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沂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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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那场高考，我差了十二分，与大学无缘。
当时，压根没想上高中专。家里穷，也没钱补习。
放榜的那天傍晚，我蹲在西河边上，看着河水慢悠悠地从石头缝里流淌，心里象被水抽着钻入了沙石里，揪揪的，湿淋淋的。
父亲母亲没说什么刺耳难听的话。但他们也说不了什么好听的话来安慰我。
老实巴脚了半辈子的父亲母亲，不象城里人那么会安抚人心。
而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极度失望，也没指望还能如何安慰我。
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但几年来，还是咬紧牙关，不惜借钱供我念书。可我这榆木脑瓜，就是不争气，付出了那么些白天黑夜，还是结了个白气瓜。
我估摸着母亲担心我想不开寻短见，让父亲一直在后面跟着我，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也不搭话。
父亲见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就也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他看我在那儿发呆，就自顾自抽出旱烟锅，慢条斯理地捻烟丝，一边瞅着我的脸色，一边把烟锅里的烟丝儿按压紧实了。然后，摸出火柴，一擦，一股火苗儿窜起来，跳跃着，被父亲凑到了烟丝上，一股青烟便升腾起来了。
我心烦意乱。父亲巴搭巴搭吸烟的声音，就象鼓槌敲击鼓面，捶打着我的心脏。
他默不作声，只一口接一口，巴搭巴搭吸着吐着烟。
一股烟随傍晚河风钻进了 我的鼻腔里，炝得直咳嗽，眼泪鼻涕流下来了，我没好气地大声吼：“别抽了，炝得人心烦！”反正我没考好，迟早免不了挨一顿，豁出去了！我什么也不怕了，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平时父亲无论怎么打我骂我，我都既不犟嘴也不跑路，就硬挨，反正越打骨头越瓷实。可今天怪了，父亲既不恼，也没有打我的意思，只悠悠地盯着我，不说话，继续巴搭巴搭地抽着烟，盯着我。时间一长，盯得我心里发了毛。你还不如打我几下骂我几句来得畅快，越这样，我越胆怯。
我为了缓解胸中郁闷和父亲的威压，索性捡起脚边一块扁平的石子，甩手打了出去。一个漂亮的水花之后，石子沿着水面漂了几漂，沉没在远处。还不过瘾，我又对着西河对岸，面对经常跟伙伴偷人家桃子的那个桃园，狠劲地扯起嗓子喊：“啊~啊~啊~”！
这时候，父亲站起身，把烟锅在石头上磕了磕，然后用绳子一卷，装进那个烟袋里，别在了腰间。转头对我说：“闹也闹了，气性也洒了，该回去吃饭了，别让你妈等久了。”
我乖乖地跟在他的身后，回去了。
母亲把饭菜端到炕桌上，轻声轻气地说：“咱先吃饭，啥事别往心里搁。”
其实我心里亮堂着呢，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复读了！
我这并不是恼自己没考好呢，是不知道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那些年，村里好多人家踩准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倒腾这倒腾那，在外面大把大把赚钱，盖了楼房，买了电视机。
可我家呢？还是那几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好几层。父亲依然没黑没白地操心着生产队那点事，还要起早贪黑操持着造纸的营生，可销路一直不好。后来，大哥也从部队回来了，娶了嫂子，两口子把前屋略微改造，开了个小杂货铺。他们打工的同时进货，母亲在家一边做家务，一边经营着小杂货铺，卖点粮油食品、针头线脑啥的。后来，又承包了村里的沙厂，日子才算稍微松快了点。可就算这样，供我一个复读生，一笔不小的开销呢。哥嫂不愿意了，便游说亲戚给我介绍工厂。可我不按他们设定好的路走，非要自己闯荡。
