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长大

没了妻，在女儿的眼里，我就成了个老小孩。

这几天，我耳朵好像有个东西堵住了，闷闷的，人在对面说话，总觉得，这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

我说：可坏了，耳朵聋了。

女儿说：可能伺候我妈，这几个月熬的，我给你挂了北大三院耳鼻科，看看去吧。

我说：我自己去就行。

女儿不放心，专门请了假，她骑电动车，我坐公交94路。到北大三院门诊部的门口，她就在门口等我了，拿了我的医疗保险卡，扫码，打款，取号，挨号。等了一个多小时，听到：请，刘宪华到普通门诊2号室就诊。女儿领我进去。医生看了看耳朵，开灯往里照了照，说：耳屎，取一下就行。她拿个捏子，夹了几次，夹出一点点粘又湿的东西，说：不行，取不出来，回去，上点药吧。医生开了一瓶碳酸氢钠滴耳液，说：回去滴，一次三四滴，一天四五次，连滴三天，到三天头上，就过来。哦，滴时，你这样，侧着头，这样滴，滴完，耳朵向下，空一下，空不出来，也没关系。

到了第三天，又挂号，再来。女儿还是不放心，还是陪我来。医生看了看，说：滴得不太好，耳屎还是不好取，没有取净，再洗洗吧。一个喷头，对在我的耳朵上，一摁电钮，药水呲呲地喷进耳朵里。这冲力，在内耳壁上，唰唰地响。两耳轮流洗一遍，她说：好了。

可是，回去的第二天，就觉得，耳朵里边很疼。女儿再挂号，可是北大三院的号，挂不上。但挂上了北大三院北方院区的号。女儿又带我去北大三院北方院区看。又是交费，取号，挨号。进了医疗室，医生拽拽左耳，抻抻右耳：疼吗？我说：哎呀，疼。医生开灯照照：有点肿，没事的，放心呀，上点药，就好。她开了一瓶氧佛沙星滴耳液，说：去取药吧。

这耳朵刚看好，咬了一个硬干果，嘎嘣，牙崩了。

女儿在手机上，把北京各大医院查了一遍，没有挂上号，最后拖人才挂上中日友好医院的一个号，挂的是口腔颌面外科，女儿又带我去看牙。交了费，取了号，医生一看，说：去拍个片子。片子拍好，传给医生。医生说：牙跟好长，拔掉太可惜了，应该能接上。我和女儿大喜望外：这样，省钱省事，又不受罪。哎呀呀，我们碰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医生说：去口腔修复科处理下吧，处理好，喊下我，我过去就行。去挂号吧。

可是挂了好多天的号，也没挂上。女儿却挂上了北京口腔医院的牙科。拍了片子，医生看了，说：这棵牙，要拔掉。我们大失所望。医生说：拔不拔？要拔，现在就拔掉。女儿说：中日友好医院说了，可以接上。医生说：这种情况，我们接不了，他们说能接，就去找他们吧。

回到家，女儿再挂中日友好医院的口腔修复科的号。挂上了，牙能清除的部分，都清除掉了，就等着接牙了。口腔额面外科医生过来，看了看，说，牙下面的骨还是软，还能再修吗？口腔修复科的医生说：不能了，再修，就碰到肉了。口腔额面外科医生叹了口气，遗憾地说：接不上了，牙只能拔掉了。女儿问：现在拔吗？医生说：你得再挂号哇。

又挂了几天号，没有挂上，女儿却挂上了北大三院北方院区的一个专家号，很顺利，牙直接拔了，两周后，专家给约号，交上费，就植骨，然后就等着五六个月后的种植牙了。这看牙，总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在北京这大地方，看病太麻烦了。关键是太麻烦女儿。女儿太忙了。女儿的时间也太金贵了。

我就想起有妻的日子。

我们生活在景县那个小小的县城，看个病，两个人，就着伴，溜溜哒哒，就到县医院，不挂号，不挨号，十几分钟，就看完。看完，一撅屁股就走。我们退了休，时间也不值钱。看个小病，就当遛个弯。

在高碑店生活，疫情的日子，有妻在，天天核酸检测，也没有觉得有啥。那些日子，每天早晨，妻就挎着那个小挎包，戴着口罩，和我站在楼下排队。太阳还没出来，高高的大楼下，满是绿树花草的广场旁，从西到东，就站了一大队人。那大队的人，排到了东头，又拐了一个弯，长长地伸向南面。妻温情的脸上挂着笑，和周围的人，拉家常，白闲话。看到着急上班的年轻人，在后面，妻说：你先做，你先做，我们没事，不急。人家都说：这个老太太，真好。

