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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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
素茕
今天午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的细节大多已经忘记了，只依稀地记得我身处老家，村子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不是小事。我靠在邻居家的墙根下晒太阳，父亲过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块黑白相间的铁牌，走到我跟前，指着我身后的墙壁，一脸严肃地说：“你把那儿挖开。”
我问他要干什么？他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说：“把这块牌子给放进去。”
那块牌子上写的什么，我没有留意。像是要警示什么。
当我手持一把撅头使劲抡起后，那堵表面是白灰的土墙就跟席子一样薄，很快便被我揭开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洞。我在惊讶中接过父亲手里的那块铁牌，从洞口刚放到地上，窗外的汽笛声轰然响起。
我从梦中被惊醒。回到现实后，我为自己荒诞不经的梦境捏了一把汗。
父亲去世整整十周年了，昨天是他的祭日。光阴荏苒，十年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眨眼的事情。年前就筹划写一篇纪念文章，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却迟迟没有动笔。这里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自身的懒惰。
去年阴历的十月初一，我曾矗立在他的遗像前有过承诺。当时信誓旦旦，而后却无动于衷。父亲在天堂一直看着，他大概见我总是不肯动笔，于是托梦与我，是要提醒我兑现自己的诺言。我和父亲之间，心灵竟然如此相通。
这些天，一直在捉摸这篇纪念文章从那个角度去写？写什么？一直犹豫不决。
其实，父亲的一生，我所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总在为家里的生计而奔波。平时教育子女的事情全部落到了母亲头上。我们做了好事，他既不表扬，也不奖励；我们犯错的时候，他也不会轻易打骂，除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才会“出手”。
而母亲经常向我们抱怨：你大（父亲）老是黑着一张脸，从不知道心疼人。父亲对待母亲是那样的冷淡，自然也不会对家人嘘寒问暖，包括我奶奶。也可能，父亲把所有的温暖以及他对家人的爱，都用在拼命干活上。他在用行动来诠释一个男人对家庭的全部责任。
最早记忆中的父亲，白天是生产队里的社员，晚上就成了一个挑夫或者脚夫。他每隔几天，就在太阳落山出门，肩上扛着十几根木椽，翻山越岭到山外卖掉。第二天拂晓回来，挑着一副担子，两头是家人必需的生活品，大多是吃的东西。
每当父亲踏着夜色出门，奶奶总是跟在他身后，默默地送父亲到门前的小河边。她看着他过了小河上的十几块列石，走上了对岸的土塬，奶奶才转身回家。第二天，奶奶很早就起来，在大锅里烧一锅开水，把暖瓶灌满。再把玉米面馒头热在蒸屉上，然后去迎接父亲。她手拉着我，等在小河旁。看见太阳从东边的山后渐渐冒出明亮的头，奶奶就开始替父亲担忧：“你大咋还没回来？”
奶奶总会让我摸头，匡算父亲回来的时间。往往这时，奶奶会说“你摸摸头，看你大走到哪儿了？”
我顺手从头上摸一下，如果摸到前额，预示父亲马上就要回来，奶奶会很高兴；假如摸到头顶，表示父亲还走在半道上，奶奶心里就有点不安，她怕父亲误了上工；如果我摸到头的后面，预示父亲还在山的那边，奶奶就会忧心忡忡……
不知奶奶从哪儿得来的奇招？我问过多少次，奶奶也没说。这事尽管让人费解，可奶奶说，我每次摸头，总是很应验。记得那年寒冬，父亲给队上请了一天假去山外，主要是给奶奶过生日准备食材，捎带着给家里买点粮食。天刚擦黑，他肩上扛了一捆椽，身上还带了现钱，独自上路了。本来计划好的，一天一夜就能赶回来。
