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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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但丁曾说：“世上有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世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母亲走了，永远、走了，生命的音符定格在八十五岁，属于寿终正寝的那种，走的日子是秋末冬初，这是民间公认的良辰吉日，大约也是她盼望的最佳时日。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有喜有乐，遭受过不少坎坷。战争使她背井离乡，后来动荡又失去了工作，但信念中的“顽强坚韧”不会缺失。在儿女的心目中，她是我们最亲的人，她看着我们长大，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深爱着她的每一个孩子。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尽心尽力支持父亲工作，抚育儿女后辈长大成人。人活一世，必然要留下点什么，我和母亲母子一场，留下的只有思念，尤其到了母亲节，更为浓烈。母亲九岁从兰州来到敦煌，在敦煌生活了76年，最后魂归敦煌，走完了及其曲折很不平常的一生。她走后好几年了，我想着必须写点文字纪念她，但好长时间都没有写出来。
母亲出生在兰州城，也算得上大家名门闺秀。她的身世还要追寻到她的父母才能说的清。母亲的祖籍是山西省侯马市人，她经常念叨外公从山西走出的那个村子，解放后改名侯马市掌公社权掌大队。外公赵作栋是民国山西太原大学本科毕业生，后曾在阎锡山部队任职，又奉调兰州陆军总医院当军需。外爷在兰州工作时，与兰州木材商之女康兰香结婚，康兰香就成了我的外婆。民国时期，外婆的娘家做木材生意，财大气粗，在兰州工人文化宫一带有上百间商铺，客商云集。母亲是外公外婆第一个孩子，小名叫“玉珍”。母亲的出生地实际上就是兰州市工人文化宫旁边的雷坛河边沿，那里有几间高大宽敞的木屋，就是母亲的老家。周边除几排连绵不断的商铺之外，街道有高大的杨树、柳树，商铺南是一片又一片果园和蔬菜地，鸟语花香，空气清新，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距离兰州繁华地段的西关十字仅一公里许，距离双城门、中央广场也只有几公里。雷坛河是黄河的一条细小的支流，发源于阿干镇一带的深山密林之中，南北流向。文化宫距离黄河只有一两公里，母亲幼时经常和孩子们在黄河边玩耍，看着雷坛河的水汩汩流进黄河，在小西湖的芦苇荡捉迷藏，赤着脚在黄河边捡石头，在兰州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更有资格说她是黄河的儿女。
1939年外公赵作栋带着国民政府西北司令长官朱绍良的委任状就任敦煌县第四区区长，后又任敦煌县社会科科长，解放后在敦煌县人民银行当干部。
1940年兰州遭到日本人飞机的轮番轰炸，很多房屋被炸毁，平民百姓死伤无数，不得已，外婆带着九岁的母亲和两岁多的舅舅，在兰州张姓亲戚的护送下，颠沛流离，骑着几头毛驴风餐露宿两个多月来到敦煌投奔外公，用人力畜力结合走完了一千二百公里的丝绸之路最后到达敦煌。母亲在新成立不久的敦煌女子学校读书，开始以正式的名字“赵玉珍”行世，毕业后在敦煌县医院当护理员。后来和父亲结婚后连续有了几个孩子，不得已辞去公职回家相夫教子。
母亲给我讲过一些她学生时代的一次亲身经历，说民国时敦煌有个有名的山西会馆，很多山西人经常在这里聚会。据说早在清朝就有几户山西商人因长期背井离乡在 外经营驮运，路途遥远奔波非常辛苦，他们看中敦煌这块风水宝地先扎站了下来，后逐步在敦煌立足并发展壮大为几十户数百口人，人们称其为敦煌“晋商”。“晋商”在异乡敦 煌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在鼎盛时期修了山西会馆。因远离 家乡，这些商人在鸣沙山下占了一大块地方，山西人亡故了 都葬在一起，以图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互也有个照应，后共同出资修了山西坟茔，敦煌人称之为“山西坟苑”。
