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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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深秋时节，年届“米寿”（八十八周岁）的福建师大资深教授孙绍振先生，被他当年“电大”的学子们恭迎进入庆祝毕业40周年庆典会场。请先生上台讲话时，弟子们是为先生备着座椅的。但孙先生果断拒绝，昂然地伫立在讲台上，一开口就说：如果谁让我坐着讲话，谁就有藐视我的嫌疑。当年给诸位讲课时，我是站着讲的，那时年轻，才44岁。而今，我88周岁了，年龄虽然翻了一番。但精气神不是差了，似乎比过去还更饱满了，当然可以继续站着讲。于是，孙先生面对着偌大的一个会场侃侃而谈：谈当初的峥嵘岁月，谈弟子们当年的刻苦。更为自己的弟子们能够在毕业后走向政界、文界，亦或是商界，大多业绩斐然，笑傲江湖而骄傲。孙先生坦言：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促使“电大”这种“开放型大学”的诞生。学子们凭着一种理想信念和坚毅的精气神，牢牢把握住机遇，终于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们“功成名就”。孙先生风趣地说：学子们的水平高了自己则可以名正言顺地“水涨船高”，因为强势证明了当年自己为学子们讲课的高水平……一大串诙谐幽默、且宏亮有力的话语活跃了一整个庆典会场。
时时都在动脑子的孙先生，总是不间断地勤于思考。为讲学备课，为文学界、理论界写论文著书等等，都是动脑子思考的结果。思维之树结出了高智商之果，视野的不断拓宽，创新意愿的持续强化，让孙先生频出成果。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孙先生对此从不懈怠 不松劲 不停步。时至今日，孙先生每每坐在电脑前，就立刻进入研精竭虑，深思慎取的状态。令人鼓舞的是，已届九秩之年的孙先生既不系“护腰”、也不裹“护膝”，身子板杠杠的。
孙先生在创作长篇论著的同时，也重视散文的写作。一位记者在采访《福州人物》时造访了孙先生。孙先生在回顾诸多往事中有这么一段话：散文写作我一生都没有停止过，二三十年前我就在《福州晚报》上发表过不少散文，对这张家乡的报纸我有着深厚的感情。至今我还订阅《福州晚报》，将它视为我生活中的老朋友。从这么几句话中可窥见孙先生另一方面的随和：并不是一动笔就盯着全国性的大刊名报，他既是一厚本一厚本地写长篇大论，也高看拥有广泛读者的福州晚报。当年，不仅仅喜读，也乐在其中地为晚报撰文。时间久了，终于成为晚报有关栏目的“常客”和“老朋友”。
再有一年就是九十岁的孙先生，时常豪迈地声明：“精气神比过去还更饱满了”。从不刻意追求养生的孙先生，却有如此令人振奋的精神状态，真是苍天自有眷顾。当然，孙先生也是有长寿之道的，回望其“历史原由”，说不简单却也简单。他出生，受其乱世之苦，先天不足就逃不过了。幼时，又是兵荒马乱，则被寄养在动辄风吹起浪的海边边。所幸在上中小学时顽强，但凡七灾八难都被他挡在地狱门前。考上大学后，他便苦练体能，终于纵横北大校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深造的孙绍振，每天坚持晨练，六点铃声一响就起床，赶上六点十五分集合。集体跑步到操场后，一千五百米是基本点，只有超越，不欠半米。下午上课后，再跑一个一千五百米。数年如一日，天天如此坚持不懈，竟然练出了自己“铁脚板”的硬功夫。当北大中文系全系举行长跑比赛时，上下几大年级的强手云集赛场。孙绍振虽然比不上一个“跟斗云”十万八千里的“孙大圣”，但面对一两千米的跑道却不在话下，第一个冲刺，稳拿了第一名。此后赛事，也总是遥遥领先，“飞毛腿”的名气算是打出去了。
坚持长跑只是体育锻炼其中的一项，热衷于蓝球、乒乓球的同时，还身兼系里的排球主力。缺了他，连友谊赛都开不了场。有一天下午是约定俗成的排球训练，但那天午休睡熟了，起床铃响过之后才醒过来，就慌不迭地起床穿衣着裤。一慌乱，竟然把上衣扣错位，让那件衣服一上一下地吊着。由于时间紧迫，没时间管扣子了，只好随手抓起一件外套套上，就一步两台阶地奔下楼打排球去了。或许是当年如此刻苦地练就体能，锤炼意志，才有今天饱满的精气神。