父亲不说话，母亲一直坚定地支持我。后来我跟两个同学约定，准备去长安民盟补习学校。学费我自己挣，不花家里一毛钱。
于是，我就跟倒腾古玩生意的二叔说：“叔，我准备跟你去八仙庵练摊，挣补习的学费。”
二叔在八仙庵摆了好几年地摊，平时收点老物件，一到周末就拉去卖，还挺赚钱的。
他听了，有点疑虑，问我：“你爸同意不？”
我说：“自己的事，不叫他管！”
二叔说：“唉，还挺冲。毛头小子，你爸的脾气你可知道，到时别让你爸骂我就行。”
“肯定不会叫你跟我带灾！”
“那行，你先拾掇点旧货，下个礼拜天，你跟我走。”
我悄悄跟母亲说了，让她做好父亲的工作，最其码别让父亲为难二叔。我也是想为家里减轻点负担，又不甘心考不上大学，在家里白吃白喝，遭人嫌弃。
母亲懂我的心思，默默地替我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到了跟二叔约定的这天凌晨，天还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就被母亲叫起来了。她用家里的粗布包袱皮，把我这些天在附近村子转悠收来的几样东西包好：一方缺了个角的洮河砚，一本民国时期石印的《诗韵全璧》，还有爷爷生前留下的一个铜墨盒。收物品的钱，还是母亲悄悄在村子里面找人借的。
我骑上父亲早年间买的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自行车，车后座驮着那个包袱，跟着二叔去了八仙庵。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走出我们的镇子。也是我第一次自食其力。
一个连长安县城都没去过的傻小子，第一次跟着二叔来到了西安城，来到了这个在我看来是个大世界的地方闯荡。
到八仙庵市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二叔在市场里占了块八仙桌大小的地儿，在他的摊位旁边给我铺了几张旧报纸，算是我的小摊子。我把包袱皮在报纸上摊开，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摆好，心里是又紧张又感觉到新鲜。
隔壁摊位上，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正蹲在地上点煤油炉子，黑烟“突突”地四处乱窜，呛得人直流眼泪。他斜眼瞥了我们一下，从兜里摸出一支金丝猴香烟，扔给了二叔。开口问道：“新带的徒弟？”二叔没言语，只点了点头，接住了烟，点着了吸着。老头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画的粉笔线，语气生硬：“记住了，摊儿别过界。”
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头姓周，叫周全生，是八仙庵的老住户了。民国年间从河南逃难过来的，靠摆地摊发的家，后来还在八仙庵附近盘下了一间30多平米的铺子，老婆经管着。他的地摊却一直没停摆。
他护着自己的摊子，跟猫一个脾性。二叔总这么跟我说周老头。
周老头的摊子，收拾得比谁都讲究：底下垫着一块残缺的汉瓦当，上面摆着几张民国的月份牌，最顶上一个北魏石雕摆件，摆件上挂着一串五帝钱，五帝钱的下方用红绳系着个小铃铛，风一吹，“叮铃叮铃”响。他有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大干四化”四个血红血红的大漆方块字，缸口磕得坑坑洼洼，都露了铁皮。晌午，客人少的时候，他就泡一缸茉莉花茶，吹着喝着。泡第一泡的时候，准先倒一半给二叔，我也就能跟着沾个光，喝上两口。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茶。此后无论喝什么茶，多么贵重的茶，总跟这个第一次喝茶的感觉相差甚远。
只见他吹着茶面上的茶叶沫子，慢吞吞地跟我用河南话说：“看货得先看手，手上没点老茧子，是拿不动老物件的。”我喜欢听他讲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喜欢听他用河南话说“俺那疙瘩”的故事。