第二天黄昏，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回家。眼看着夕阳的余晖都被黑黢黢的山峦吞没了，天色越发暗淡。奶奶焦急地站在屋檐下，伸长脖子向河对岸的土塬上望去，依旧不见父亲的身影。奶奶说：“你摸一下头。”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后脖颈。奶奶似乎不信，但她更加心急了，催促我说：“刚才摸得不对，我娃再摸一下。”
我一伸手，还是在后脖颈。瞬间，奶奶跟母亲的脸色都变得傻白。奶奶随口说了句：“他大怕是出事了。”
在严寒的冬天，山路上有积雪青冰，经常有人走在山路上摔断胳膊腿，奶奶她们难免不替父亲担忧。母亲一听，立即喊来大姐、二哥，让他们去山里找父亲。
奶奶从锅里取出两块玉米面发糕，递给二哥说，你两个分一块吃，给你大留一块。母亲从柜子上取来一只手电筒交给大姐，大姐拎着手电筒，一转眼，便走下了院子的台阶。
那天晚上，母亲和奶奶没有纺线织布，而是坐在灶坑前烤火，等父亲回来。土屋静得出奇，只有柴火在火坑里“噼啪、噼啪”地燃烧……我和二姐瞌睡多，熬不了夜就去睡了。
半夜，父亲回来了。我在木门的“吱扭扭”声中醒来。不谙世事的我，一骨碌爬起来，好奇父亲到底遇上了什么事？煤油灯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豆大一点的光亮照着。
父亲站在那儿，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佝偻着腰，嘴唇变成了青紫色，两腿还在发抖。父亲身上的外套没了，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黑色粗布棉袄，肩上还补了两块颜色深一点的补丁。八仙桌上多了一只洋面口袋，里面装了少半袋东西。
我们也都静静地站在哪儿看着他。开始母亲没敢问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奶奶开口问了一句：“咋回来这么晚？”这时，父亲再也站不住了，他两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两手抱着头，哽咽着说：“三十多块钱全都让溜娃子（小偷）给溜走了。”之后，便嚎啕大哭。
三十多块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可是给奶奶过寿的钱，还有全家过年必需的花销，是父亲用他那瘦弱的身躯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才挣来的呀！就轻而易举地让那个该死的小偷全部偷走了。一家人被这巨大的“噩耗”攫住了，全都张大了眼睛，不知该说什么好，也不知怎样去安慰父亲，任凭他的嚎啕声划破寂静的夜空。父亲痛彻心扉的哭声像刀子一样划伤了每个人的心。我才五、六岁，也感觉心口隐隐作痛，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憋闷得喘不上气。
大风从西北面的山坡上凶猛地刮来，“呜——，呜——”地呼嚎着。它愤怒地裹挟着残枝败叶，从敞开着的门闯进来，仿佛要为父亲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
风踅进宽大的破棉袄里，我的后背被它挠得刺骨地疼，堂屋里冰窖一般寒冷。大姐比我们几个都机灵，也最懂事。她对我妈说：“我大一天都没吃啥了，赶紧给我大舀饭。”
奶奶听了大姐的话，转身去了厨房。大姐把父亲从地上慢慢拉起来，让他坐在灶坑旁的小凳子上。奶奶左手端一碗稀糊糊，右手攥着一块玉米面发糕递到父亲手上。父亲接过后，把碗放在了地上，十分艰难地吞咽着手里的发糕。
母亲终于按捺不住了，她在一旁责备说：“你咋就恁地不小心，那么多钱都让贼娃子偷走了。那妈的好日子（奶奶的生日）拿啥过哩！”
“今年我的生日不过了。”奶奶接过母亲的话说道。
“你不过由不得你。亲戚来了，你还能把人家给推出去呀！”母亲又把奶奶的话给顶了回去。
父亲把发糕拿在手上，不停地抖着，一句话也不说。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滚下来，落在了腿上。