民国时期山西人在敦煌已有一定势力。 画家张大千来敦煌临摹壁画，敦煌“晋商”也积极出钱出力，帮助张大千完成宏愿。外爷赵作栋因身在官场，山西老乡也高看一眼，与之来往比较亲密。1942年他们提出由外公出面恭请张大千先生来山西会馆作客，几户大商人出资置办酒席，要为山西人争得一个荣耀。 外公利用在政府任职的人缘关系，请来了张大千一行数人，豪华的山西会馆确实热闹了一番。母亲说外婆康兰香是兰州城里大木材商之女，兰州人对女孩子从小注重培 养学习女工、精于茶饭能力。外奶相夫教子，尤其是做的一手好茶饭为左右邻里称道。在旧时敦煌，评价一个女人的茶饭手艺高低，最基本的就看你能不能做好一顿臊子面，有一手好茶饭的女人是会受到婆家及众人夸赞的，反之就要被耻笑受到歧视的。旧社会敦煌新娘子结婚三天后就要下厨给婆家人做一顿臊子面，称为“三刀面”。山西人宴请张大千，外婆康兰香带着五岁的弟弟赵维城前来帮厨，母亲当时十二岁，在敦煌女子学校上学，放学后也来到山西会馆，外婆安排姐弟在后堂吃过饭，让到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边玩一边等外公。大人们的宴会散席后，外公与好几位山西商人陪同张大千等人从会馆走出来，母亲带着弟弟赶快跑到父亲跟前。张大千看着外公的一双儿女，乐呵呵地夸赞学生打扮的母亲长的秀气，调皮的舅舅赵维城可爱，还抱了一会儿舅舅这个小男孩，张大千对外公说这孩子聪敏有个性，将来必成大器。后给在场的几个孩子散了一些小糖块，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张大千在山西会馆赴宴后，与外公的来往比以前多了，后来还应外公之邀来家里做客。外婆康兰香麻利地做了麻辣豆腐等几个好菜，张大千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好好。张大千喜欢吃敦煌的馄饨，四川人叫“抄手”，母亲说，家里来了客人父母一般都不让孩子上桌，打发到大门外玩耍。张大千特别喜欢孩子，特意叫孩子们一起吃饭，母亲和舅舅感到这个大胡子叔叔特别亲切。 母亲说她外奶在世时对她说有一个遗憾与张大千有关。就是张大千来敦煌，给不少人留了画，其中有一些不搭界的人缠着要画，都得到了。外公也算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县政府工作有头有脸，与张大千走得那么近，怎么就没有留下一幅半幅呢。母亲说她和常沙娜同岁，是旧时代女子中学毕业生，也算个知识分子，当年见到张大千的情景她终生难忘。
文革前，父亲因曾上过黄埔军校有历史问题被迫离开敦煌公安局，母亲因不愿意与父亲划清界限，带着一家人随父亲到农村插队劳动，母亲也从一个城市居民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向农民学习干农活。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做好一家人的早餐，再接着挑水、喂猪喂鸡。在大集体年代上工挣工分，拉沙拉粪积肥除草收割小麦玉米样样精通，农忙时，母亲和男人一样下地“双抢”劳动，锄地，拔草和做其他农话，样样都干，从没有懈怠过。无论春夏秋冬，天天如此，年年是如此。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个闲不住的人，一辈子都在劳作而农闲时，纳鞋底、织毛衣、毛袜，在戈壁滩上寻找柴禾，积肥等等，什么都得干。母亲忙完了白天的农话，到了晚上也经常没有停歇的时间，时常要忙到深夜。一个新生儿的降生给这个家里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欢乐，十多年过去，她成了十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过的非常困难，我们兄弟姐妹十人的吃喝拉撒上学等具体生活问题把父母压得喘不过气，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十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一年到头我家从生产队不但分不到钱，还年年欠账，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我们这些孩子上学用的那些笔呀本子呀，大多是母亲用鸡蛋到村供销社换来的。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们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村里老少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
母亲生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我记得在小时候，母亲晚上伺候一家老小吃过晚饭后，点燃一盏煤油灯放在眼前，带着几个姐姐做针线活。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和姐姐熬更守夜为我们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底，缝补衣服，半夜才能休息。那个时候，人们穿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很多灵巧的妇女用裁衣服剩下的小布头，拼接成美丽的布块，再在里面塞上些旧棉花御寒。母亲就着灯光穿针引线，一针一线，一线一针，缓慢地摩挲着缝制衣服，身体有时不舒服尽可能地前倾或后仰活动一下，微弱的灯光洒在她的脸上，洒在衣服和针线上，她的身子和手臂在灯影中上下前后有节奏的自由摆动。我幼时就穿过母亲缝补的补丁衣服，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百衲衣。
