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

农历十月初一已过，该去给父亲上坟了。按照他的交代，上坟要赶早。父亲一生爱早起，说清晨的空气干净，人也是清醒的。

周末一早，晨光熹微中，我们一行人已聚在父亲坟前。我和妻，两个姐姐和姐夫，堂弟堂妹们带着家眷，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们，男男女女十余人，把这片安静的墓地衬得有了生气。

       大家默契地分工，先在砖砌的供桌上摆好贡品，按老规矩，三样或五样，都要单数。水果、糕点、肉刀头，简简单单，却是父亲生前喜欢的。一撮香点上，青烟袅袅升起，在清冽的空气里划出柔和的曲线。

供桌前，我们把一沓沓黄表纸细细旋成莲花状，点着火。火苗起初怯怯的，经风一吹，随即大胆起来，火势腾然而起。这时，将叠好的金元宝、银元宝、纸钱，一叠一叠洒进火里。火光跃动着，映在每个人专注的脸上。

       下一代的孩子们也安静下来，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手中的纸钱郑重地投掷进火中。

"爸，收钱了。"大姐轻声说。

"爷爷，给您送钱了。"小儿子稚嫩的声音格外清晰。

众人依次跪拜叩头，规矩是三个，一为感恩，二为思念，三为祈福。起身后，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起，在清晨的田野间格外清脆，像是要把我们的问候传得更远些。

烧着的纸钱在供桌前的地面上蜷缩着，化作一团团温顺的火焰，随即变为灰白的蝶，在微凉的晨风中打着旋，纷纷扬扬飘在空中。我望着那跳跃的火光，思绪却飘回了医院那间素白的病房。

父亲走的时候很清醒。虽然离不开氧气，声音却还是很有力，如今耳畔响起，像用刻刀在木头上留下的印记，字字清晰。

       他说不喜欢用“铁家伙”（挖掘机）挖墓，觉得蛮横，会惊扰了土地的清梦；不爱听吹吹打打的响器（唢呐），太吵，他一生听惯了自然里的风声雨声。他要十八个人抬着棺木，稳稳当当地走完最后一程，那是乡里乡亲最后的情分。　

说到棺木，他提了桐木，说“便宜，实在”。说这话时，他脸上掠过一丝我熟悉的、带着自嘲的幽默，仿佛在说：“看，我一辈子算账，最后这一笔，也要算得清楚。”可我终究没听他这个“图便宜”的话，而是选了一口厚实的柏木。他辛苦了一生，这最后的长眠之所，是我的心意，是我的一点不肯妥协的倔强。我想，他在那个世界，或许会摇摇头，然后那严肃的嘴角会微微牵动一下。　

记忆里的父亲，总是和严肃分不开的。他那一辈人，似乎一生都在与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清冷抗争。他的手掌厚实，指节粗壮如老树的根瘤，那是常年与铁器、木头、冻土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冬天的早晨，他出门前总要站在院门口，对着结霜的空气呵出一大口白雾，然后用力搓手，那声音沙沙的，像秋风扫过干枯的玉米叶，之后便归于沉默。

我少年时，总觉得这沉默是一种隔膜。直到后来，自己也成了家，在某个为生计加班熬至深夜的寒冬，手脚冰凉地回到家里时，才猛然懂得了那沉默的全部重量。那不是枯寂，而是一种将所有的风雨、所有的疲累都独自吞咽下去，然后用脊背为你挡住整个冬天寒冷的担当。　

父亲真正严肃托付的，是路。村外，去往墓地的生产路，土路，窄，雨天一身泥，旱天一身土。父亲临终前，说出了一生中对我唯一明确的要求：将路拓宽，铺上煤矸石，压成一条实实在在的路。他说，以后上坟的路不要再泥泞了；村里人耕田拉粮的车，也好过去。

       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超越了病痛，甚至超越了生死。他想的不是自己身后的哀荣，而是那条连接着田地、村庄与坟茔的路，如何能让后人走得更顺当。　

还有那些账目。他断续交代，村里人谁借的几百元、谁借的上千元，若还没还，便不要再要了。他不是富贵之人，每一分钱都浸着汗水。这轻轻的“不要了”三个字，卸下的是人情的负累，给予的是生者的宽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修路”。　

“十月一，送寒衣。”这习俗，在父亲这里有了更实在的意味。它不只是一份纸做的寒衣，更是一条他亲手为我们铺就的、不再泥泞的路。生命的来去，或许本就如这四季的轮转。春日萌发，夏日滋长，秋日收获，冬日敛藏。父亲走完了他的一季，归于他挚爱的黄土。

       而后，祭祀这件事，便成了这循环中一个庄重的仪式。它让我们在奔流不息的时光里，有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停下来、回头凝望的片刻。　

坟地前的火焰渐渐熄了，只余下暗红的灰烬，一闪一闪，在渐明的天光里守着最后一点温热。晨风起了，带着清早的寒意。我站起身，望向那条已铺了煤矸石、平坦坚实的小路。它蜿蜒着，通向父亲的安息之地，也通向村庄的深处，通向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父亲，路已修好，很平坦。寒衣奉上，愿您温暖。我们明年清明再来看您，带着清爽的心，就像您一直喜欢的那样，简单，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