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巾

我们小区的保洁员陈阿姨，是个十分讲究的人。她总是穿着熨烫平整的米色风衣，颈间系着素雅丝巾，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光滑的发髻。每天清晨，她准时来到小区，换上蓝色工装，开始一天的工作。下班后，她又会变回那个衣着得体的女士，乘坐地铁回家。

“陈阿姨，你怎么不在自家附近小区做活呢？”有人问过。

她浅浅一笑：“那边熟人太多......”

午休时，我会偶尔在星巴克里见到她的身影。一杯拿铁，一本《读者》杂志。她知道我是个文化人，有时会与我聊几句文学，话题从不深入。但有次却无意间透露，她儿子在美国硅谷定居。

“您怎么不去美国？”我随口问了一句。

她搅动着咖啡：“儿子要接我去，我不习惯。现在这样挺好，在物管处发挥点余热，过得充实。”

初冬的下午，我得知陈阿姨突然辞职了。据说物管处清理工具间时，发现她还有私人物品忘了带走：一个装着梳子、镜子的布袋，还有一条未拆封的丝巾。

“这条丝巾材质挺不错的，得通知她拿走。”物业经理嘀咕。

可是没人能联系上陈阿姨。大伙都说，只见她每天进出地铁站，却从不知她哪站下车家住哪里。

一个周末，我们民革支部去市郊一家福利院做义工。推开活动室的门，我愣住了——这不是陈阿姨吗？她正蹲在地上耐心地给一个年轻人擦脸。

“陈阿姨......”

她猛地回头，手里的毛巾掉在了地上。

那个年轻人二十来岁模样，清秀苍白，目光呆滞，脖子上系着丝巾，颜色和陈阿姨留在物管处工具间那条一模一样。

“我儿子。”她轻声对我说，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哦原来她根本没有美国儿子，只有这个需要照顾的残障儿子。我心里说。

我和陈阿姨在福利院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不再聊文学，除了问好就是关心一下她那残障儿子的情况了。

两个月后，我帮院长整理福利院档案时，发现陈阿姨填的表格上，关系一栏写着：“非亲属”。

院长说：“那是她资助的孩子。每周都来，三年了。”

我对陈阿姨由衷敬佩，我找到她的家。老式里弄里，一间三十平米左右的屋子，墙上挂满照片：一个男孩从幼年到大学的成长轨迹，最后一张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照。

“那是我亲儿子，在美国，是真的。”陈阿姨摸着相框。

我不停的点头说是。

“那个福利院的......是我学生的孩子。”

陈阿姨为我沏了杯茶，她的故事随着茶香缓缓展开。

她曾是上海一所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个得意的学生叫周晓芸。十多年前，周晓芸难产去世了，丈夫另组家庭，把孩子扔给了老人。孩子三岁时查出先天性痴呆，老人无力照顾便送进了福利院。

“晓芸就像我的女儿......”她说。

为了支付福利院的费用，陈阿姨退休后去做保洁——因为时间自由，方便经常去看孩子。她不选择在家附近小区做活，是怕传到儿子耳中会多想。

我终于知道陈阿姨拒绝儿子去美国的真正原因了。

春节前，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敲开我的门。

“我是陈阿姨的儿子。”他递上名片，说明来意表达对我的谢意。原来，陈阿姨突发心脏病住院时，护士根据紧急联系人告知了他。

“妈妈总是寄钱给我，说她在外企做顾问。直到看见她记账的小本子......”他红着眼圈。

我们一起去了福利院。病愈出院的陈阿姨坐在长椅上，给那个年轻人系上新买的丝巾。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像一幅油画。

陈阿姨远远看见我们，微微一笑。那一刻，她颈间的丝巾在风中轻轻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