母亲是我生命中最温馨的存在，记得儿时家里条件好时，清早醒来，我的嗅觉就会被母亲烧制的美食所吸引。整个屋子弥漫着热气，我的胃口被唤醒，开始咕咕叫。早餐桌上，母亲总是能够为家人准备出一份丰盛的早餐。无论是包子配米粥还是小菜搭配馒头，每一个细节都能够体现出母亲的用心之处。她会在饭菜中加入各种不同的调料，让我的味蕾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种美食的滋味，也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无尽的欢笑和小小的幸福。她总是默默地在家里忙碌着，细心打理着家务，照顾着家人，让我的家充满温馨和爱。我记得，每当我和哥哥生病或不舒服的时候，母亲总是急匆匆地带我们看医生，然后静静地守在炕头，用她那柔软的手掌抚摸我们的额头。
生活条件不好时，母亲把拣到的是苜蓿嫩芽，拿回家用开水稍微一煮，或凉拌或调和入饭，一家人的日子倒也凑合起来。母亲也曾采集芨芨菜、苦苣菜、蒲公英、灰灰菜来填补日子。春夏时节，母亲还会提筐子在田埂的榆树上捋青嫩的榆钱，在野地里拔出茵陈蒿做成美食。稍稍长大，我又和村中的伙伴一起去放羊、牧牛，一到小水渠旁边，野草长得非常旺盛，任凭牛羊们逐草而食，我们却在开满紫花花的苜蓿地里摔跤、打滚儿，花香草香沾满一身。牛羊吃得肚子滚圆滚圆，我们玩得忘记了饥饿。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她从来不掉泪。母亲是个很看重名节和口碑的人。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脸面树活皮，不要脸面剥树皮”。从我们懂事起，她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农村吃大锅饭时期，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很普遍，但母亲没有多拿多吃一粒，村里的人有口皆碑。粮食啊粮食，在母亲心中就是生命，是她的命，是孩子的命，是千千万万饿饭人的命！善良温和大度的母亲，可容忍我们犯很多错，但只要我们把饭弄到桌上或地上，哪怕只是一粒，母亲都会捡起来吃，然后会狠狠地骂我们一顿。只要拼命干活就会有饭吃的生产队时期，母亲又一共生育了十个子女，要把孩子培养成人，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大多数家务都要做，“不做不得吃，做了总会有。”母亲经常这样说。生活虽是苦累，但将来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日子有了明显好转。
我幼时三天两头生病，耳朵长时间淌浓耳，淌的快虚脱了。农村好医生少，看了好几次不见效果。母亲背着我，步行二十公里到县城看病，到了县城，无钱住宿，来去都是步行，一天一夜才能返回，有一次走到吕家堡，我又起了高烧，把母亲吓坏了，她也实在走不动了，央求一个熟人帮助送到城里的医院里，才救了我一命。
我九岁在小学上三年级无辜被“辍学”，我母亲带着我步行到四五公里之外的公社中学告状，因为那时一个公社设立一个学区，中学校长还兼任学区主任，下面每个大队（村）小学属于学区管辖。中学校长胡思庆是个懂政策、有水平、心地善良的好老师，他有个亲戚在公安局工作，和我父亲曾经是同事，对我父亲评价很高，说我父亲是有功之臣，下乡是因为当时有些人把政策理解错了，是被冤枉的。他的话一锤定音，我又坐回教室里，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用最好成绩来报答父母的苦心。后来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中，与胡思庆校长的儿子胡军同校，胡军后来考入兰州大学，毕业后作为交换生赴美国留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定居，再无缘见面，后听说胡校长退休也跟随儿子去了美国。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后，我又考入当时敦煌最高学府敦煌中学，后来在兰州上大学，在北京读研究生，十七年漫长求学之路，父母的支持是最大的靠山，胡校长也是我人生之路上的一个难忘的恩人。