那个晚上，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嚎啕大哭，他的泪水像珠子一样从他脸上一颗颗滚下。我伸手给父亲擦泪，被他拦住了。
大姐过去把两扇木门狠劲关上。“咣当、咣当”几声，大风的呼啸声被挡在了外面，屋里顿时安静了一些。她手指着母亲，几乎是吼着说：“你还叫我大吃饭不？钱都没了，还要把人逼死吗？”
大姐的愠怒，使母亲再也不敢多言。这时，二姐很气愤地从嘴里蹦出一句：“那个偷钱的贼娃子不得好死。”
“对，他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我反复咒骂着，心想能让贼娃子有报应。
大姐来到父亲跟前，把地上的碗端给父亲说：“大，你快把饭吃了睡觉。咱不难受了，权当你的钱让贼娃子拿去给他妈买了棺材。”
我接过大姐的话说：“大，贼娃子他妈死了，没钱买棺材，他才偷了你的钱。”
奶奶站在那儿先是啜泣，而后便哭出了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无法理解大人们心里到底有多痛？可我一想到父亲每次从山外回来，我和奶奶从河边把他迎回来。一进家门，我总会把旱烟袋递给他，他就把我抱在腿上的情景。我跟着奶奶“呜呜呜……”地哭了，二姐也忍不住哭了。后来，大姐和母亲都哭了。只有二哥，他傻傻地低头站着。我们谁也顾不上父亲吃饭。
我们此起彼伏的哭声，把房子都哭矮了一大截，灯光更加昏暗了。我们家的天都快要塌了。最后，还是大姐阻止了大家的哭声，她大着嗓门说：“都啥时候了，哭死有啥用？还不赶紧让我大吃了饭，早点上炕歇着……”大姐一通训斥，哭声全都停住了。大姐俨然成了一个小大人。
第二天，大姐才告诉了母亲父亲在集市上被偷的过程……父亲被偷后，他把自己身上母亲给他缝制的崭新的外套夹袄卖给了估衣（旧衣服）小摊贩，才换回来少半袋麦麸皮。那个洋面布袋里的东西，便是父亲用自己的外套换来的。
奶奶生日前几天，她缠着的脚，很难走得远，她只能拄着棍子，迈着细碎的步子，挨家挨户说服族里的本家，不要给自己去祝寿。那年奶奶的生日最冷清，只来了几个最要紧的亲戚。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奶奶的寿辰，这一年的春节，一家人在悲愤交加中过了一个非常惨淡的节日。
父亲一个硬生生的汉子，从此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每隔三两天，给谁也不打招呼，就背着木头去一趟山外，换回麸皮、红薯干，让家人度过了半年的饥荒。正因为饱一顿，饿一顿，时常在路上吃生冷的东西，山里山外来回奔波，父亲得了胃病。他的胃疼起来睡在炕上直打滚。每次疼得不能起身时，就让母亲从厨房拿来苏打粉，他从里面挖一勺直接倒进嘴里。奶奶急忙递给他水杯，他小抿一口，又把水杯递给奶奶。他吃了苏打粉，会安静下来……
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无疑是我们家的至暗时日。小偷抢夺了父亲的血汗钱，等于掠夺了我们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同时，也给我的童年留下阴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我遭受挫折，便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父亲当年撕心裂肺的哭声，我都会骨鲠在喉……
我上学后，大姐、大哥也都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父亲去山外的次数明显少了，他开始做起了木工活。比起掮着木头，徒步几十里山路去山外卖，木工活自然要好得多，也够体面。家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为他担忧了。
父亲做木工活，是在每年的农闲时间。他和村里的伯伯、叔叔十几个人，背着木工器具走村串户揽活。他们外出做木工活，多数是给人家的新房子做架木（土木房子的构架）。做房子的架木，全部是卯榫结构，几乎不用一颗铁钉。如果某一处需要加固，便找来一块木条，把它削成园钉子的形状，再把它们楔进那个地方。大约十几天，他们就能把一座房子的每个构件做成，然后看着一大群人将木头立起来，建成房屋的主体后，就算完工。