有一回，他跟我们闲聊，说起小时候在八仙庵偷香点炮仗，被李宗阳道长逮住的事。他说那时候吓得腿肚子发软，差点没尿裤子。一起的伙伴早跑没影了，他心说这下少不了挨打挨骂，还得叫家长，索赔偿什么的。可令他惊异的是，那一次，李道长没凶他，还和蔼可亲地跟他说：“要香可以跟庵里说呀，不用偷偷摸摸的。八仙见到偷盗行为，会不高兴的！”“那道长，是个好人啊。”周老头说着，抿了一口茶，眼睛望着八仙宫的方向，眼神里分明活泛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逝去光景。
我在八仙庵慢慢熟络了不少人。
卖假玉的老马，每天天不亮，比我们早来一只烟的功夫。他铺开摊子，然后端着个铝饭盒吃早饭——不是昨天剩下的苞谷糁子面在炉子上面一热，就是一块发黑的馒头就着咸菜。一边吃一边还哼哼唧唧地唱着秦腔，有时调子跑得老远，他也不害臊不脸红，看不出有什么不好意思。大家也都习惯了这个味儿。
收铜钱的孙瘸子，裤腰上总别着一排圆磁铁，每每遇见个熟人，就兴冲冲地演示他那套识银元的把戏：怎么用磁铁吸袁大头，怎么用嘴吹了听响声，怎么摸齿纹辨真假，说得头头是道。但他总上当受骗，买了一大堆的假袁大头，却自以为是地视若珍宝。
他们都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门道，每天大清早聚在八仙庵，煤烟味、香火味，还有老马吃的苞谷糁子香，混合在一起，成了那个年月里，我踏出校门后，第一次尝到的人间烟火味。
有时眼见没有什么生意，我便把摊子托付二叔照看，自己溜到八仙宫去转悠。
这八仙庵，官名原叫“西安万寿八仙宫”。相传唐朝时候，就是个“长安酒肆”，钟离权点化吕洞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宫里那块“长安酒肆”的石碑，据说就是周老头遇见的李宗阳道长立的。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还在八仙宫住过一阵子。等他们回京，第二年就拨了银两重修，还赐了名，叫“敕建万寿八仙宫”。周老头跟我讲起这段历史，如数家珍，让我大开眼界，总想着进去探探究竟，这下如了愿。
二叔说，他小时候跟着爷爷逛庙会，山门外空地上，算命的、耍猴的、拉洋片的、卖小吃的，挤得满满当当，热闹得很。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庙会停了，市场也歇了，这几年才慢慢恢复，还在维修，香火不算太旺，但千百年的老底子仍在。
一个周末，我碰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面容清瘦，但神情文雅。他手里拿着一套民国上海会文堂刻本的《资治通鉴》，要价六百块。我爱不释手，很想买入。可身上翻来翻去，只凑了四百八十块。这天二叔有事没来，可我太想要这套古书了，难得遇见我所钟爱啊，便寄希望于讨价还价，寄希望于卖家能够可怜可怜我这个爱书的碎娃子。可是，无论怎么跟这个老人磨破嘴皮子，他老人家就是不少，把价扳得硬硬的分文不让。
我正急得直跺脚，旁边一直端着搪瓷缸子喝茶看热闹的周老头，这时放下茶缸子，拧身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手绢包来。只见他一层一层打开，露出了里面的一沓票子。
他问我：“后生，还差多少？”
我眼睛一亮，老实答：“一百二。”
“看在你爱书的面子上，也看在你二叔的面子上，我补给你！”
他一边操着好听的河南话，一边蘸着唾沫数出一百二十块零票子，塞到我手里。
“书是给人读的，”他语气平平的，却透着实在，“既然想要，就不要错过了。”
我攥着那卷皱巴巴的一沓票子，脸上一阵发烫，想说句谢谢，喉咙却哽得说不出话来。
这套书，至今仍躺在我的书柜里，闲时翻一翻。
翻着翻着，眼前便浮现出周老头当年数钱给我的清晰画面。
从那以后，我过手的老物件渐渐多了：战国的箭镞，浑身长着绿锈，摸起来有些糙，闻起来有些上了年岁的土锈腥；宋代的抄手砚，底磨成一汪“卧蚕”，依稀可辨古时候文人研磨挥毫情状；民国的香烟画片，上海滩娇艳美人那双刺穿世事的眼神里，似乎飘荡出一股淡淡的乱世脂粉气......这些看似寻常或者不同凡响的老物件，周老头总能说出个七七八八，透露出些门道来。