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上世纪七十年代，队上来了十几个兰州知识青年插队，母亲觉得他们可怜，说是从她娘家兰州来的孩子，听到他们说兰州话特别亲切，尽管母亲九岁前讲的都是兰州方言，后来随乡入俗变成了敦煌口语，但听到兰州乡音，她非常激动。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来吃，有时家里捞油饼、烙油饼也打发孩子们给送一些，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
1978年，农村时兴修建房屋，生产队划拨一块宅基地，父亲率领全家人齐上阵，附近的亲朋好友也千来帮工，脱了几万块土坯后请了工匠师父开始建房。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在农村修建了一院正规的四合院平房。母亲用报纸、塑料纸、花布块把它装饰一新。
改革开放后，敦煌市委专门行文，为父亲平反落实政策，全家从农村返城，父亲恢复了干部身份，工龄从1949年算起，母亲和没有成家的孩子每月有了固定的商品粮供应。母亲比父亲年轻几岁，父亲在抗日战场和解放后剿匪战斗中，出生入死，留下了好几处枪伤、刀伤，还有外表看不出来的内伤，积劳成疾，多次在敦煌、兰州、北京就医，得到了敦煌市政协，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甘肃省政协，北京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单位的特殊照顾，一些热心的领导还亲自在北京、兰州的几家医院协调，在住院治疗期间减免了部分费用。母亲更是把她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为父亲治病，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倾其所有，我那时大学毕业不久，成了国家行政二十二级干部，每月有了四五百元的工资，自己留几十元饭钱外，其余全部上缴给母亲支配。
从乡里来到了城里，置身于柏油马路高楼林立的世界，母亲很少再嗅到农村那浓浓的麦香谷香瓜果香了，有顺车也偶尔到乡里走走。敦煌市沙洲镇北台站巷98号的那一院一百多平方米的平房，是母亲后来栖息地，母亲是这户居民的户主，我的户口也在母亲的名下。母亲在这里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有了工作，有了家庭，孔雀东南飞，从这里走出去住了楼房，母亲仍然居住在这里，给孙子做饭成了最大的乐趣。母亲的做饭手艺是自小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外婆耳提面命，一丝不苟，学会了十余种“兰州味道”菜肴的做法，家里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后来母亲又传给了几个姐姐和妹妹。在农村那个年代过去很多年了，但母亲只要提到那个年代的事，还是会流泪。我在敦煌工作时，与母亲同住，那时家里还没有冰箱，剩饭菜有时会倒掉，或者感觉变味了就要倒掉，母亲会立即抢过来说她吃，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母亲就不高兴，如果我们再坚持，母亲马上会流泪。自那以后，有母亲在，我们尽量控制好“量”，不轻易留剩饭剩菜。母亲那颗伤痛的心，我们也能体会到。
母亲平时待在家里，闲不下来，家族人口多，来来往往，出出进进，母亲忙的不亦乐乎。我们兄弟姊妹及堂兄弟姊妹常常一有空就来看望她，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叔伯兄弟及侄子外甥，回家过年第一个先来探望母亲，有时为了坐车方便，常常在母亲这里居住。母亲专门腾出来一间房屋当客房，安放两张单人床，按照旅馆的标准简单设计，铺上厚厚的垫子和褥子，最上面是干净的棉布床单。在外面工作务工做生意的亲朋好友来家里都可以吃饭住宿，家里的孩子刮风下雨回不来家也可住宿，母亲的小院实际上也是家人和亲友的简易客栈，给很多人提供了方便。
过年过节，一家大大小小都聚拢在母亲身边，大人们在家里聚会吃饭喝酒聊天，孩子们吃饱喝足后一起到近在咫尺的沙州乐园嘻嘻玩耍，沙州乐园是敦煌市中心的一个公园，老屋距离沙州乐园西大门只有三四十米，节假日那里有很多孩子疯玩，在柏杨树、松树林里穿梭，看孔子、张芝、张议潮的雕像，尽情地唱歌跳舞，玩的不亦乐乎。如果到了下一顿饭吃饭时间，孩子们还没有回来，母亲出门两三分钟就走到沙州乐园西门口，高声吆喝一声“吃饭了，”远处的孩子们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欢呼雀跃飞奔而来，前呼后拥簇拥着母亲回到小院里，小院里一下子又装满了孩子的欢笑。多么温馨的一幕，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1998年春天我工作岗位变动，有了去兰州北京开会出差的机会，特意带上母亲去了一趟兰州，母亲非常高兴，说这辈子都没敢奢望过。