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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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的一个清晨，趁着凉快，我陪九十三岁高龄的父亲在小区散步。父亲刚从乡下接到城里不久。我们父子俩边走边聊，不经意间，父亲带着伤感的语气，对我说起已离世近半年的母亲：“你妈妈是个好人啊！”
父亲一句话，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勾起母亲在世时的层层往事。那些事，琐碎得不那么起眼，却蕴藏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底色。
此刻，我最先想起的，是母亲做鞋的身影，还有她常挂在觜边的那句——
送双鞋给你穿
在我的办公室，常年放有一双黑色泡沫底布鞋，上班时经常换着穿穿。这双鞋，是母亲亲手做的。
父亲曾说，母亲晚年为了做鞋子送人，让他多次买鞋底、鞋帮。至今，母亲离世半年，做的鞋还有少部分没送出去。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做鞋。
那些年，买什么都得凭票，农家大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没有多余的布料做鞋，唯有用稻草编草鞋。做草鞋，稻草好找，年年都有。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编草鞋。尽管是稻草编织的，却结实耐磨，上脚轻便，透气性也好。时不时，母亲还多编织一些，送给生产队的熟人。那些人感激她，她却说“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一双草鞋不值提”。那些年月，田埂上、山路间，草鞋踩出的深深浅浅的脚印，都浸透着母亲挑灯编鞋的辛劳。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的日子慢慢地好起来，我们家里也有了淘汰的旧衣服。母亲舍不得丢，便用来做千层底布鞋。她说，“自己做的鞋，更合脚”。做千层底布鞋是个细致活，母亲得先把家里的旧衣服拆洗干净，一片一片收集，一层一层粘接，晒干，做成布壳；再用按每个人的脚尺码备好的纸鞋样，剪出鞋底、鞋帮；纳鞋底最费劲，母亲一针一线纳，从没半途而废过。我的记忆中，只要有布料、有空闲，母亲就不停地做，偶尔也送两双给亲戚朋友、周边熟人。那些年我家的布鞋，缝着日子的拮据，也浸润着母亲的心血。
后来市面上的鞋子琳琅满目了，母亲尽管老了依旧执着于做布鞋。她说，“现在鞋底、鞋帮都好买，省事；用手缝缝，省钱，穿着更合意”。母亲视力一直较好，手劲也还行，九十高龄仍能穿针引线，做鞋不辍，直到离世前一年多，病情加重，才不得不罢手。
母亲做鞋，会在鞋里垫上一层绒布，冬天保暖，夏天吸汗。每当我们回家，母亲都拿出鞋子塞到我们手中，“这双是给你的，那双是给你女儿的……”总让我们感到收获满满。亲戚朋友来家里，母亲也会抱出鞋子让他们试穿，走的时候让他们带走，那句“一双鞋而已”，令人无法推辞。她觉得村上的人对我们家友好的，还会送去双鞋，穿出邻里友情。
母亲体恤人，不光在送鞋这件小事上，还反映在对待穷苦人的态度里。在她心里，始终有一杆秤，那杆秤就是——
穷人也是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叔叔在乡办企业上班，早出晚归无暇做农活，家中小孩大多上学，做承包地缺乏劳力。叔叔家经人介绍请了一个帮工，让其搭手叔娘干些种地的重活儿。这个帮工，家里较穷，又独身一人，虽年轻，仅三、四十岁，体型偏瘦，但做事实在、卖力，周边人都觉得不错，包括我母亲。
随着帮工在叔叔家的时间长起来，叔叔对帮工倒没啥，可强势的叔娘却越来越嫌气这个年轻人，时不时指责、呵斥这个帮工：“吃饭的时候不嫌多，一干活儿就嫌多。”“枉自年轻，干活儿还不如我！”帮工有时觉得憋屈，想一走了之，却苦于少去处，常常忍气吞声。
