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张“入场券”

我十五六岁时，青春期激情四射，特别迷恋戏台上的舞蹈歌剧类节目。台上那一跳一唱，都会让我如饮甘饴或甜酒一般的似醉似痴。而那时正是六十年代中下期，从我家乡周边县市甚至外省市来的文艺宣传队、以革命题材为主的舞蹈节目经常出现在电影院的舞台上。一旦有外地来的宣传队，演出前的电影院入口处就围满了想看演出又没有入场券的青少年，我肯定挤在其中。然而，得不到入场券干着急，只能从影院隐约传出的音乐声中放飞想像力：登台的男演员很俊朗，女演员很甜美，跳的舞又是多么地叫座销魂……演出接近尾声了，把门验票的人撤退了，我等“守候者”赶忙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进场窥觑戏尾。就那么十几分钟的热歌劲舞，都让我着迷得心醉神迷。终场演员谢幕时，我鼓掌的劲头绝不逊于看了全场的观众。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上街看到三五成群的倩男靓女在闲逛，一看就知道是外地人。稍一打听，果然是一支从邻省江西前来革命老区演出的文艺队，据说节目高端，很博眼球。正当心中躁动之时，有一同学来家，一进门就哇哩哇啦地嚷嚷：今晚的演出我有入场券啦！就这句话，一时间让我心中飘浮起一缕美妙之云彩。知道这同学的父亲在县文化局工作，而这个单位就是管演出的，只能羡慕却无法嫉妒。这同学看我一脸的愁云，虽然同情，但又舍不得把入场券给我。或出于友善，他边挠头边说：这样吧，入场时我紧紧捏住票根，只让验票的人撕票头。入场时人多拥挤，验票的怎会一张张细看？进去后就把留有票根的入场券从入口处的角落塞给你，或许还能混进去。我边听边觉得这同学的歪点子还真不少，但不太现实，因有欺骗之嫌。于是连连摇头说：这怎么可以？要是被发现了，就成坏分子了。那同学驳斥说：你尽是小题大做，看宣传队的演出是一种革命热情，有什么错？给这同学这么一鼓动，我也就答应试试。

入夜了，那同学来家约我，他是从门槛外蹦进来的。一进门就大呼小叫地喊我名字，我从里屋出来时，他立刻掏出当晚的入场券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却激动不起来，脸上刻意挂着轻描淡写的表情说了一句“你自个去看吧”！同学回说“一起去呀”！说着说着就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门外走。我有点经不起他的推搡与那歌舞的诱惑，半推半就地与他一同上了街。一路上，他叨唠着如何一券两用，至少有六七成把握云云。

到了影院门口，都已经开始验票进场了。那同学说等人多拥挤时再说，到那时我死活守住票根，进去后递给你。我听了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大不了不看就是”。同学一听急了，说“要看要看，听说这支文艺队的舞蹈跳得特别好”。我听了心里头又是一阵痒痒，也就亦步亦趋地踩着同学的脚步到来到电影院门口。那时，进场的人越来越多，趁着一小群队伍入场的机会，那同学也就挤挤挨挨地进去了。不到半分钟，他果然在入口处一侧递出留有票根的券，的确如他所说只少了一小节票头，想蒙混过关大概率没问题。但不知怎的，一时间我心跳得厉害，手上攥着残缺的券双脚却踌躇不前。左思右想后，觉得还是不进去为好。父亲是当过教书先生的，要是知道他儿子用“假票”混入剧场看演出，恐怕会举起竹鞭。已入场的同学见我彷徨的样子，在入口处角落踮起脚尖一直朝我挥手示意，我知道他在催我果敢一点。少顷，我决绝地向他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离去……