我们在柳园火车站坐火车，给母亲买了卧铺票，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唯一一次坐火车。母亲回想起她九岁骑毛驴从兰州到敦煌走了1200公里那段艰辛，整整58年了，母亲现已经六十多岁了，看着河西走廊她曾经用脚步行走过的一个又一个城市、村庄，漫长的荒漠戈壁，感慨万千。在兰州我带母亲来到她的出生地文化宫旁边的雷坛河一带，母亲回忆说她住过的老木屋还在，但不记得具体是那一座了，因为保留下来的老建筑还有几十座，看起来都非常熟悉，很亲切，这里曾经住着表舅于平一大家人。山坡下有一片硕大的果园，母亲说那就是兰州的西果园，有一大块是自家的，幼时她常和小朋友在果园里玩耍，摘苹果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兰州上大学时母亲嘱咐我抽空寻找一下她表弟，也就是我表舅。并告知了一些具体情况，关键信息是说表舅曾任过兰州电影制片厂厂长。我在兰州段家滩找到了表舅的老单位，老单位已经改制，表舅也已经退休，巧的是经过打听得知表舅的女儿还在这个单位上班，比我小，我应该叫她表妹。于是我有幸在母亲的老家附近顺利地见到了经常思念表舅于平。表舅是一个大个子，仪表堂堂，非常干练，一口正宗的兰州话，很健谈。表舅说他住所几十年都没有变，文化宫旁边的雷坛河这里是家里的祖宅，并告知我母亲和舅舅就是在这附近出生一直到离开兰州到了敦煌。表舅家里正墙上还挂着几幅我从没有见过的老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是1958年表舅到敦煌出差时照的，前面坐着外婆康兰香，外婆是表舅的亲姨姨，抱着我大哥，我母亲和外奶并排坐着，三个姐姐那时也只有五六岁左右，簇拥着外婆和母亲，后排立着表舅和舅舅两个二十岁出头、威风凛凛的大小伙子，精气神十足，那时父亲因为外出执行任务缺席。我把这张珍贵的相片借来在兰州小西湖照相馆翻印了十张，回来分送给了家人，母亲非常高兴。
那次在兰州表舅家，表舅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笑话。1958年表舅还是个兰州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放映员，省上派他和另外一个同事千里迢迢从兰州来敦煌放一场电影。来到敦煌以后看见县政府在办公驻地安排了几百人就餐席位。原来地处边远的敦煌人从来还没有看过电影，电影在当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个从大地方到敦煌工作的人说他看过电影，电影镜头里出现的演员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领导说那就按几百个人准备吧，这些人来了都要吃饭，于是各方协调，准备了二百多人的饭菜。结果来的只有两个放映员，做了这么多的饭怎么办，那总不能浪费了，于是，做饭的人带着老人孩子、附近上班的人、过路的行人前来“帮助”吃饭，不亦乐乎。表舅在敦煌出差，也顺便看望她的姨姨也就是我的外奶，那几幅照片就是那次拍的，几十年了一直挂在家里，说明表舅和外婆、母亲的亲戚关系及深。
我在兰州上学期间，当时电话还很少用，通信是最多的联系方式。我毕业后回到敦煌工作，后来出差来兰州好几次，每次都去看望表舅，吃过表舅妈做的兰州浆水面后，表舅妈又端上几碟炒菜，表舅又拿出一瓶好酒，舅舅外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其乐融融。前几年父亲在兰州住院时我还带大哥还来过，给表舅送了几床敦煌的长绒棉棉絮，李广杏干等特产。后来几年不见，慢慢失去了联系。但我信誓旦旦，说母亲这次来一定能见到表舅。母亲这次来兰州的主要目的是故地重游，看看生她养她的地方，看看旧居，见一见表舅，张家姨娘等亲人。结果计划好的事发生了变故，表舅不知何时已经搬家，附近打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消息，张家姨娘也没有联系上，母亲很失望，我也非常自责。
我陪同母亲在黄河、雷坛河边转悠，在小西湖找到了还没有完全消失的芦苇荡，去了母亲幼时常去的五泉山、白塔山，还到了中央广场、广武门、西关十字、七里河等地，看了兰州天翻地覆的变化，拍了几十张照片留念。在小西湖闹市吃了兰州灌汤小笼包，母亲说那是她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在七里河区还见到了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在区社会保险局当局长，另一个在区当团委书记，他们都很热情，请我和母亲吃饭，母亲对他们说，有机会也帮助一下，让她儿子也调到兰州工作，这样她就可以在兰州多住些日子。在兰州母亲步行时间长，不让我搀扶，除乘车之外，往往一天要走好几公里，我也很担心，但母亲不觉得累。这次兰州之行，母亲完成了她“少小离家老大回”愿望，心里非常高兴。
