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酿

一九一九年冬月廿二日，风雪叩檐。爷爷便在这样的凛寒中，来到世间。爷爷的一生，恰似院门外那株老椿树——未见繁花，不招蜂蝶，只将根须默默扎进土里，在风雨中站成沉默的姿势。

关于爷爷的早年，只余零星片影。爷爷一辈子，一个字也不认得。只有一回，村里发救济粮要按手印。爷爷盯着那张纸看了半晌，忽然抓起笔，画下一个“六”字。那“六”字写得怪：横笔粗重如扁担，底下的弯钩却拖得老长，弯出一道辛苦的弧度。村会计笑他：“刘三公，你这字写得像锄头。”爷爷嘿嘿一笑，把沾泥的手指在裤腿上蹭了蹭。爷爷不知道，这个歪扭的“六”字，后来成了爷爷一生的图腾。

十九岁那年冬天，爷爷被麻绳捆走了。民国二十八年，顶坛大旱，地里连草根都刨尽了，保长带人挨户抓壮丁。麻绳陷进胳膊时，爷爷正蹲在家门口，喝一碗清得照见人影的糊糊。娘扑上来，被一把推开。爹蹲在墙角，抱头不语。爷爷只来得及抓起灶台上一把炒豆子，塞进怀里，就被推上了路。

一路向南。过北盘江是夜里，船在墨黑的水上晃，爷爷趴在船舷吐，把最后几粒豆子吐进了北盘江。到湖南，编进队伍，发了一支比爷爷还高的步枪。爷爷扛枪站在橘子洲头，看湘江浩荡北流——那是爷爷来的方向。爷爷盯着看，看得眼睛发酸。爷爷不懂什么家国大义，只晓得这水流到头，该是家门前那条干涸的河沟。

逃回来，是在一个雨夜。爷爷趁哨兵打盹，把枪靠树上，脱了军装，只穿单褂，赤脚钻进山林。跑了三月，脚底磨得见了骨头，饿了嚼树皮，渴了喝雨水。第三个月的一天傍晚，爷爷望见那道熟悉的黄土坡——坡上的树已砍光，秃嶙嶙的，像老人嶙峋的脊背。爷爷扑倒坡下，抓起一把黄土塞进嘴里。咸的，涩的，是家的味道。

从此，爷爷再没离开过这片黄土。爷爷把自己种在地里，像一株庄稼：春发芽，夏拔节，秋弯腰，冬沉寂。爷爷的农具总比别人亮——不是擦的，是磨的。锄头柄被手心焐出了包浆，油亮亮；镰刀刃薄如月牙，一挥，麦子齐刷刷倒下。村里人说：“刘三公的地，连草都不敢长。”

我八岁那年初冬，跟爷爷去剃树桠枝——砍掉泡桐侧枝，让主干长得又直又高，将来好做房梁。那日霜重，地上白茫茫一片，踩上去咔嚓作响。爷爷扛木楼梯，我挎竹篮跟在后头。那棵泡桐长在崖边，三四丈高，秃枝桠伸向天空，像无数只绝望的手。

爷爷将楼梯靠上树干，试稳了，开始往上爬。动作很慢，一脚踩实，才挪另一脚。到树腰停住，抽出腰间斧头，砍向枝桠。斧落处，木屑纷飞，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金。砍最上头那根时，他踮脚，身子往外倾——

接着，我看见楼梯晃了。

很慢的晃动，像电影慢镜头。爷爷张臂想抱树干，没抱住。爷爷像一片叶子，从三四丈高处飘下来，砸在地上，发出闷闷一声“砰”。

时间静止。爷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脸朝灰白天空。几片枯叶飘下，落在爷爷身上。我张嘴想喊，却出不了声。过了很久——或只一瞬——我才疯跑回家喊爸爸来背爷爷回家，脚在霜地上打滑，摔倒又爬起，棉裤湿了半截，冰冷贴在腿上。

父亲背爷爷回家时，天已黑透。爷爷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嘴角溢着白沫。油灯火苗一跳一跳，把爷爷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放得很大，像个巨人。奶奶拧热毛巾给爷爷擦脸，眼泪滴在毛巾上，悄无声息。我蹲在床边，抓住爷爷的手。那手粗糙如老树皮，掌心茧子硬得硌人。我摸着那些茧，忽然想起爷爷的话：“这是庄稼人的印章，盖在土地上，土地就认你。”

爷爷昏迷三天。第三夜，爷爷忽然睁眼，望着屋顶椽子说：“那根枝桠……还没砍完。”又昏过去。第十天早上，爷爷竟能坐起了，靠在床头喝了一碗小米粥。只是从此，背更驼了，走路总微弯着腰，像随时准备扛起什么。

爷爷好酒，全村皆知。不是爷爷爱喝，是不得不喝——酒能解乏。干一天重活，骨头缝里都透着酸，喝二两烧刀子，浑身热起来，才能睡着。爷爷的酒量是练出来的：年轻时在湖南，军营发酒御寒，爷爷头回喝辣得直咳，后来竟能喝半碗了；回乡后，冬天修水库，民工们晚上用搪瓷缸子传着喝，爷爷总把最后一口留给自己。

