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记忆

还有一个多月就又要过年了，而每年一到年底，总会勾起我对孩提时过年的回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人们都盼着过年。过年可以吃上浓香的肉食，对我们孩子来说，除了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平日花钱十分仔细的大人，过年时也舍得花点钱给孩子做件新衣服，给男孩买鞭炮，给女孩买来能在头发上打出蝴蝶结的漂亮绸子。

每年农历二十左右，父亲就会请村里的裁缝师傅兰贵来家里给我们做衣服。兰贵师傅身材很高，在我印象中那时他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一头银发，特别精神，穿着也很讲究得体。听老人说，他两夫妻原来在上海开裁缝店，年轻的时候很是风光，而且追求时髦。一生没有留下一嗣半女，却特别喜欢和我们小孩说话。晚上母亲先到兰贵师傅家说好，他就提前一天在家把缝纫机用绳索套好，四条绳索特意用碎布卷包起来，缝纫机台面擦得亮堂堂的。早上母亲做好饭菜，叫上我随她一起到兰贵师傅家抬缝纫机。啊！好沉，可一想到又有新衣服穿，就咬牙抬着缝纫机回家。父亲每次都交代兰贵师傅，先给我们兄弟三人做，然后再给母亲做。

早上兰贵师傅跟着我们到家，吃完早饭，摆出他的缝纫机、裁板，拉着我们三兄弟一个一个量尺寸，边量边及时将尺寸记在本子上，还不忘夸几句：“今年伙食好呀，长高了不少。”听了心里不知有多高兴。量完尺寸，师傅就开始裁剪布料。这时他就会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或紧皱眉头，或用笔在纸上画样子，一会儿又拿画粉在布上画出一道道衣服轮廓。随着“咔呲咔呲”的声响，一块块布料就裁剪好了。师傅拿起小油壶给缝纫机点了点油，用布擦干净表面，就开始做衣服了。他将一块块的布料拼接起来，看到老二穿上一身新衣服，人突然也变得帅气，精神十足，笑嘻嘻的样子，真是“马要配鞍，人要衣装”。当时做的是蓝咔叽布中山装，款式十多年都是一样的折领，但在那个时代，过年能有一身新衣服，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布票少，父亲就没有新衣服穿。

做完新衣服，时间快到腊月二十几了。母亲把从姑姑家拿来的糯米浸水，两天后与隔壁的叔婶、大妈一起，把米拿到村里的石臼里，舂成米粉。晚上吃完饭，母亲把碗筷、锅盆收拾干净，用温水将米粉揉成粉团，放在盆里醒着，再将粉团搓成小长条或圆饼。这时我已经把锅里的茶油烧热了，母亲就把做好的粉条几条几条地顺着锅沿慢慢放入热油锅里。粉条在滚烫的油锅里不断翻滚，像是在拼命挣扎。不一会儿，一股茶油香伴着米香就弥漫在空气中。母亲左手握着漏勺，右手拿着长长的竹筷，一边把粘在一起的油条分开，一边将炸熟的糯米条捞到漏勺里，等攒得差不多了，就把它们倒进脸盆里。这就是我们每年过年吃的米果，也叫兰花根。望着一条条金黄的兰花根，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家里每年不但会做一些兰花根，还会炸些油果子。这些果子平时母亲不让我们随便吃，要等客人来了，才一盘一盘端出去。客人走后，母亲才把剩下的兰花根端给我们。

到了小年，母亲一大早就起床了，戴上斗笠，系上围裙，开始大扫除。她先拿一把长长的用禾秆扎的扫帚，把屋顶清理干净，再把堂屋的长桌、方桌、锅盆碗筷都擦洗干净。做完这些，再将灶神像贴好。

腊月二十九下午，母亲把熏了几个月的猪蹄取下来，清洗干净，放到大铁锅里炆。炆猪蹄是我们南乡农村过年家家户户都做的习俗，而且蹄的大小也有讲究：一般家里人少的用九斤左右的蹄，人多的就用十二斤左右的。经过几个月的烟熏，蹄肉渐渐呈现出诱人的金黄和光泽。从二十九下午一直炆到三十中午，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浓浓的腊蹄香味。蹄炆透了，每年到了二十九夜里，大哥总会把我叫起来给灶里添柴续火——其实也是因为嘴馋。每次添柴时，我们都会轻手轻脚地掀开锅盖，从滚烫的猪蹄上撕下一小块肉，塞进嘴里。那味道，到现在还常常在梦里出现。