有一天，他掂着一块铜镜，翻过来倒过去地看。见我盯着他目不转睛地看，便也不藏着掖着，跟我说起了他的古玩经：“这上面的铜锈，就跟你汗衫上的汗碱似的，都是年月熬出来的痕迹。”我撩起汗衫，仔细看上面的汗碱，怎么也弄不明白，周老头用岁月熬制出来的古玩心得，是怎么把汗碱与铜锈联系到一起的？这些心得是怎么一点一点支撑他从练摊练到了盘下一桩铺子？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这世上无论你捯饬什么，都须得经得住岁月熬着，都须得沉得下人间烟火，都须得铬得了世事印痕。
九十年代初，八仙宫要改造、古玩市场要搬迁的风声紧了起来。
摊主们聚在墙根底下抽闷烟，做生意的心思也散了，象那些没人收拾的烟头，乱了一地。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老马气不过，把摊子上的假玉一股脑倒进了护城河，骂骂咧咧地走了；孙瘸子收拾了东西，去了北京潘家园，听说那儿的古玩市场更大。
周老头尽管难以割舍，却也仔细收拾铺子和摊位。只是他家铺子门前那尊北魏佛像实在太重了，搬不动。他用袖子抹了把佛像的脸，叹了口气说：“你替我守在这儿吧，看看往后变成个啥样子。”
我听从了周老头的说教，放弃了补习，报名应征入伍，在部队好好训练学习，考军校。那天最后一次练摊，他塞给我一块墨，用旧报纸包着，说：“好后生，这块上海墨厂的老墨锭，送你了，留个念想。”我打开一看，墨锭断成了两截。我望着他，想说些感谢的话，他摆了摆手，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高大佝偻的背影。后来听人说，他把店铺转让了。儿子在杭州开了家数据公司，挣了大钱，身价上亿，接他去养老了。
后来我真的当了兵，临走前特意去了一趟八仙庵，推土机已经在路口“轰隆隆”地响着，尘土飞扬。二叔也不干摆摊营生了，回村里的建筑工地，靠苦力挣钱。
当兵第二年休年假回到西安，正好赶上八仙宫修复落成、神像开光的典礼。商业街也修起来了，南门附近正在建新的古玩市场，听人说，过完春节就能开业。
庙会也恢复了，吕祖诞辰那天，上万的信众和游客涌过来，山门外又恢复了当年的热闹，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可我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热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些熟悉的老面孔，都不在了。
周老头的铺子换了新招牌，那尊佛像见证了古今，被请进了博物馆；老马和孙瘸子，再也没见过，不知道去了哪里；二叔后来做了包工头，比倒腾古玩更赚钱了，也没再想着重操旧业。
八仙宫还是那个八仙宫，香火比以前更旺了。
可我记忆里的那个八仙庵，那个飘着煤烟味、苞谷糁子香，还有周老头的搪瓷缸子、铃铛声的八仙庵，已经被推土机的轰鸣声，埋在了岁月里。
如今，借周老头钱买的那套《资治通鉴》和周老头送我的那截断墨，一直在我的书房，注视着我读书、写作、练书法，就象当年在八仙庵练摊那阵子，周老头注视着我专注练摊一样。有时候夜深人静，我把墨拿起来，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竟然还能闻到那股淡淡的煤烟味。我知道，那是记忆的味道，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八仙庵的味道，是那些练摊日子里，最朴实、最难忘的烟火味道。
如今，我已经脱下军装了。每到周末，我还是会去八仙庵的古玩市场转一转，看看那些新来的摊主，看看那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他们脸上的新鲜劲儿，像极了当年的我。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些清晨：水泥地还湿漉漉的，煤油炉子冒着黑烟，周老头端着搪瓷缸子，吹着茶沫子。
远处八仙宫的钟声传来，“当当当”，惊起一群找食的鸽子，在阳光下盘旋着，落在游人的肩膀，落在佛像的头上或树枝上。
那钟声，是道光十二年立的《八仙庵十方丛林碑记》里记载的钟声，千百年来，每到这个时辰，准时响起。
那钟声，穿过岁月，传到每一个记挂着八仙庵的人的耳朵里，余音袅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