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家传的樟树桌

那张家传的樟树桌

据我祖上口口相传的家族史中，总离不开祖屋厅堂上那张家传的樟树桌，故事要从我曾祖父那代说起。据传我曾祖父年轻时是挑着鸡鸭等家禽赴墟（赶集）为生的，后来直接从事养殖业，一步步发家了，曾雇佣了一二十个帮工。积攒起了一笔银子后，就拆去了老房，兴土木建起了一爿新屋宇，也更新了一应家私。原本有一张供全家用餐的八仙桌，但小了，且还是拼接的，曾祖父就寻思着怎样替换它。但走了几家木匠坊，方方圆圆的饭桌察看了几十张，都不尽如意。正当徘徊在木匠坊那些时日，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夏夜，声声惊雷炸响。夜深时节，咣啷啷、咣啷啷……一声声仿佛从天边翻滚而来的炸雷，好似天崩地裂。随后暴雨如注，哗啦啦摧枯拉朽一般。就连近山深处一株据乡民所传有着上千年树龄的老樟树，也被那猛烈的炸雷击中，轰然倒塌了。翌日，见雨势小了，四乡八里的作田人都围拢来看看被雷电击中的千年老樟。也都想沾点这神树之光，动刀弄斧的锯一枝截一段，各自扛回家中祈福。我曾祖父原先并不在意，一天脑门上灵光一闪：或许在这倒伏的树中能在刀斧锯中制作出一张心仪的饭桌来？倘若能如愿得此千年老樟一方块，不正是天赐的么。

于是曾祖父去见那已经倾倒的老樟，虽不见了那相传能覆盖几亩地的枝枝桠桠，却见到依然盘踞于地的硕大树桩。喜不自胜的曾祖父绕着那树桩左三圈右三圈地走了几个来回，当即花了些许银子，请来村中两位伐木工，一再嘱咐要锯下有一定厚度且完整的板材。如果能完整不破损，可增加工钱。据说那两位伐木人整整拉锯三日才完工，锯下的那截树桩大过一张晒谷子的竹笪。曾祖父差遣数位搬运工，费了好大劲才弄回家中。又拿出些银子，让一位手艺高强的木匠，从那截树桩中修造出一张没有任何接缝的八仙桌。这张桌方方正正，足有两块老青砖那么厚，摆在厅堂上，气势不凡。十分吉利的是，自打此桌摆上厅堂后，家运日趋上升。曾祖父由起始的养殖业，发展到贸易业，雇佣的职员从一二十人扩充到三五十人，家大业大就不是嘴上说的了。

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岁月的“绳索”终于牵走了曾祖父，这张樟树桌便从曾祖父那辈传递到了我祖父手上。很是长命、且一向很有主见又胸怀正义感的曾祖母主政起家事。日子虽有条不紊，无奈世间风云变幻，发展中的家业大不如前。有一晚全家就寝时，吹灭了樟树桌上的蜡烛，却不料又被夜风吹燃了。又一阵风吹来，那根点燃的蜡烛被吹倒在桌面上。易燃的樟树桌自然受损，却因为厚实，点燃的蜡烛油只是把桌面烧出一凹洗脸盆大小的污损。但令人沮丧的是，自从那樟树桌不平整后，家道有如“滑铁卢”式的垂直衰落。养殖业与贸易业双双破产，原本充盈的银库早已虚空，只能用作储存地瓜南瓜一类备以三餐食物的储存间。

雪上加霜的是，祖父又罹患痨病早亡，刚刚成年的父亲成了家中顶梁的男丁。那时候，正是日寇肆虐侵华的时期，中华蒙难，国衰民哀，百姓的岁月暗淡无光。刚从简易师范毕业的父亲，正值血气方刚，放话说要去当兵抗日。然而，在家中说一不二的曾祖母虽然年迈，威望却毫厘不差。她老人家面对孙儿言道：国家有难，既要有人上阵杀敌，也得要有刀枪呀。说毕，一咬牙把仅剩的几亩田地典卖了，大部分捐出用以抗日，余下的款项责令孙儿娶妻以立家。一天，端坐在樟树桌前的曾祖母对孙儿言道：待你有了一儿半女，就让你去前方诛杀贼人。

