一下都准准落在该磨的地方。

“现在都用旋耕机了，”我说，“这老物件还能有人用？”

“有。”他停了手，摘了手套，从兜里摸出包纸烟，递我一支，自己点上，“种药材的、种菜的，还是得用犁。旋耕机打得太碎，不保墒。”

他吸了口烟，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排犁铧：“那都是修好的，等着开春来取。最远的是三十里外的，听说我会修这个，特意拉来的。”

墙上的犁铧形状各异，宽的、窄的、尖的、圆的。三爷说，啥地配啥铧，沙地用宽铧，粘地用窄铧，犁药材得用尖铧，“深了浅了都不行，来修的人，我都得问清楚。”

我问他学这手艺多少年了。

“十六岁，”他答，“跟我爹学的。那时候他给生产队修犁，我就在旁边拉风箱。后来分田到户，各家各户都有犁，他忙不过来，我就接上了手。”

那是一九八几年的事。如今三爷六十，属马，今年本命年，儿媳妇给买的红袜子，套在劳保鞋里，一点也看不见。

“您爹还在？”

“走了，”他语气平淡，“走了十二年。最后那几年，他眼睛花了，淬不好火，这铺子就彻底归我了。”

他掐了烟，重新戴上手套，继续打磨那只铧尖。砂轮转动的声音刺耳，却节奏稳稳的，一下，一下，像村里那只走了几十年的老座钟。

铺子墙上挂着只旧风箱，是他爹留下的。木把手磨得油亮，拉杆上的牛皮换了三回，现在这一块，是他自己割的牛皮缝的。风箱旁挂着张黑白照片，两个男人站在铁匠炉前，前头的是他爹，后头的是二十来岁的他，瘦，肩膀还窄。

“那时候年轻，一天能修七八张犁，”他说，“现在不行了，一天修三四张，就累得够呛。”

他拿起磨好的铧尖，用卡尺量了量尺寸，又搁在平铁上试了试平整度，看着满意了，才放在一边。接着拿起另一件活，是只犁镜，弧形的，背面裂了两道口子。

“这个费工夫，”他说，“得加热，敲平，再箍铁圈，一天干不完。”

他走到风箱前，拉了两下，试试风力。风箱还能用，就是漏风，拉杆的地方有缝，拉起来“扑哧扑哧”响，不像从前“呼嗒呼嗒”那么脆生。

“早该换了，”他叹口气，“但没地方买。现在谁还做这老物件？”

他回到炉前，把犁镜架在火上加热。火焰舔着铁面，铁色渐渐从青黑变成暗红。他盯着那颜色，眼睛一眨不眨，等火候到了，立马用火钳夹出来，搁在铁砧上，捏着一把小锤轻轻敲，把卷边敲平，把裂口对齐。

“我爹说，修犁铧不是打铁，是给犁治病，”他手上的锤不停，嘴里慢慢说，“你得知道这铧原先啥模样，哪里该薄，哪里该厚，半点不能乱来。铧修坏了，地犁不好，庄稼就长不好。”

小锤敲在铁上，声音闷沉沉的，不像大锤那么脆响。他说，这是修犁铧的专用锤，头小，柄短，好控制力度，是他爹传下来的，用了四十年，锤头都磨短了一截。

“这手艺，”我问，“有人跟您学吗？”

“没有。”他说得很平静，没有半点惋惜，“我儿子在城里搞装修，我让他来看过，他不感兴趣，说这活脏，累，还挣不着钱。”

犁镜敲平了，他放在一边晾凉，又从墙角搬出一只木箱，里面全是铁箍，各种尺寸，按粗细码得整整齐齐。他挑了只合尺寸的，套在犁镜的裂口处，用小锤轻轻敲紧，再放到火上烤一烤，让铁箍受热收缩，牢牢箍住裂口。

“这些铁箍，”他说，“早先是我爹打的，现在是我打。打法都一样，就是火候不一样。他箍的，用十年都不松，我箍的，七八年就得换。”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也没事，现在的犁，能用上七八年的，也不多了。”

我看了看时间，该走了。他送我到铺子门口，忽然开口：“其实现在修这东西，不挣钱。一只铧，收二十块，得干大半天。旋耕机刀片坏了，人家直接换新的，谁还愿意修？”

“那您还一直修？”

他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皱纹挤在眼角：“习惯了。开春了，听见犁铧在土里犁地的声响，心里踏实。”

他转身回屋，走到风箱前，又拉了两下。风箱“扑哧扑哧”地响，像一只漏了气的肺。

我开车离开，从后视镜里看他。他站在铺子门口，手里捏着那只待修的犁镜，阳光照在铁面上，反射出一块模糊的光斑，落在他脸上。光斑晃了晃，他便转身进了屋，铁匠炉的门，轻轻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