记得那一天，医生到得那么早。天黑黑的，医生就穿着全副武装的防护服，坐在那个黄色的桌旁的凳子上。她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孩子，花一样的年龄，一张张稚嫩的可爱的脸。妻长时间瞅着这些孩子，低声说：这些孩子太辛苦了。挨到我们时，检测完，妻弯下僵硬的脊背，深深地向这几个孩子鞠了一躬。我也学着妻的样子，向这几个孩子鞠了一躬。后面的好多人，都效仿我们。弄得那个场面，好感人。坐在桌前做核酸检测的那个孩子感动得哭了，掏出手绢抹眼泪。

那个晚上，我应该是阳了。下半夜两点多。咳嗽得上不来气，睡不着，躺不下。妻起来，说：咱到医院看看吧。她把我的厚衣服找出来，递给我，说：晚上凉，穿厚一点吧。我们下了楼，整个大院，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满院子的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远处传来狗的叫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粗野，一声狂吠。有妻在，我的内心没有丝毫的伤情和凄凉。妻说：我骑电动车，你骑自行车，路我熟，你在后面跟着我。天黑，骑慢点，小心车。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也很少看到车辆。看到的，只是满天的群星，满大街的路灯。所有的星星，像天灯一样，挂满了天空。偶尔有一棵流星，从遥不可及的地方，带着亮光，闪电般地滑下地平线。路灯在高高的杆子上，在大街的两旁，形成两条平行的线。路灯天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手拉着手，把它们的光线，藏在大街两边的绿草里，花丛中。我和妻在大街上，拐了几道弯，过了几个红绿灯的道口，走了十几里路，来到高碑店市医院大门口。妻说：车子放这儿吧，要锁好啊。我跟在妻的后面，走进医院的急诊科，透视，B超，CT查一遍，才知道是支气管炎了。

回来后，吃了药，前几个晚上，还是躺不下，就在楼下的院子里遛。妻陪着我，先是顺着东边的高墙，沿着边上栽满花的大道直着走，再在广场里大树下，顺着圆圆的石板路，一圈圈地走。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满天的星星，有远的，有近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暗的，有亮的，都在脉脉含情地看着我们。夜晚的凉风吹进我和妻的怀。广场北边小房子里的变压器，发出轻轻的嗡嗡声。大树下，泥土里，偶尔传出，一两声虫儿娇滴滴的鸣叫。妻问：这样走，还憋吗？我说：这样不憋。妻说：那就这样走。我说：你上楼吧，我一个人走就行。妻说：我还是陪着你吧，说说话，感觉会更好。深深的夜里，两个老家伙，手拉着手，遛来遛去，扯东扯西，感觉好多了。不知不觉，就是大半夜了。那个时候，妻已经得了癌了，只是没有查出来，也没有感觉罢了。她还是那样拉着我的手，说着，笑着。

在北京看孩子这些年，妻已经成了北京通，去哪里，都熟，就跟自己的家一样。和妻出门，我只是个跟屁虫，省心又安逸。

那次，我说：要洗牙，得叫女儿挂个号。妻说：我给你挂好了，挂的是海淀医院的。我们一起坐公交过去。上了公交车，她把交通卡，从随身携带的小挎包的皮夹里，拿出来，递给我。刷完卡，她就向我伸出手，我把卡放到她手里。她再把我和她的卡，放进那个亮亮的，蓝色的皮夹里，皮夹再塞进她的挎包里，挎包拉上拉锁，还要再摁一摁这个包，才放心。到了医院，妻从自己的包里，拿出我的医疗保险卡，插到机子里，手在机子上，点了几点，扫码付了款，号就出来了。她拉着我，坐在座位上挨号，把包里的一瓶水递到我手里，说：别着急，等着就行。我清闲地喝着水，眼睛半睁半闭，静静地听着，病人的名字一个个报出来，静静地看着，不停地变换人名信息的屏幕。听到喊到我的名字了，妻拉起我：走，该着咱了。她把我送到诊疗室，就坐在门外，等着我。

那次，在北京体检，我们走着去中关村卫生站。走在大街上，我们看看这些花，瞅瞅这些树，欣赏着树上的飞鸟和飞虫。妻说：这北京的大街和公园一样，遛大街，就是逛公园。我再细细看一眼：这些树，绿绿的枝叶，伸开了无数的小手，撑起了北京的天空，满树奇异的花，展开了一张张笑脸，迎来了北京的春天。大树下的地下，也种满了花，树下的花，和树上的花，形成一片花的海洋，盖住了整个北京城的地。这些飞鸟从这棵树上，飞到那颗树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鸣叫。飞虫儿围着花儿，一群群，一团团，翩翩起舞。到了卫生站，排队，她站在我头里，静静地看着我，不说话。一项项地查完了，先查的啥，后查的啥，我都不在心里走。那结果，我也不理会。是妻一项项地看，一项项地告诉我。

有妻在的日子，看病，体检，那么坦然，那么温馨。女儿一点也不操心。

如今妻走了，女儿说：没有我妈，爸不会生活，就是个老小孩。

我想，我不能再麻烦女儿了。我这个老小孩，得快快长大，在生活上，要成为妻那样的大人才行。我要长大，我要长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