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袜

这感觉，生硬硬的，糙喇喇的，像是有细小的沙粒在手心里摩擦。我忽然变愣住了，心里那扇尘封已久的、属于故乡冬季的大门。仿佛被这陌生的触感，“吱呀”一声推开了一道缝。一股凛冽的、混合着柴火与羊膻味的熟悉气流，从那缝隙里不容分说地涌了出来。

我的故乡，在甘肃古浪。那里的冬天，才配得上一个“冬”字。风是干的，冷的，像一把用了多年的钝刀，一下一下，极有耐心地切割着天地间所有的柔软与热气。它从旷野上呼啸而来，卷着细碎的沙尘，打在脸上，是微微的刺疼。那时候的冷，是有分量的，沉甸甸地压在肩头，也钻进人的骨头缝里。我们姊妹几个，从外面玩够了跑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凑到那小小的泥炉子跟前，伸出冻得胡萝卜似的手指，哇哇地叫着。脚上的袜子，常常是潮乎乎的，被雪水浸过，又被体温偎得半干，穿在脚上，是一种黏腻的冰凉。

而父亲，是这漫漫长夜里，唯一能驯服这寒冷的人。

他是大队保健站的大夫，一双平日里拈药称量、为乡亲们开药方抓药的手，到了冬天，便会操持起另一项温柔的业务。农闲时分，夜变得格外的长。吃过晚饭，母亲收拾碗筷，我们趴在炕桌上写作业，父亲便从他的药箱旁边，拿出他那些奇特的家伙事儿来。

先是羊毛，一团团蓬松的、带着田野气息的原色羊毛。父亲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盘腿坐在炕上，开始他最初的工序：撕羊毛。他那双总是带着淡淡药味的手，此刻变得异常地轻柔。他小心地，耐心地，将那些纠缠在一起的毛团，一丝一丝地撕开，撕得匀净，撕得蓬松。羊毛在他指尖飞舞，舒展，最终变得如云，如絮，暖暖地堆在他的膝头。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土坯墙上，放得很大，那影子的动作也是那么舒缓、庄重。

接着，便是那截我至今想来仍觉奇妙的捻线工具了——一截被磨得油光水滑的羊骨头，我们那儿叫它“捻棒”。父亲从中空的骨头里穿一根木棍，便成了最简单的纺锤。他将撕好的棉絮般的羊毛，捻出一个头，挂在捻棒上，然后便“唰”地一下，让捻棒在炕席上旋转起来。他的右手一搓，一放，左手便牵着一缕羊毛，缓缓地，均匀地向上提起。那羊毛絮，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顺着那股旋转的力道，乖乖地拧成了一股结实的、粗细匀称的毛线。那“嗡嗡”的旋转声，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像是一首古老的、专属于冬夜的催眠曲。我们写着字，听着这声音，心里便觉得无比地安定。

毛线捻好了，父亲便会拿出他那套真正的“宝贝”——四根细长的、银亮的铁钎子。那钎子，比织毛衣的针要细得多，也长得多，在灯下闪着清冷的光。织袜子的工程，在我看来，似乎于一种巫术。四根钎子，在父亲的手指间，宛如一群被驯服的、穿梭不停的银色游鱼。它们互相点头，彼此缠绕，时分时合，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父亲低着头，全部的注意力，都凝聚在那几根钎子和渐渐成型的袜筒上。他很少说话，只是偶尔停下来，用手捋一捋织好的部分，或者拿到我们的小脚边比量一下大小。

那时的我，只顾着贪玩和取暖，何曾细细体会过这其中的艰辛与深情？只记得，当一双崭新的、厚厚的羊毛袜子最终穿在脚上时，那种感觉，是任何言语都难以形容的。羊毛有些硬挺，初穿上时，会有些扎，但那份厚实，那份密不透风的温暖，却是从脚底一直熨帖到心里去。外面的风雪再大，我们的小脚丫，也像是被父亲手掌心牢牢地捧着，暖着，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冷了。

后来，我长大了，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鸟，离开了那个卧于深山沟的村庄。从当兵再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我穿过各式各样的袜子，棉的，腈纶的，加绒的，名字五花八门，它们或许更柔软，更美观，也更贴合脚型。可我的脚，却似乎在一年又一年的“舒适”里，变得愈发娇贵，也愈发怕冷了。城市里的冬天，开着暖气与空调，总给人一种虚浮的暖意，不像古浪老家的冷，那般真实，那般彻骨，也因此，更需要一双父亲织的羊毛袜，来与之抗衡。

我摩挲着手里这双机制羊毛袜，它的每一寸都规整得毫无个性，仿佛是从千百双同样的袜子复制而来。而我记忆里的那双，有着独一无二的纹理，或许某处还藏着一个父亲不小心打错了又巧妙补救的针脚，带着他指尖的温度，和那漫长冬夜里，煤油灯芯偶尔“噼啪”爆开的轻响。

父亲如今老了，那双曾经稳如磐石、能捻线织袜的手，如今连端水都有些微的颤抖。那套捻棒和钎子，怕也早已在某个搬家的清晨，被当作无用的旧物，遗落在了岁月的深处。

窗外。是城市不夜的灯火与喧嚣；窗内，暖气氤氲，温暖如春。可我分明感到，有一股来自古浪旷野的风，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吹进了我的骨髓里。原来，我后来所有的冬天，都丢失了一双真正的、可以抵御严寒的袜子。那寒冷，不在体外，而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