回到敦煌后母亲原来的生活还在继续，母亲常常坐在沙州乐园的长椅上和一帮老年人晒太阳，乘凉、聊天，看年轻人跳广场舞，唱眉户剧，唱敦煌曲子戏，看一群儿童跑来跑去大闹嘻嘻，母亲非常满足，说就像生活在天堂里。每天的敦煌新闻，兰州新闻必看，我知道她心里永远装着现在生活着的敦煌和出生地兰州。母亲一高兴，突然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四大名著读了起来，我知道母亲上过女子中学，算是个“知识分子，”有时和母亲讨论名著中的人物形象，母亲说的有模一样，像当过老师的人，有一定见解。也不知什么时候，母亲买了笔墨纸砚练习书法，楷书行书写的有模有样。平凡的日子里，有时母亲到附近的菜市场、超市买菜。天气好时，我和几个兄弟姊妹也经常带她去莫高窟、月牙泉、雷音寺散心，母亲非常开心。
八十多岁的母亲渐渐变老了，岁月在她的脸颊上刻上了苍老的容颜，但她骨子里的坚韧和对生命的热爱却从未改变，她这一生的坚持和选择，都代表了一个伟大昨天和今天的连续。晚年母亲不让儿孙给她祝过寿过生日，母亲节请她吃饭她说铺张浪费不好。母亲经常教育子女及孙辈不贪污、不受贿，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人，过平淡的日子是最大最长久的幸福。大侄子李雄出生在这院平房里，从小就跟母亲最亲，一直到上高中，都喜欢吃母亲做的饭菜，要有一两天吃不上奶奶做的饭，就开始嚷嚷。在敦煌中学高中毕业后以高出录取线近百分的高分考入兰州大学，成为家庭的骄傲和母亲最大的骄傲，母亲笑的合不拢嘴，心劲更大了，心气更高了。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几个孙辈结婚成家，母亲成了四世同堂的老寿星，常常受邀到子女孙辈家做客，也多次在宾馆饭店吃饭，非常高兴。
那年三月八日，我应邀参加了一个饭局，很晚才回来，母亲住在大妹家，早已睡下。我怕打扰她们，悄悄地在客厅沙发上躺下，不久就睡着了。半夜母亲打着小手电上厕所，不小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声音很大，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腾地从沙发上弹跳起来，连鞋子都没有穿，迅速开灯，十几秒钟飞奔到母亲身边，只见她已躺在地上昏迷过去了。我赶快把母亲抱在床上，大妹也起来了，我们赶快叫着“妈、妈”，想要唤醒她，没有反应。我们又用手掐她的人中，半天还是没有反应。我想这下完了，准备给大哥打电话，赶快送她去医院，也有通知家里准备后事的打算。这时不料这时母亲慢慢的醒过来了，狐疑地看着我们，我们赶快给她搓胸搓背，喂了点水，嘘寒问暖，让母亲心情平复下来，说赶快先送医院。母亲说没事，没事，她现在好多了，让我们去休息，我们陪她陪了一个多小时，见没有大碍，就各自又睡觉了。第二天清晨醒来，见母亲已早早的起来，忙前忙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从这之后母亲身体有了一些变化，初开始不太明显。但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行动明显有点迟缓，我们都开始注意照顾她。后来慢慢越来越迟缓，在医院看了几次，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就不想起床，再后来干脆卧床不起，全家人昼夜值班陪护母亲。母亲意识还清醒，说活到这个岁数，也算很值得了，并且安排了后事。
母亲病重期间，由大妹全程陪护，付出了最大精力，其它家人们坚持正常工作与轮流照顾守护两不误，母亲的身边儿女孙辈及亲朋好友人来人往，给她最大的关怀。正好这一年北京有规格非常高的个图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半年前就发了正式邀请函，我按要求提交了论文，开会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我到北京参加学术会，次数不太多，这次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母亲的情况不能远行，只能选择放弃。母亲知道我做的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说你放心，去北京一周时间就回来了，她不要紧，坚持一两个月没问题。我看母亲的身体情况当下没有大碍，可能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我此时还很犹豫，在此时此刻外出，万一母亲走了，做儿子的无法尽孝，会成为最大的遗憾。但母亲很坚决，说她暂时不会有事的，催促我动身去北京。母子连心，我是冒着一定风险，借母亲的吉言远行的。