回到家后，我把那张不完整的入场券夹在笔记本的扉页，以便让自己时常都能看到它，内心中有意识把它演化为让自己努力奋斗的一个警醒物：看不到别人演出的节目，能不能自己登台演给别人看呢？从此，我常常躲开家人、特别是学校的同学，在独处的时候引吭高歌练嗓门。同时看一些有关如何演戏的书籍，甚至连环画，自演自唱地模仿着曾经看过的文艺演出舞蹈动作和电影中的台词。

时光晃一晃，三两轮的春夏秋冬就过去了。19岁那年，我离开县城去一个山村当上山下乡知青，我特别带上那张有点故事的入场券。不多久，我不但加入了共青团，一年多后就被选为团支书。适逢时机，所在公社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要有文艺演出，让有条件的村排演节目。身为团支书的我自告奋勇，迅速组织起一支文艺宣传队，我不但编写了有关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可为的小歌舞，还自演自导。节目排练成熟了，就如期率队参加公社文艺演出。准备登台那一天，我把那张多年来夹在笔记本扉页的大半节入场券装在衬衣口袋里，并喃喃自语地说“我终于要登台了，不当观众当演员”。

演出的舞台是用木桩木板搭建起来的，舞台前是一块沙石地，放一张板凳都要看准位置，尽量避开凹凸不平的地块。因为当时无法使用电灯，就在台前左右竖起两根木桩，桩上各敲打进一枚粗大的长铁钉，挂上马灯照明。就这样一个十分简易的演出场所，还引来四面八方的村民自带长短不一的竹木凳子前来观看。不多时间，小广场上满满登登地落坐着来自各村庄的乡亲，无论大人小孩的脸部表情都洋溢着一种激情，很有效地激励着即将登台的我。几个节目过后轮到了我们村的节目上演，就在这时，一阵山风刮来，两盏马灯都被吹灭了。

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了孩童们的叽喳叽喳的声音之外，竟然没有噪动，更没有起身离去的村民。重新点亮马灯后，继续着我那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

演出后不久，我竟然十分意外地接到县歌剧团的借调通知：参演大型革命京剧。原来，那次公社演出时，观众中有县文化部门前来观摩考察的人员。觉得我自编自导的那个节目水平不算低，由我表演的老农民演得还算到位。而县歌剧团准备排演的系列革命京剧的任务不轻，需要从知识青年中抽调几位有一定表演能力的群众演员助力，而我荣幸被选中。就这样，我带上了那大半节入场券，很有点“三级跳”的从村里来到县城，且穿起了大裤裆练功裤。先后参演了《杜鹃山》《沙家滨》《红灯记》等。每一场戏排练成功后，就到全县各地农村和当地驻军军营演出。我作为非专业演员，当然只能跑龙套。

记得我在《杜鹃山》剧中扮演的主要是农民自卫军，且一人两用，上一场戏扮的是正面人物自卫军，下一场戏则改扮叛徒温其久手下的匪徒。化妆时，自卫军的眉毛是往上翘的，而改扮匪徒时眉毛是往下垂的。有一次，演温其久的演员好象忘说了一段台词，时间短了，我刚刚垂下左边的眉毛，来不及画右边的，就被催促上场。我无奈登台，那眉毛一翘一垂，怪诞得很。所幸演的是反面角色，观众以为是正常的，没有造成后果。让我很自豪的是在《沙家滨》中的角色是新四军战士，而且是“十八棵青松”中最中间、且还是最高耸的那“一棵”。每一场戏演出时，都让我威武地踮起脚尖昂首挺胸，把右手比作坚定状横在胸前。尽管在几大剧目中都跑龙套，但在那几乎所有知识青年都“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劳作不得闲”的年代中，能够在专业剧团跑龙套已经很让人钦慕了。

一场戏又一场戏，几乎天天都有演出任务。每每演出，我都带上当时企图混进剧场窥视演出的那大半张“入场券”。从台下到台上，从观众到演员，这种变化与那大半张“入场券”的故事不无关系。虽然走进省城求学后没有从事舞台的工作，但在县歌剧团跑龙套的那段经历，时常都会跳出无法淡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