但彩云易散、好景不长。孙绍振认为自己的“德”与“智”都是合格的，于是就想练就健硕的体格，让自己的“德智体”兼优。正当踌躇满志之时，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来了，那年头对孙绍振的直接威胁就是吃不饱。因为那时一路优秀的孙绍振，本科毕业后毫无悬念地留校当上了助教。在当年一个个身手不凡的北大学子中，能够被遴选出来留校，那就是不打折扣的百里挑一。正值全面发展的孙绍振，对于饭食的需求量甚大，而定量供给的粮食又有限。刚吃过早餐就想着午饭，吃了晚饭再盼着天亮。由于常常吃不饱，饥饿感一上来，连走路都费劲。记得有一个时段，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讨论茅盾的小说《腐蚀》。因为茅盾的这部作品早在1950年就被拍成电影，系里要播放这部影片，播放后再展开研讨，孙绍振被派去电影资料馆提取这部电影的拷贝。当时左右手各提了一盒，那时候电影的拷贝是很沉重的，提起来相当吃力。痛苦的是从电影资料馆到停靠汽车的公路，要穿越一块长长的田地。走到田地半中央，一阵饥饿感袭来，让孙绍振力不从心，走起道来踉踉跄跄。那个时候，让孙绍振悟出了食物对于自己的极端重要性，也让这个记忆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想在北大当一个研究生，是非常艰难的。由于孙绍振在助教工作和学业方面的双重优秀，在全系一百多名助教中脱颖而出。而那时系里有两个研究生的名额，上下一研究，孙绍振名在其中。即便已经成为当时十分稀缺的研究生，配给的口粮也就三十一斤，算是厚待了。讨厌的是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月大”，七、八两月还连着月大，三十号后还非得再来一个三十一号，这就给对饭食需求量不小的孙绍振造成不小的挑战。一天一斤米，只能早上二两稀粥，中、晚餐各四两米饭。不幸的是安排给他的宿舍又在四楼，有一天因为饥饿，下课回宿舍时居然没力气上到四层。实在登不上台阶了，就只好上一层歇一会儿再上，每上一层都靠在楼层墙壁上喘着粗气歇息。边歇息边无助地向上仰望着弯左弯右的台阶，担心这台阶会一直会“扶摇直上”，因为真的上不去。
研究生班每天的晨练是必不可少的，绕着操场跑，一圈又一圈，说这是锤炼革命意志。但头天晚餐的四两米饭，经过漫漫长夜在肠胃里的“爬山涉水”，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腹中无食浑身就没力气，哪里还跑得动？因此，孙绍振就特别盼望能够下雨，因为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出操。悲观的是北京的天空难得下一回雨，尤其是早上。一到操场，看着那椭圆形的跑道，就觉得头脑发晕。碍于纪律，只好硬着头皮跑，但每次都累得好象刚爬过几座山的狗熊似的。
又有一天早起，肚中空荡荡的觉得饿得慌，脑袋瓜晕乎乎的。只好向组长请假说：“我实在跑不动了”，组长眯着眼看了看身边很会读书的孙同学不无关切地问道：“病了”？没办法说假话的孙绍振如实禀报说：“饿了”！组长听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细细声地说：“我也饿”，组长回答得很实在。那时候，除了女生，男生中有几个不觉得饿的？但必须带头晨练的组长再饿也得跑，迈开腿之时扭过头对孙绍振说：“算了，哪你就别跑了，但不能回宿舍，得站着操场边上看。看着看着，革命意志就增强了”。孙绍振听了，心里头老大不服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革命意志肯定不比别人差，只是因为实在太饿暂时跑不动而已。但组长下指示了，那就只能乖乖地站在边上看着其他同学跑步，从中或许真的可以再增强点革命意志。孙绍振觉得怪哉的是那时的饭量不知怎么比困难时期之前大了许多，经不起饿。一饿就懒得晃动，虽然自己在本科时有着长跑健将之誉，但如今的好汉说不出当年勇了。
后来，孙绍振想了个辙，饿极了，就往嘴里塞点食物。他终于心想事成，搞到了一斤干虾米，那是由无数只虾晒成的。孙绍振给自己定量是一次只能吃两到三只，结果那斤虾米维持了一个多月。虾米虽然微小，但可以暂时解解馋。又听说鸭胗的营养价值高，还说此物含有丰富的铁元素，食用鸭胗能达到补铁的功效，可辅助改善缺铁导致的精神萎靡。且不象其他营养品那么昂贵，买得起，于是孙绍振就想辙设法弄来一些鸭胗。吃了几次，不知是其营养价值不容小觑呢还是别一种心理作用，腿脚果然较前更有劲了。从此，晨练就不用请假，曾经站在一边看着以学习他人革命意志的“处罚”，就此成为历史。