在北京的那次学术会上，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各个院校、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教授，实力派大咖大腕云集，我提交的论文成为会议的一个新亮点，得到大家一致首肯，作为重点论文被安排在大会发言之外，会议还安排我担任小组会议的主持人和评议人，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满载归来。回来见到母亲，母亲很平静，我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一周之后，也就是距离那次摔倒半年以后，母亲知道儿女们都在身边，安安静静的走了，走时非常慈祥安宁，没有一丝痛苦。送别母亲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家人都来了，亲朋好友也来了不少，在灵堂守夜的人有一百多人，亲朋好友至交到了晚上都不愿意离开，一直陪着我们，直到第三天把母亲送走。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现在，我多数时间在成都兰州，也有一半时间在敦煌，我每当路过北台站老屋旁时，总是不由自主的停下来在该地驻足片刻，向那里张望，尽管那院平房早已拆迁修建了成了楼房，但心总感到有一种温馨，要不是那次摔倒，母亲应该能够活到九十岁甚至百岁。因为母亲的身影好多年出现在家门前的那个巷口，成了永久的记忆。有时散步到沙州乐园，还特意在母亲经常坐的那个长椅上多坐一会。我静静地、傻傻地坐在那，听到树林里有清脆的鸟叫声，仿佛是鸟妈妈在呼唤小鸟，好美妙啊。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用乳汁喂养了我，双手抱大了我，用瘦弱的身躯保护呵护着我，她给我的不仅是养育之恩，更是生活的智慧，她教会了我什么是做人，让我懂得更多的关于生命的真谛。她付出了很多很多，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疼爱和关心我的人。人至暮年，当她那熟悉的身躯被人们抬入宽大的棺椁入土为安时，我泪水飞溅，撕心裂肺；当厚厚的棺木盖严的那一刻，从此和母亲阴阳两隔，我知道母亲彻底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小妹和妹夫多年在外打工，小外甥女安昱蓉从小多在母亲身边，母亲悉心照料，疼爱有加，去年在敦煌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敦煌高考成绩最好前三名学生，在学校大门前的马路边，敦煌中学给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三位优秀生各悬挂了一宣传横幅庆祝，消息还上了敦煌电视台，家里人知道了都前去观看，在“热烈庆祝安昱蓉同学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横幅前拍照留念，发在家庭微信群里祝贺。
在外甥女家庭的升学宴上，除大家庭三十多人外，外甥女还邀请了她的十余个最要好的同学参加，定居兰州的表哥曾友乘正好回敦煌探亲，他听说后特意前来祝贺，特别提到母亲在世时对孩子的精心照顾照料，才有了今天的好结果。在敦煌实习，和我住在一起的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宇程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同学们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说学妹安昱蓉考上的中央美术学院，是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前途无量，勉励鼓励学弟学妹好好珍惜，更上一层楼。外甥女的高光时刻，我虽是一个工薪族，慷慨奖励她三千元，从某种意义来说，也算是对老母亲的一个告慰。母亲将她带大，为这个孩子倾注了无数心血，
可惜她看不到这的热闹的场面了。母亲一生中最内疚的是，解放初出生在城里的三个姐姐下乡后都基本没读过书，识字少，吃了好多没文化的亏。因之，去赶场，卖了东西算不到账，那时的农村人，如果不识字，上厕所认不到男女厕所而走错地方。可喜的是现在的后辈基本上都念过大学、职业技术学院、中专，各行各业都有，有了很好的职业，家族中我父亲的学历是黄埔军校毕业，这些年后辈儿孙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毕业生，这次外甥女考入北京也是很了不起的。
每年清明节来到父母坟前，在蓝天白云下，我总要多坐一坐，看风吹过坟头，吹拂压在坟头的一卷白纸时，我总觉得，那摇曳的纸片似乎是父母亲牵挂的表述。于是，大姐就跪在墓碑前一边烧纸钱一边讲述一些父母离开之后的故事，说儿女孙子外孙子都很好，如何如何，让他们不要惦记，在那面好好生活。我相信父母如果九泉有知，听到后一定会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