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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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五点四十分，我像往常一样，关掉电脑，收拾背包。办公桌上的绿萝又黄了一片叶子，我把它掐下来，扔进废纸篓。部门经理李姐正好路过，顺口说：“小林，明天‘瀚海国际’那个项目的提案，你早点到，九点钟会议。”
我点了点头，心里没有任何波澜。瀚海国际，又一个试图在郑东新区拔地而起的“都市华宅”，我们的提案无非是“尊贵身份”“诗意栖居”那些词。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生活是一张精心绘制的时间表。早晨七点起床，七点半洗漱完毕，八点十分出门，乘坐地铁一号线从西流湖到市体育中心，八点五十分到达公司楼下“暖树”咖啡店，买一杯美式。九点整，坐在工位上。这杯美式咖啡的浓度，就是我一天情绪的刻度。
但今天早上，在“暖树”咖啡店排队时，我看着面前那个不断抱怨“豆子不行”的男人，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轮到我了，店员习惯性地问：“还是大杯美式？”
我张了张嘴，那个“是”字卡在喉咙里。
“今天……”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陌生，“要一杯拿铁，加糖。”
说出“加糖”这两个字时，我的心脏奇怪地跳了一下。店员显然也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开始操作。我端着那杯棕白相间、顶部还有拉花的液体走出店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右拐走向公司大楼。我向左拐了，沿着农业南路一直往前走。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只是走着，第一次在周三的工作日上午九点，走在完全陌生的街道上。阳光透过法桐的叶子，在我身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喝了一口拿铁，甜腻的味道让我有些不适应，但一股叛逆的快感随之升起。
手机开始震动，屏幕上闪烁着李姐的名字。我按了静音，把手机塞进背包深处。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门口，我看到一个卖菜煎饼的小摊。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大妈，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我要了一个，站在路边等着。
“闺女，这个点儿才吃早饭？不上班啊？”大妈一边熟练地摊着面糊，一边跟我搭话。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
“不上班也好，歇歇。”大妈把鸡蛋磕开，金黄的蛋液在滚烫的铁板上滋滋作响，“人不能总绷着那根弦，你看我这把年纪了，出摊儿不全为挣钱，就图个有事干，有人说话。”
我看着她布满皱纹却异常平静的脸，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触动。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毫无目的的闲聊了。我和同事的对话，永远围绕着KPI、客户和方案。
带着菜煎饼，我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走到了金水河边。我在河边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浑浊的河水缓慢流淌。对岸是林立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那是我熟悉的世界，此刻却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坐在不远处的另一张长椅上，肩膀微微抽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需要帮忙吗？”我问。
女孩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但眼神里有一种倔强。“谢谢，不用。我就是……就是跟我妈吵了一架。她非要我报理科，说好找工作，可我想学历史。”
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那时我也曾为选择专业和父母争执，最后妥协，读了更有“钱途”的市场营销。
“你知道吗，”我在她身边坐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以为人生有很多选择。”
女孩擦了擦眼泪，看向我：“那现在呢？”
“现在我发现，选择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越来越不敢选了。”
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女孩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我得回去了，上午还有课。”她朝我笑了笑，“谢谢你，姐姐。”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想，或许她不会像我一样妥协。
我在金水河边坐了很久，直到阳光变得炙热。包里手机不停震动，我知道是公司打来的。但我一点也不想接。
中午，我走进一家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烩面馆。店里弥漫着羊肉汤的香气，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几个建筑工人模样的男人正大声吸溜着面条。我点了一小份烩面，坐在角落里。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我小口吃着，感受着汤汁的浓郁和面条的筋道。这比公司楼下那些精致的商务套餐好吃多了，有一种粗糙而真实的生活气息。
