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上的年谣

八十年代末，我九岁，一放寒、暑假，心就好似长出翅膀，扑棱棱往家乡的方向飞。

那时我随父母在市区上小学，回老家要坐长途车，穿过宝丰县城，再往西十多里地，就到了镇上。回村的路是颠簸的土路，南北起伏的两处坡地中间，那个被梧桐树和炊烟拢着的小村庄，便是老家了。村南有条小河，终日淙淙地响，一条灌溉用的水渠，弯弯地从村子里穿过去。

村里有几处坑塘。我家屋后北面一个，东面一个。

入了冬，这坑塘便成了孩子们的冰雪世界。天是真冷啊，记忆里的风都带着小刀子，喇在脸上生疼。我们一大帮孩子，裹着臃肿的棉袄棉裤，针脚粗粝，是家中哥哥姐姐们穿剩下的，颜色褪得发了白。小些的娃娃还穿着开裆裤，露出冻得通红的小屁股，在坑边跑来跑去，也不觉得冷。

初冬坑塘的冰面，起初是薄薄一层，我们用碎石头砸开，捡起晶莹剔透的冰片，在手心里呵着气，一点点修，磨成小刀的形状，攥在手里，对着阳光看它闪着寒气的光芒，自觉威风凛凛，冷气侵骨也不知觉。

冬日渐深，坑塘里的冰层一天厚似一天，父母的禁令也一日严过一日。“不准上冰！听见没？那冰窟窿是闹着玩的？”母亲边做家务边训话。

大人们怕什么？怕我们掉进那些被我们砸得厚薄不一的冰窟窿里。其实坑塘不深，掉下去顶多成个落汤鸡，棉衣湿透，回家少不了一顿“笤帚疙瘩炖肉”。可孩子的冒险心，是管不住的。

总有胆大的。隔壁的“老黑强”（从小皮肤就黑）大我们两岁，吸溜着清鼻涕，把破棉鞋在冰面上蹭了蹭，吼一声：“看俺的！”便猛地助跑几步，身子一矮，“出溜——”一下滑出老远，那便是我们说的“打出溜滑”了。

更高级的玩法，是自制“冰车”。寻来一块平整的木板，钻个眼，穿进麻绳。一个孩子坐在板上，两三个在前头拉着飞跑。遇上“老黑强”这样调皮的，故意越拉越快，到兴头上猛一拐弯或是急停，板上的孩子便惊叫着摔个“仰白叉”，在冰面上滑出更远，引来一阵哄笑。

没木板的，便一个蹲着，死死拽着前头孩子的裤腰带。那时我们都用布条当腰带，系得不牢。跑着跑着，只听“刺啦”一声撕裂的声响，“啊！”一声惊叫，前头那位的棉裤便被整个拽褪下来，露出光溜溜的两条腿和半个屁股，在明晃晃的冰天雪地里，格外扎眼。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被拽掉裤子的孩子也不恼，胡乱提上裤子，脸涨得通红，追打着始作俑者，笑声骂声能把冰面下冬眠的鱼都惊醒了。

真正的年味，是从小卖部窗口那“噼啪”声开始的。临近过年，村里的小卖部进了货，整挂整挂的小鞭炮，红艳艳的，像熟透的小辣椒。我们用攒了许久的毛票，换来几挂，宝贝似的揣在兜里。并不舍得整挂放，而是小心翼翼地拆散，一个个分开。点一根家里敬神用的线香，火星明明灭灭，我们便成了村子里的“混世魔王”。

“砰！”一只在草垛边打盹的老母鸡被吓得炸了毛，惊叫着飞扑开去；

“啪！”邻家院门口趴着晒暖的黄狗惊跳起来，委屈地呜咽着跑远。

一时间，村巷里鸡飞狗跳，我们的笑闹声和四处响起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最有意思的是去坑塘。在冰面最厚实的地方，用石头砸开一个小洞，露出下面冷冰冰的水。将一个小炮仗的引信凑到香火上，看着那火星“滋滋”地燃近，迅速丢进冰洞里，然后捂着耳朵跑开。“咚——”一声闷响，从冰层底下传来，浑厚而刺激，紧接着，一股小小的水柱从洞口迸出，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旋即又落回去。我们三五成群围在坑塘前，看着冰面下那一圈圈荡开的涟漪，觉得炸开的不是水花，是心里按捺不住的、快乐的悸动。

进了腊月下旬，空气里芝麻糖的甜香和宰年猪的气息混在一起，我们这些皮孩子，也被一种更庄严的喜悦收编了。成群结队，在村里每一缕炊烟下穿梭，扯着嗓子，唱那首刻进骨子里的年谣：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扭一扭！”

我们的童声嘹亮而参差，却仿佛是一道道无形的法令。歌声飘到哪里，哪儿的大人们便忙活起来，好像是这些小孩童儿，在用最古老的魔语，催促着岁月的车轮，滚向那个团圆的新年。

二十三，祭灶官。这天傍晚，母亲会格外郑重。厨房的土灶台上，平日被烟熏火燎的灶王爷画像前，摆上了几碟供品。最显眼的是粘牙的糖瓜，还有一块刀头肉，几个热馒头。母亲一边摆，一边对我说：“灶王爷今晚上天，去跟玉皇大帝汇报咱家一年的事。给他吃点糖瓜，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再供点肉酒，让他‘回宫降吉祥’。”

父亲则拿来一小把干草和一点豆子，说是给灶王爷的马准备的粮秣。祭拜时，母亲嘴里念念有词，都是请灶王爷多说好话的言语。那仪式简单却充满敬畏，火光映着父母虔诚的脸，让我觉得，那位看不见的灶王爷，定然是位慈祥又爱吃糖的老爷爷。