随着他们做的架木越来越多，而且以其做工细致、工期短，很快在四邻八乡传开了。人们传言说，刘塬村有一帮木工，活做得快又好。所以，那些年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不愁揽不上活计。往往是这家还没做好，另一家就在等着他们去。
做木工活一般在人家的院子里，不会风里来雨里去，东家还会管吃管住。遇上好的人家，饭食也好，住得也舒服。那几年，父亲的脸也不那么黑了，渐渐有了淡淡的红色，眼里也有了光。
父亲每次出门做木工活，奶奶一直记着时间。她估摸着父亲要回来，就让我每天放学后去村口迎他。当我远远地看到他们背着木工器具走近，我跑着过去，想帮父亲拿东西。他说我拿不动，便拉着我的小手往家走。
放下身上的东西后，无论他多么累，总是先把我抱在怀里，从头上看到脚底，看我是否长高了？长胖了……
父亲也有在家里做木工活的时候。大哥要结婚，几乎他是一个人给大哥新盖的房子做了成套的架木。除非有大件必须多人配合才能完成时，他才请来大伯或者叔父来给他帮忙。大哥的房子盖好后，他给我们家做了两件八仙桌，几条板柜，十几条长板凳，还有两只大板箱，这些在当时都是大家什。
父亲做木工活时，特别爱琢磨。他把柜子做好后，给柜子下面镶上花边，柜面上用颜料画上莲花、牡丹、菊花。再把柜子用颜料刷成红色。最后，用清漆刷过三遍，一个家具就成功了。新做的柜子很喜庆，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我每天都要在那些家什上摸好多次。它们给土屋增添了不少亮色，日子也喜兴了一些。
父亲不仅做大件家具，还给我们做小东西。他做的小凳子上面雕刻着小鹿、绵羊，还有兔子。我尤其喜欢父亲给我们用核桃木做的月饼模子，其工序极其考验人的手艺高低。先在一块木板的一端掏一个一寸深浅的圆窝，把它凿平整，再在边上雕一个圆圈，在圆圈的里面用刻刀刻一朵牡丹花、莲花、菊花，或者一只小兔子。再把那块木板的外围削成一端是圆形的，另一端是一个带有花纹的把手。最后用砂纸打磨光滑后，一个月饼模子就做成了。父亲会根据木板的长度宽窄来做成大号、中号，还有小号。
以前，村里人都买不起月饼，每年的中秋节，都是用月饼模子蒸成形状类似于月饼，里面包着糖的饼子。大哥家里的月饼模子至今一直用着。
我特别喜欢小兔子图案的那个月饼模子。每年中秋节，母亲在蒸月饼馍馍时，我都会让她给我倒几个兔子月饼。我结婚后，父亲曾经给我做过两个月饼模子，但都失败了。原因是木头不对路，做月饼模子需要用核桃木、梨木，或者桃木。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解这几种木板了。父亲找了好久，也没能找到，只能用松木，可松木容易开裂。父亲两次尝试，都开裂了。他很内疚，不敢当面告诉我，我是听母亲说的。
父亲还琢磨着做了一副榨油的木板；一具压饸络的器具，还有一具剥玉米粒的小机具。这几件器具总被四邻八方的人家借去用。尤其是榨油板，在每年的春节前都被周围村庄的人借走使用，我家自己要榨核桃油，需等到腊月二十四、五以后。
但凡木工活，父亲能想到的，他都会尝试着去做。按照现今的工种细分，父亲一个人做着几个种类的工作：木工、油漆工、木雕等。
父亲也曾是一名乡村厨子。这个行当平常是用不到的，村里有了红白事的时候，父亲才会被请去给人家帮厨。在我家，每年腊八节这天是奶奶的生日，父亲会给来祝寿的亲朋做宴席。
那时生活拮据，石材也少，奶奶的寿宴也相对简单。好的年景下，奶奶的寿宴上有九道菜，四个荤菜蒸碗；四个烩菜（两个豆腐烩菜；两个纯素菜）；一个凉菜（放在最中间）。蒸碗有甜有咸，各两碗。甜碗下面垫着油炸红薯块，上面是白色的肉片或红色（烧过的）肉片。咸碗下面垫着土豆块，上面是白色的或红色肉块。四个荤菜的蒸碗放在四角。不好的年景下，奶奶的寿宴上也就五道菜：两个蒸碗（一碗红薯甜肉块；一碗土豆咸肉片）；两个烩菜（素菜）；中间放一盘凉菜。
父亲被请去给人家帮厨，他主做蒸碗菜，还是上述的那几个。其余的四个菜，由妇女们做两个大杂烩菜。还有两个菜，一盘蒸糕，一盘油炸馃子。做蒸糕的流程相对比较麻烦，后来改成了炸虾片。
五十岁以后，父亲再也不给任何人家当厨子了，村里已经有了好几个能做蒸碗菜的厨子。