曾祖母一言九鼎，我父亲只能听命。在曾祖母为他寻找良家女子的间隙，也为了缓解家里日趋贫困的生活窘境，很不情愿地去了山里一所单人校教书。国家动荡时期，小学教员的薪俸极低，一月就是九十斤糙米，再无其他。不久，就听命于曾祖母，迎娶了我母亲。因躲避日寇炮火从杭州城逃难回到家乡的母亲，原本是揭姓人家的童养媳，却因为未圆房的男人死于逃难途中。母亲回归田园后，成了一介村姑乡姑，一番辗转嫁进了李家门。入门伊始，凸显聪慧的母亲发现了大樟树桌上那块凹槽污损，竟然大费周章地用同一颜色的木块给修补上了。让家人心生一种奇妙的感觉是，自打补上樟树桌那凹槽后，家境从此有了起色。最直观的原因是母亲在房前屋后、以及周边的空地上开荒种地，让餐餐的清汤寡水换成了瓜果菜肴。更让全家欢欣鼓舞的是：父母在大儿子出生的那年，日本人投降了。父亲得此喜讯的当日，买了几挂鞭炮，在樟树桌前燃放。母亲也多做了几道菜，樟树桌上也尽显喜庆。

此后，父亲在生儿育女的同时，辞却了单人校教员的工作。去了周边山里采集了些许藤条及竹木，又从我母亲当童养媳的家中端来一把几近废弃的藤椅，白日借阳光夜晚“窃”明月。几个日夜后，“照葫芦画瓢”地制成了第一把藤椅。扛上街一卖，竟然顶上了当教员时一个月的薪酬。从此，家中开起了做藤椅的作坊，雇佣了几个工人。没几年，新中国成立了，父亲就坐在那樟树桌旁召开了家庭会，面对着家人和雇工们说要主动把自己创建的藤椅作坊交由政府。没太长时间，就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建起了县藤器厂，由我父亲出任该厂厂长。

岁月延伸，代代更迭，那张樟树桌的餐食也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化：由物盛而贫乏，又从清汤寡水转化为佳肴上桌。樟树桌见证了年代的兴衰，家境的起落，食物奢俭的嬗变。我儿时的许多印记都模糊了，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我少年时遇到的三年自然灾害，半个多世纪了，对于樟树饭桌上的情境却没齿难忘。在那特殊的时期，粮油与其他一应食品大多是定量的。我上有年迈的祖母，又有多个兄弟姐妹，樟树桌上的一日三餐都围坐着一家十口。最是让全家各人、特别是我们一群兄弟姐妹目不转睛的是桌旁板凳上端坐着的那个饭甑。当母亲启开饭甑盖，一时间饭香四溢，诱得围坐在桌旁的兄弟姐妹们唾涎欲滴。尽管人人都在咽口水，但谁都不能擅自去勺饭。原因是人多饭少，只要有一两个多舀了些，就得有人要饿饭。在无法按需分配的时日中，也就只能均摊分食了。于是，母亲给正方形的大樟树桌旁上下左右的家人们分饭就成了常态。且一环紧扣一环，分饭之后，还得分菜，即便只是南瓜芥菜也照分不误。回回我都看到了给家人们分了饭菜的母亲，总是搜寻饭甑边边角角的米饭，能刮多少就吃多少。我暗暗想，那么点饭，母亲怎么够呢？

后来，我离开家乡来到福州上学，自然也就告别了老屋厅堂上的那樟树桌。当我一日三餐在学校吃食堂时，总会惦念着老家那张无拼接的大樟树饭桌。后来，这张家传的饭桌摆在了大哥家中。我偶有回老家，都会落座在大哥家的樟树桌旁，所面对的总是一满桌的珍馐美馔。即便是平常日，也餐餐丰盛、碗碟不空。饭桌上食物的今非昔比，总要让我想起这张樟树桌的前世今生。由此感恩当下的盛世年华，物丰民阜，让这樟树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