帮工的遭遇，母亲看在眼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同为穷苦出生，她深知穷人的难处。她想帮帮那个帮工，但又怕叔娘找麻烦。于是，时常趁着叔娘不在家，才喊帮工来家里吃吃饭，劝解劝解，以便消除帮工与叔娘之间的隔阂。
记得有一次，帮工与叔娘一同挖土，因为地里长着茅草，帮工把地翻过来却没将茅草根挖断，被叔娘看见，当场遭了一顿决，帮工知道自己的错，叔娘回家做午饭，也没跟着回去。在距帮工挖土不是太远的地方，母亲与父亲也在干活儿，听到了帮工被决的全过程。等叔娘走后，母亲拿着包去作午饭的两个麦粑，走近帮工：“小兄弟，莫蹲在这儿生气了！歇歇，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饿着肚子咋干活？”帮工听到母亲的话，低着头小声推辞：“嬢嬢，算了，被看到又要挨决。”母亲硬把麦粑塞给帮工，柔声说道：“穷人也是人！做得不对，教教不行吗，为何非得把人决成这个样子。我们靠力气吃饭，凭啥子要低人一等？！”
在我的脑海里，帮工当时逢人便讲母亲对他的好，觉得母亲不嫌贫爱富、待人真心实意。时至今日，帮工什么时候走的、因为什么原因走，也没有多少印象。母亲晚年提起那个帮工，曾跟我们说，你爸小时候家挺穷，三岁左右抱到养爷爷家压长，没上过一天学，小的时候没少挨养奶奶打骂。母亲自己也没上过学，娘家同样穷。而她作为童养媳嫁到父亲家后，养奶奶对父亲的打骂，便转移到了她身上。这些年少时的经历，令母亲刻骨铭心，故而对帮工的遭遇感同身受，只说“不就是多双筷子吗？何况他还干了活儿。”
对母亲来说，做人莫过于掏心掏肺。而过日子，那她真是把自己的那份心，揉进了一粥一饭里——
推点豆花来吃
我的电脑中存有这样一段视频：
晨光刚刚穿过厨房窗户，满头银发的母亲已在猛火灶旁忙着做豆花。她将打好的豆汁倒入锅中，一边手持长勺不停搅动，一边用瓢舀掉浮沫，等锅中浆汁翻涨后，便舀入棉布口袋，滤出豆渣，洗净锅，再倒入滤过的豆浆，大火烧开，关火稍冷，舀一勺胆水慢慢旋转点入浆中，一次、两次，待豆浆中的清水分离、蛋白完全凝结，再用筲箕压榨，刀划切块，撒盐煮开，一锅豆花呈现眼前。视频中，母亲还边做边给我妻子讲做法、谈心得，有说有笑。
这段视频，距今两年多。母亲做豆花的样子，让我明白，最深最重的爱，往往就藏在这寻常的烟火气里，不言不语，却暖透一生。
母亲离世前一段时间，已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如抽丝，喉咙发不出声了。但她仍用口型反复说着“推豆花”三个字，手上还比划着推磨的动作，催促我们快去麿豆子。父亲还曾嗔怪母亲，“天天就念推豆花，真推来你却吃一点点。”
印象中，我们老家只要来客人，或我们兄弟姐妹从外地回去，母亲都会说“推点豆花来吃”，几乎立说立行。
其实，推豆花，一直是母亲待客的一大执念。她在旧社会长大，遍尝人间苦累。解放后，又在农村拖儿带女，也过过不少苦日子。直到土地承包到户，生活才渐渐好起来。农家待客，没有什么山珍海味，能端得上桌的，唯有豆花。母亲常说，“豆花啊，是咱乡下人待客的好菜。”在我住校读书、当兵在外期间，推豆花就是母亲欢迎我回家的特殊方式。那时，家里物资匮乏，但种有黄豆，随时可以推豆花。母亲推的豆花，细腻滑嫩，吃在嘴里绵软香甜，让人欲罢不能。
母亲推豆花，不但身体力行，还手把手教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个个都会。母亲晚年，推豆花大多是她提议，我们推，她做一些能做的，若全然不让她插手，她便会闷闷不乐——她是想参与，想感受，想再力所能及为这个家尽一份心。
如今母亲已永远离去，她留给我们的——那针线里的坚韧、那待人的厚道、那烟火中的热忱，早已化入我们兄弟姐妹的血脉，成了这个家生生不息的根脉，一代，一代，向后延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