上高中后，我才从叔父嘴里得知，解放后，父亲曾经教过几年书。叔父说：“你一个女娃，能上高中不容易。等你以后考上大学了，跟你大一样教书。”
我问父亲，为什么后来不教了？他说，那时家里缺劳力，要分家盖新房，母亲就把他叫回去了。我说，如果你继续教下去，你现在就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父亲说，那也是个教书匠。我说，教书匠都比现在当农民好。父亲显得很无奈地说：“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不回来，到了社教运动，成分不好的都得回来。你是不知道……”
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提起他的过去，才打开了话匣子。他对我说了好多事情，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有一回，父亲给我说起了他当年读师范时所受的罪。他说，每学期只能回一次家，在学校里缺吃的，缺穿的，缺钱花，他忍饥挨冻，硬是坚持了下来。县城离我家有近百里山路，回一次家，一个来回要走半个月。天黑下来，走不了了，只能睡在半道上。如果遇到人家，他会尽量说好话借住在人家里。但常常是三五里地找不到一户人家。这时，他就会靠在树干上对付一晚上。为了防止野兽袭击，他从松树上折一些松枝，先把随身带的东西（吃的、用的）盖好，剩下的全部盖在自己身上。
父亲说，他夜宿山上时，还真遇到过野兽。那次把他吓得魂都快没了。他躲在树枝下，看不清是什么动物，只看见一双幽深明亮的黑眼睛，和它粗重的喘气声。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最终逃过一劫。父亲说着，长叹了一声：“唉！那时可比你们现在苦多了。”
父亲尽管没有埋怨母亲，可我能看出，他对失去当老师有后悔之意。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支持我上学的原因了。我能一直上学，是父亲用自己的吃的苦给我换来的。他不会让我失去上学的机会，也不想让我也成为他那样“东山日头背到西山”的人。
父亲是一个什么就能学会的人。我参加工作后，他去了潼关县给淘金子的人家帮工。他在那里学会了做豆腐，而且做得很地道。一斤黄豆，他做出来的豆腐比别人做的分量要多。回到村里，谁家遇上事情（婚丧嫁娶），豆腐都请他来做。
做豆腐的工序有好几道，尤其需要磨豆浆。那时，豆浆都是人推磨子磨出来的。只要父亲接了做豆腐的活，我们姊妹都会心有惊惧。心想，又要帮父亲推磨子了。推磨子转圈很枯燥，总让人感觉头晕。我在家时，一年只做一次豆腐。我年龄小，自然推得次数最少，二哥推磨的次数最多……大姐说，父亲只要答应给别人家做豆腐，她就开始头晕。那不是一锅两锅，一做就是五六锅，甚至更多。
那些年，单位工作忙，我很少回家。后来，又跟着爱人去了甘肃。父亲为了小弟上高中的花销，去了我上初中的学校给学生食堂做饭。学校里没有自来水，要从大约一里路的井里担水，每天要挑十几担子水，还需紧着用。
有一次，我去看他，父亲正在挑水。他弓着腰身，沉重的水桶压着他的肩膀，两腿一步一摇地往学校走去。我轻轻地跟在他身后，不敢出声，生怕惊了他，把好不容易从深井里打上来的水倒掉。等到他把水倒在一口大水缸里，我才轻轻地喊一声：“大，我回来了。”
父亲慢慢地转过身，一脸惊讶地问道：“你咋没来信，人就回来了？”
“我到省城出差，顺便回来看看你和我妈。”我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要干如此沉重的活，这到底是谁的错？我在心底问自己。
父亲问道：“那你能住几天？我得到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去。”
我说：“我回去把我妈看一下，明天就要走。”
父亲脸上显出了失望的神色。很无奈地对我说：“那你先回去。我马上要给学生做晚饭，水还没担够哩！”说着便准备把担子往肩上放。
我从提包里拿出一包点心递给父亲说：“这是天水的点心。您这两天就把吃了，别放坏了。”
父亲推让着说：“你拿回家让你妈吃。”
我把点心放在他手心里说：“我包里还有，这是给你的。”