最绝的一次，在我十二岁那年夏天。大旱，井干了，吃水要去五里花江河挑。爷爷天不亮出门，挑两只木桶，我拎小瓦罐跟在后头。河滩石头晒得烫脚，爷爷赤脚一步步踩过，脚底老茧厚得扎不进刺。

挑水回来，过村口大桥。桥头有棵大榕树，树下常有人摆摊。那日，杨公公坐树荫下，见爷爷挑水过来，忽起了兴致：“刘三公，都说你能喝，敢不敢赌一回？”

爷爷放下担子，用草帽扇风：“赌啥？”

杨公公从摊上拿起一瓶白酒——最便宜的红薯干酒，一斤装，玻璃瓶贴着简陋标签。“这瓶酒，要能一口气喝完，还挑这担水走回家，”杨公公指指那两桶水，“酒钱我出。要是喝不完，或半路歇了，你得请我喝一个月。”

围观的人哄笑。有人劝：“刘三公，别逞能，大热天的。”爷爷没作声，盯着那瓶酒看了半晌。阳光透过榕叶缝隙洒下，在爷爷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看见爷爷喉结动了动——不是馋酒，是那种被激将后的不服。

“拿过来。”爷爷说。

杨公公递过酒瓶。爷爷用衣襟擦擦瓶口，拧开盖，仰头就喝。咕咚，咕咚，喉结上下滚动，汗水顺脖颈往下淌，流进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周围安静了，只听见爷爷吞咽的声音，和树上知了叫。那瓶酒眼见往下减，到一半时，爷爷停了一下，喘口气，然后一仰脖，把剩下的全灌了进去。

空酒瓶放地上时，周围爆出叫好。爷爷抹抹嘴，脸色泛红，眼睛却亮得吓人。爷爷挑起水桶，扁担在肩上“吱呀”一声，迈步就走。我跟在后头，心慌得紧——家在上坡，足有三里，全是上坡。

起先，爷爷走得很快，脚步稳当，水桶几乎不晃。走约一里，步子慢了。我听见爷爷呼吸变粗，汗水湿透后背，贴在身上。又走一里，腿开始打颤，每走一步都要停停，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水桶晃得厉害，水溅出来，打湿黄土路，留下深色痕迹。

最后一里最陡。爷爷几乎弓着身子往上爬，脖子上青筋暴起，如老树根。好几次，我以为爷爷要倒下，可爷爷只是停住，喘几口粗气，又继续挪。太阳毒辣辣照着，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我们爷孙俩，和一担水，在黄土坡上艰难移动。

终于到家门口。爷爷放下水桶时，手抖得厉害，水又洒出些。爷爷把水倒进水缸，一屁股坐门槛上，半天没说话。我递过一碗凉水，爷爷接时手还在抖，水洒了一身。喝完，爷爷看着空酒瓶，忽然笑了：“狗日的杨公公……今天差点着了他的道。”

后来我才明白，那哪里是赌酒？爷爷赌的是一口气——庄稼人的那口气。可以穷，可以累，可以被人瞧不起，但不能被人说“不行”。那口气撑爷爷从湖南逃回，撑爷爷从树下摔下又爬起，撑爷爷挑水走完三里上坡路。那口气，就是爷爷的脊梁骨。

爷爷在2005年春天走的。走得很安静，像一片叶子落下。那日风柔，从黄土坡上吹过，带来青草发芽的味道。爷爷躺在床上，呼吸慢慢变浅，变轻，最后像一缕烟，散在春天的阳光里。

爷爷没有遗言。一个字不认得的人，能留下什么话呢？可爷爷又留下了那么多——那把磨得只剩半截的锄头，那根压弯的扁担，那双补了又补的布鞋，还有那个写在救济粮名单上、歪歪扭扭的“六”字。

整理遗物时，我在爷爷席下发现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把炒豆子——早已干瘪发黑，不知放了多久。母亲一见，眼泪涌出来：“这是……爷爷当年被抓走时，抓的那把豆子。”

我捏起一颗，放在掌心。豆子很小，很轻，硌在手里，却像有千斤重。忽然想起爷爷的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曾握着这把豆子，走过万水千山；曾攥紧锄头把，一锄一锄叩问大地；曾在昏迷中，还紧紧抓住床单，像抓住生命最后的力量。

如今我也有了茧子。不是握锄头握的，是握笔握的。我在城市高楼里，写一行行文字，想写下爷爷的一生。可我知道，我写下的，不及爷爷万分之一。爷爷的故事，早被黄土收藏，被岁月发酵，酿成了一坛无声的酒。

这酒，得用掌心去温，用岁月去品。喝下去，辣在喉头，热在心头，最后化作眼里一滴泪——滚烫的，咸涩的，像那年爷爷逃回家时，塞进嘴里的那一把黄土。

黄土无言，岁月无声。只有掌心的茧还记得，曾有一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如何耕耘，如何挣扎，如何把一生走成一个弯弯的“六”字——那横，是扁担，是脊梁，是压不垮的硬气；那弯钩，是来路，是归途，是生生不息的轮回。

而我都在这轮回里，接过那担子，继续往前走。风还是那阵风，坡还是那道坡，只是挑水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酒坛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唯有岁月的滋味，越陈，越厚，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