三十早上，我们还没起床，母亲早已把鸡杀好，并且把浸了几天的黄豆也清洗干净了。母亲带着我和二哥把豆子挑到球宝叔家，球宝叔用秤称了称黄豆，就倒到石磨上。我和二哥推磨，母亲右手扶着磨柄，一圈一圈地转动石磨，每转两圈，左手就用勺子舀起豆子倒入磨眼。不一会儿，兄弟俩就累得满头大汗，黄豆也磨完了。球宝叔帮我们把磨好的豆浆倒进一个布袋里，一起抬到旁边挂起来，双手摇动布袋，乳白的豆浆就从下面淅淅沥沥地流出来。球宝叔把生豆浆倒进大锅，母亲在灶下烧火。等豆浆开始翻滚，球宝叔就把一碗石膏水慢慢倒入锅里，顺着一个方向轻轻搅拌。几分钟后，母亲已端来豆腐架，铺上纱布。球宝叔一勺一勺地把点好的豆浆舀进架子里，盖上盖板，再压上几块大石头。个把小时后打开架子，揭开纱布，球宝叔拿着刀横竖划开，豆腐就成了整整齐齐的小方块。三十中午，我们又能吃到母亲最拿手的豆腐炒肉了。

我们兄弟三人把大门两边、堂屋两侧的门框都清理干净，贴上大哥自己写的对联。贴好后往后一站，往前一瞧，红艳艳的对联，一下子就把过年的气氛点燃了。

中午时分，父亲会把我们几兄弟叫到一起，帮他打下手放鞭炮、敬神。不善言辞的父亲，总会督促我们兄弟几个学学这些老规矩。吃完中饭，我们跟着父亲到爷爷奶奶坟上祭拜，给他们“贴”上一张纸钱。父亲告诉我们，这是给祖先贴门神。

三十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围在火盆边，盯着全村唯一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看忽闪忽闪的节目。到了深夜，父亲再次问我们还有没有人要出去，得到确定后，便点燃鞭炮，关上大门。父亲吩咐我们早点睡，明天要早起。睡觉前，父亲给我们三兄弟每人一个红包。当时钱不多，但我们都会把红包小心地放进新衣服的上口袋，每晚把衣服枕在头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拿出来。

正月初一凌晨，我们在父亲轻声的呼唤中醒来，穿好衣服。父亲已经烧好了热水，我们洗完脸，用肥皂把手仔细洗三遍，然后轻手轻脚地跟着父亲来到堂屋。父亲先把上席的神灯点亮，在爷爷奶奶的遗像前、上席正位各沏好三杯茶，斟上三杯酒，拿起一叠纸钱，依次在各个祖先位前焚烧。烧纸时，父亲在一个地方引燃后，抽几张纸钱借着火移到下一个位置，动作轻快而有序。然后看看桌上的座钟，等到凌晨一点十五分过后，父亲左手拿着鞭炮，右手摸着大门的门闩，嘱咐大哥听他的口令一起开门。每年父亲一般都会在凌晨一点十六分点燃鞭炮并打开大门——这也叫“开财门”。二哥胆小，常躲在一旁，而我总会自告奋勇地去点那个最大的炮竹，响声震耳欲聋。放鞭炮时，父亲一直盯着自家的鞭炮响完。听父亲讲，初一放鞭炮很有讲究：鞭炮响亮、一气呵成放完，意味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都是好兆头。要是出现哑炮，心里就不痛快，觉得今年的财运会不会像鞭炮一样“哑”了。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要捡回来换一头重点；要是有一截没响完，也得赶紧捡回来继续放，这样财运才能接得上。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放鞭炮好像从没出过哑炮。虽说有点迷信，但也确实觉得家里一直顺顺利利的，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