父亲转身把点心放在了他休息的小屋里，我跟着他进去。小炕上，铺着一床很薄的褥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了炕头。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闹钟说：“那你先坐一会，我再去担（挑）一担子水。”说完，很快挑着水桶又去了水井那里。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我在家里住几天，等着他周末回家。我们有一年多不见了，见面总该拉拉家常吧！
那一刻，我的心在滴血，我为不能帮助父亲解脱困境而自责。以父亲当时的年纪，在城里已经是提着鸟笼，过着退休的日子了，可父亲还要为小弟上学挣钱，为生活奔波。
小弟考上大学后，父亲把所有亲戚都问了一遍，向他们借钱，给弟弟筹集上大学的费用。可父亲没有给我提出任何要求，更没向我借钱。他知道我有难处，我在信中给他提过。当时，我们单位改革，工资发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是绩效工资。单位的绩效不好，一直没有发过绩效工资。可小弟的生活费我一定得管，我每月拿出200元寄给小弟，我不能眼看着父亲被钱压垮，算是我弥补对他们的亏欠。
后来，父亲为了还债，辞掉了学校的炊事员工作，再次去了潼关，给淘金子的人家在碾子上碾矿粉。那份工作我不了解，听人说是两班倒，每人十二个小时，保证碾子不停地转。每月给三百块钱的工钱，自然比在学校一个月六十块钱要多很多。但付出的辛劳也在成倍地增加。一个花甲老人一天连续做工十二个小时，恐怕今天的年轻人都挺不过来。可以想见，父亲经历了多么大的磨难。
小弟弟大学毕业后，父亲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可母亲病了，她的病很杂，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父亲不得不从山外回来照顾母亲。几年下来，父亲得了严重的腰椎病。他佝偻着的腰身，家里活、地里活全压在上面……
二哥有智障，从小到大都是靠母亲提携着。母亲去世后，父亲更是把二哥一家的生活当成自己的日子来过。直到他去世前夕，二哥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父亲去世后，我们姊妹几个坐在一起给他守灵。当我提及父亲一生做过很多事情时，大姐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哩！大（爸爸）为了你们上学，把啥法子都想尽了。”
小弟比大姐小将近二十岁，很多事他都没经历过，他好奇地说：“好多事我都不知道，你说给我们听听。”
大姐生气了：“大（父亲）受了那么多苦，都是为了你们几个上学。家里就数我和你二哥可怜，天生是给你们曳（拉）磨子的命。我现在一句也不想说了。”
说完后，她“呜呜呜——”地哭开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大姐的哭声揪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大家一时都沉默下来。
大姐是我家唯一没有进过校门的孩子，所以，她的委屈在所难免。除了父母亲，她也是对家里贡献最大的人。二哥的脑子不好使，但也是干苦活累活最多的孩子。父母去世时，大姐哭得最伤心，她哭父母亲，也哭她自己。仿佛要把一生所受的苦难全都用眼泪冲刷出来。
亲情的话题在我看来，也许是人世间最敏感的话题，也最容易触及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它们如同揭开了刚刚结痂的伤疤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大姐用他的哭声向我们宣告：不要再触碰了，一旦碰到了痛处，就无法让人不疼。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他更像一个挑夫。他一头挑着生活的重担，一头挑着家庭的责任。我想，如果父亲生在当下，他会成为一个有多种手艺的技工。就拿木工活来说，卯榫结构的技师在当下已经很少。只可惜，父亲生不逢时。
2025年3月23日初稿
2025年5月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