尽管在口粮之外有了些营养补充，但毕竟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饥饿感的袭击让孙绍振在“吃”这个字上面想象力日渐丰富。有一天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居然很幸运的看到了有位登三轮车的师傅拉着一车的猪肉。馋涎欲滴的孙绍振就想入非非了，他实在想飞步追上三轮车，扛起一块，过上几天有肉吃的日子。这梦境一般的想象，虽然只是想过过吃肉的意念瘾头。但事后仍然自我觉得耻辱，强令自己不能因为饥饿而在思想意识上有坠落之嫌。孙绍振想起班级里有一个子高大的同学，饭量更大，口粮不够，咋办？他的办法是坚持上午去上课，下午一般不安排课程，那就躺床扛饿。双眼盯着天花板看，想象着那白色的天花板撒满了白花花的大米或米饭，还说这种想象让自己“吃”得很过瘾。孙绍振认为该同学的办法值得借鉴，能在想象中一饱口福，还在思想上不犯错。
六十年代中期，孙绍振不无意外地离开北大来到福建，从当时在北大的三十一斤口粮的定量降低到了二十八斤，多一两都没有。平均一天九两粮食，只能早餐二两、中餐四两，剩下三两，显然是亏待了晚餐。原先就吃不饱的孙绍振在饥饿的感受方面雪上加霜了，最是那漫长的夜晚，只能在床铺上静静地经受着饥肠辘辘的滋味。所幸闽南这个地方真是一方慈爱之地，因为能让恐惧饥饿的人买到地瓜，真是阿弥陀佛！而且价格便宜，二角五分钱就能买到一斤，掏五元钱出来就能提走二十斤。以一天补贴半斤算，能吃上一个多月，何等的令人鼓舞？！在那口粮不足的年代，但凡有食物吃都是让人兴奋的，何况是甜美的地瓜。每当夜幕降落，读书到九点十点，饿感强烈了，便吃上一根备在书桌旁的熟地瓜。那种妙不可言的甜润，真是色味俱佳、其味无穷。似乎会“逼”着自己“吧唧”几声上下唇，自己吧唧给自己听，或许是可以原谅的。
常常去买地瓜了，要与农民大哥打交道，就得在语言上融合。于是，孙绍振学会的第一句闽南话就是“二角五一斤的地瓜”。后来发现解决饥饿困扰的不仅仅是地瓜，还有营养丰富的芋头，而且还是上上品的槟榔芋。有了地瓜芋头这伙食的“后备军”，基本上解除了饥饿之忧。虽然每到月末口粮告罄了，却也不至于挨饿，因为有地瓜芋头等杂粮上桌，一饱为快。曾经有这么一餐饭，定量的饭菜根本无法解饿。就特别优待自己，放开吃，补充了一堆的槟榔芋。那一顿饭，屈指算了算，拢总花了一元二角，严重透支了。
岁月匆匆，孙绍振从“北大高材生”的光环中飞出来，“飞越”了半个多世纪后，而今又有了“学府大先生”的光耀。在这既是漫长又是瞬间的时光中，似乎所有的人和事都在发生巨变，包括一日三餐的饮食。现如今，已届鲐背之年的大先生孙绍振，早已三餐无虞，着重研究的是如何才能吃得精细吃得讲究兼顾吃得环保。主持家政的太太在孙绍振吃的方面管得也严，比方吃几块猪肉，那就必须是里脊肉。以此标准，牛肉要的是牛里脊；羊肉取的是羊上脑。且一日多餐，当然包括必要的药膳，一餐都不能少。每当佳肴上桌，往往在此时，孙先生或许就要话说当年。因为觉得无论吃多么上等的饭菜，似乎总也比不上当年那口齿留香的地瓜芋头，虽然只是借此物以果腹，但那种神奇的美味，永远忘不了。孙先生认为自己直至如今都能保持住饱满的精神头儿，一定与当年闽南的地瓜芋头作为重要的副食品有直接关系，那是一种难以忘怀的“超级营养品”。
按一般常例，大学文科教授年届70，就要从根本上走下讲台，退居家乡或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了。然而，孙先生则打破常规，以他的学识、特别是那总也不服老的独有气度继续在讲坛上口若悬河。尤是福建师大授予孙先生“资深教授”称号后，孙先生就更加的豪情壮志，潇洒自如地在校内外倾泻满腹经纶。文科资深教授是实行聘期制的，每届聘期5年，这就意味着孙先生可以为他的弟子们授课至90多岁。而今，眼瞅着就是九旬的孙先生，前往中文系授课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处于工作状态的我，是幸福和快乐的”这两句话成了孙先生持续教学工作的口头禅。
才气超然、学问高深的孙先生，站三尺讲台，以三寸之舌，攥三寸粉笔，育无数桃李，这便是孙先生念而不忘之事，乐而忘返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