二十四，扫房子。这是一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扫。母亲和大姐、二姐头上包着毛巾，用长长的竹竿绑了笤帚，清扫房梁、墙角的蛛网灰尘。父亲带着我，把桌椅板凳、瓶瓶罐罐全都搬到院子里。灰尘在冬日的阳光里飞舞，像金色的雾。屋里传来“哗哗”的扫地声和母亲的指挥声，院外是我擦洗桌椅的水声。一切都被翻开，晾晒，陈旧的气息被扫除，屋子净了，也亮堂了，等着被崭新的年气装满。

二十五，磨豆腐。集市上石磨吱吱呀呀响了一天。家家端着泡胀的黄豆去排队。乳白的浆汁从磨缝里汩汩流出，在大铁锅里煮开，点卤，凝结成云朵般的豆腐脑，再压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空气里满是豆腥的清香。母亲会盛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给我，洒点盐，滴两滴香油，那滑嫩鲜香的滋味，是任何后来的吃食都无法比拟的年的底色。

二十六，去割肉。父亲一早去了集上，回来时“二八大扛”自行车把上，挂着沉甸甸、红白分明的一条子肥猪肉。那肉被冻得硬邦邦的，挂在屋檐下，成了最实在、最诱人的年景。

路过的大娘总会笑着说：“哟，割这么大一块，今年过个肥年！”

父亲便也开心地笑着回应：“是呀，日子好了，过个肥年！”。

那肉预示着未来几天锅里翻滚的油星与扎实的满足。

二十七，杀只鸡。这是我最不忍看又隐隐期待的。家里那只最雄赳赳的大公鸡，近几天失了神气，好似有了什么预感。母亲在院角备好铁盆和热水，父亲将大公鸡捉了，拎着去了坑塘边，只听得一阵短暂的扑腾，便安静了。等再看到时，它已变成光润丰腴的一团，浸泡在盆里。那一盆金黄飘油的鸡汤，将是年三十夜里，最辉煌的底味。

二十八，贴花花。 父亲熬了一小锅浆糊，稠稠的，冒着泡。我把准备好的春联递给他。他站在凳子上，仔细地刷浆糊，对准门框，轻轻贴上，再用干净的布巾从上往下拂平。红纸黑字，映着红砖的墙面，顿时喜气洋洋。窗户上贴上母亲和姐姐们剪的窗花，有喜鹊登梅，还有鲤鱼莲花。屋里屋外，一下子被这些红艳艳的“花花”点活了，风一吹，哗哗作响，像是新年迫不及待的脚步声。

二十九，去打酒。父亲又骑着“二八大扛”去了一趟镇上，买回几瓶宝丰酒，酒瓶是透明的，酒液微微泛黄，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酒是酒祖仪狄酿出的。酒味有些刺鼻，但它和那挂肉、那只鸡一样，是成年男子在年节里不可或缺的、带有团聚、福愿意味的象征。它将被斟满小小的酒盅，在敬神和待客时，散发出辛辣而热烈的香气。

年三十，包饺子。几日来的忙碌，在此刻达到安静而温馨的顶峰。母亲和姐姐早已调好馅儿，和好面。馅儿通常是萝卜猪肉，有时会有少许剁碎的木耳，滴上小磨香油，香气扑鼻。晚上，黑白电视里播着晚会，灯光温暖。全家围坐在炕桌旁，父亲擀皮，又快又圆；母亲、姐姐们和我负责包。我会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馅儿放在皮中间，对折，用力捏紧边沿，却总是包得歪歪扭扭，站立不稳。

母亲看了便笑：“你这饺子，像个吃饱了打盹的猪崽。”

父亲会说：“不打紧，自己包的，吃起来香。”

就这样，包出的饺子形状各异，有的像元宝，有的像月牙，整齐地排列在圆排上，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当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在村子上空炸响时，我们的饺子也下了锅。白胖胖的饺子在滚水里起伏，如同穿梭水中的鱼群。屋外是寒冷的黑夜，屋内是蒸腾的水汽、电视的喧闹和家人的笑语。这一刻，所有冬日的寒冷、玩耍的欢笑、等待的焦灼，都被这一锅热气抚平，融化成一碗踏实无比的温暖。

大年初一，扭一扭。 在彻夜的鞭炮声余韵里，我们被母亲早早叫起，穿上盼了一整年的、洗得格外干净些的新衣，给长辈磕头拜年。口袋里被塞进皱巴巴却令人期待的压岁钱，虽然可能转眼就被母亲“保管”，但那瞬间的富足感无与伦比。

吃过饺子，孩子们便像出笼的鸟，飞跑到村街上。大人们互相问好，孩子们则聚在一起，比着谁的新衣好看，谁的鞭炮更响。厚厚的鞭炮碎屑，铺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像一层柔软的红毯。我们穿着母亲纳的新布鞋，在上面故意“咯吱咯吱”地踩，舍不得快走，就这么“扭一扭”地，从这个门口“扭”到那个门口。

太阳升高了，明晃晃地照在积雪未消的屋顶，照在红艳艳的春联上，照在每一个被寒风刮得通红、却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脸庞上。坑塘的冰依然厚实，闪着光，但那已不是我们此刻的焦点。

整个村庄，都仿佛沉浸在一场盛大、而幸福的节目之中，扭向春天，扭向又一轮充满希望的日子。那年谣的最后一个字，便融化在这无边的、懒洋洋的暖阳里，成了天地间一片无声的、满足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