“姑娘，头一次来吧？”老板娘过来给我添汤，笑眯眯地说，“看你这打扮，不像在这片儿上班的。”
“我……今天休息。”我说。
“休息好啊，人都得歇歇。”她擦了擦旁边的桌子，“我在这开了二十年店，看着这郑州一天一个样。可人呢，还是得吃饭，还是得活得实在点。”
我笑了笑，没说话。是啊，活得实在点，可我过去七年的生活，有多少是实在的？
下午，我去了省图书馆。我已经想不起来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了。我在阅览室找了个靠窗的位置，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小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翻开书页，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纸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我读着那些句子，关于女性、独立和空间，心里泛起一阵奇异的共鸣。我已经太久没有这样安静地阅读，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提升自己，只是单纯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四点钟，我离开图书馆，再次走上街头。下班的人群开始涌现，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面无表情。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天像被设定好的程序，在这座城市的地下和地上穿梭。
但今天不是。
我走到紫荆山公园，坐在长廊里，看着老人们下棋、唱戏。一个穿着练功服的老大爷正在打太极，动作缓慢而舒展，仿佛与周遭的喧嚣隔绝。
“姑娘，有心事？”不知什么时候，老大爷已经收势，坐在我旁边。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人哪，不能活得太明白，也不能活得太糊涂。”他拿出保温杯，喝了一口茶，“就像我这太极，要的就是那股劲儿，不紧不慢，自有节奏。”
“怎么找到自己的节奏？”我问。
“停一停，听听心里的声音。”他笑了笑，站起身，“我该去接孙子了。”
心里的声音？我试图倾听，却只听到一片嘈杂。有李姐的催促，有客户的抱怨，有父母的期望，还有我自己那些被压抑的渴望。
傍晚时分，我登上了二七塔。站在高处俯瞰这座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郑州从未像此刻这样，既熟悉又陌生。我在这座城市出生、上学、工作，却好像从未真正了解它。
我想起去年冬天，母亲住院，我医院公司两头跑。有一天深夜，我从医院出来，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突然感到一种彻骨的孤独。但那感觉很快就被第二天的会议冲淡了，我没有时间咀嚼那份孤独。
现在，那份孤独感又回来了，但不再令人恐惧，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安宁。
晚上八点，我终究还是回了家。打开门，客厅的灯亮着，丈夫张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回来了？”他头也不抬，“今天李姐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没去上班。”
我把包挂在门口，没说话。
“你又闹什么脾气？”他终于转过头，“上个月不是刚给你升了职吗？多少人盯着那个位置。”
我看着他的脸，这张我看了五年的脸，此刻却觉得有些陌生。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记得刚结婚时，他会在下雨天特意来接我下班，会记得我喜欢的每一道菜。而现在，我们最多的交流就是“今晚加班”“明天交水电费”。
“我今天没去上班，”我说，“我在城里随便走了走。”
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走了走？你知道李姐怎么说吗？她说你要是再这样，策划部总监的位置就给别人了。”
“那就给别人吧。”我说得很轻，但很清晰。
张明终于放下遥控器，认真地看着我：“林薇，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要不我们请个假，出去旅游几天？”
“我不是压力大，”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灯火，“我只是……只是想找回一点自己的样子。”
“自己的样子？”他走过来，站在我身后，“你现在这样不好吗？有体面的工作，不错的收入，我们刚刚付了首付买了车。多少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是啊，多少人羡慕。可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快乐？
那天晚上，我们背对背躺着，谁也没再说话。我知道他不懂，就像我不懂为什么他可以对着一局游戏大呼小叫，却对我画的素描无动于衷。
第二天早晨七点，闹钟照常响起。张明起身洗漱，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你再休息一天吧，”他在卫生间里说，“我跟李姐说一下，就说你病了。”
我没有回答。
七点半，他出门了。房间里安静下来。
我起身，走到窗前。晨光中的郑州，又开始了一天的运转。那些穿梭的车辆，那些匆忙的行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八点整，我站在衣柜前。左边是整排的职业装，黑白灰；右边是几件休闲服，有些还是结婚前买的。
我的手在两边之间徘徊。
最终，我选择了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既不那么正式，也不太过随意。
八点二十分，我走出小区大门。来到十字路口，向右是地铁站，向左是未知。
红灯闪烁，变成绿灯。
我深吸一口气，迈出了脚步。
这次，我选择了向右。
但我知道，这不再是因为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