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的杨树

二十多年了，那片杨树还在。

这是坐落在山脚下的一座小学校，只有一、二两个年级，两名老师，二三十个学生。学校的三面是用土墙围起的，另一面靠着山根。学校院里有四栋教室，都是土墙蓝瓦。我上学时，后院的两栋教室荒废了，里面堆着杂物。前院的两栋，一栋是一二年级的教室，一栋是老师宿舍和办公的地方。四栋教室的中间，也就是学校院子的中间，有一棵大约十几米高，主干有海碗口粗的大杨树。学校院墙外边有一圈杨树，像是守护校园的卫兵。校园外边是操场，操场中间是路。操场两头各有一个篮板，上面的木板已经掉落，只剩一个篮环，吊在上面，像只眼睛，注视着路上的行人、车辆、羊群。操场边上是一片杨树林，我不知道这片杨树有多少棵，它们都很高，主干笔直粗壮。许多淘气的学生，用小刀在这些杨树身上刻满了字，有的树皮被刮下来长长的一条，露出灰白色的树干。时间久了，树身上留下许多斑斑点点的疤痕。

小学校的大门——一个土坯垒起的门楼，两扇一人宽的木门挂在门框上，一推晃晃地响。大门正对着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杨树。我第一次迈进这座土门楼，这棵杨树就长进了我的记忆里。第一次走进教室，被堂哥他们安排坐在了一个女生的座位上。那位女生来了，将我赶了起来。后来他们将那位女生说成我的对象，我就一直躲着那个女生。每当他们说我的时候，我就躲在杨树的背后。树身凉凉的，风在树叶间颤动着。我想，做一棵树多好啊！它可以不用躲任何人。

我刚上学时，没有书包，没有纸笔，每天坐在教室里看着其他同学读书，隔窗望着墙外面的那排杨树发呆。

后来，舅舅送给我一个黑色书包，父亲给我买了作业本和铅笔。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些算术题，我们抄在本子上，然后计算出结果。我一道题也不会做，每次作业本发下来，上面打着鲜红的几个“×”。学习委员不收我的作业，说我的作业全错。我去向马老师告状，马老师说你的作业没有一道题是对的，你做对了再交上来。他没有告诉我怎么做才对。后来换了个姓冶的老师。一次课堂上，他让我在黑板上做算术题。我窘迫地站在黑板前，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冶老师呵斥着让我赶紧做。他手里拿着一个棍子当教鞭，不时地在我的屁股上敲两下，同学们发出嘿嘿的笑声。时间缓慢得像蜗牛，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我在黑板前站了半节课时间，也没有做出那道算术题。冶老师的教鞭一下一下落在我的屁股上，血液全部涌上头顶，耳朵嗡嗡作响，我听到心在胸膛里通通地跳。最后我在冶老师的呵斥声中回到了座位。一次早自习的时候，我在教室前的院子里练习算术题。语文老师过来说，昨天的生字都写会了吗？我赶紧跑进教室，拿出语文课本练习生字。上午上数学课，冶老师让我站起来，问我早上为什么算术题没有练习完，就去练习生字了。说完，一巴掌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后脖上。我面红耳赤，脖子火辣辣的疼。我刚要辩解，他又一巴掌重重地扇了下来，连续几巴掌，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真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很懊悔，很自责。课间，我一个人跑到这些杨树下，手扶在树身上。树皮冰凉，我打了个哆嗦。同学们玩疯了，他们动作夸张，叫声夸张。他们玩得太诱人了，我多想过去和他们一起玩，但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拽着，迈不开脚。我转身看着杨树。这些杨树真好，静静地立在这里，没人呵斥，没人嘲笑，也不用写作业，只在风中欢乐地摇摆着枝叶。

那段时间，我一下课就走到那些杨树下，蹲下来靠在树身上。树身冰凉，寒意渗透了我的脊背。我不想回教室，但上课铃响了，声音尖厉厉的刺耳，催我回教室，我不得不回去。我回头看看杨树，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催得动它。

秋天了，天渐渐凉了，教室里也越来越冷。我坐在课桌前想着家里的火炉，想着爷爷坐在火炉前熬罐罐茶，火炉上烤着香喷喷的馍馍。我一边想，一边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些杨树。刚下过雨，空气湿冷，湿漉漉的树叶在风中瑟瑟抖着。树也冷吗？但这些杨树的生活多么快乐呀！它们没有上学的烦恼，它们那么高，那么大，所有人看它们都要仰起头。上课时，同学们跟着老师读课文，做算术题，我听不懂，也不会读，我只是跟着附和。整整一个学期，我每天躲在墙角里重写着aoe，一学期我只学会了这三个字母。同学们的读书声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我只听到自己口中念着“啊、噢、呃”，只听到风吹杨树叶的簌簌声。

学校院子中间那棵杨树的影子每天在太阳底下移动着，像一个日晷。小学校的院子没有铺砖，也没有铺水泥，全是土地。我们经常用墨棒或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有特别细心的同学，用手将地上的浮土蹭掉——手握成半拳，在地上擦过去，擦出一行，然后在擦出的这一行地上写字。这样就特别整齐好看。而我没有擦过这样的行，我也没有过墨棒。我总是用树枝在地上写，写得歪歪扭扭，被老师批评。夏天的午后，太阳照的刺眼，我们都逐着杨树的阴影，在树影下写字。风吹着杨树叶轻轻摆动，杨树投在地上的影子，像印着黑色花纹的布。

我坐在树影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移动。一个下午过去了，书上的那些生字看着依然很陌生。时间慢慢流逝着，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学会。但我依然喜欢玩耍，玩得也不好。学不好，倒可以释然，因为除了老师，同学们不会在乎你学习的好坏，但玩不好，会被同学们小瞧。

操场边的杨树林下落满树叶，我们在上面打滚，翻跟头。一个同学倒在地上，其他几个扑上去压在他身上，三五个人垒成了一座小山。他们像一群老鼠，吱哇乱叫着。我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不敢过去。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影迹斑斑，像一块黑色的地毯。

秋天我们要扫学校院里的树叶。这些杨树比电线杆还高，枯黄的叶子像花瓣一样纷纷地从枝头飘下来，很好看。在地上铺了一层，我们拿扫帚扫成一堆，用簸箕揽起倒在墙角的垃圾堆里。有一年深秋，树叶几乎落尽了，王老师带领我们将操场边上的杨树叶全扫成堆，用框子装起来倒在一个闲置的空房里。我们给老师干起活来非常积极，唯恐自己干得少。但我总是落在别人后面，别人已装完三四筐，而我只装了两筐。我总感觉王老师在看我。我手忙脚乱地往筐里装树叶，不小心，弄倒了筐。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这些树叶整整塞满了一房，一开门，一股枯叶味刺入鼻腔。这种味道并不难闻。王老师是将这些树叶储存起来，冬天用来烧炕。那时候，老师的宿舍里都盘着火炕。老师的宿舍既用来住宿，也用来办公。

院子中间的那棵杨树，像一杆旗帜，是学校的标志。这棵树腰上刻满了字，留着许多疤痕。有一次，奴娃用小刀练习飞镖，将这棵树当做靶子。小刀没有扎进树身，被反弹了回去，刺进了奴娃的头顶，立马鲜血直流，伤口有一寸深。奴娃双手捂着头，大张着嘴，惨烈地哭叫着。看到青灰的树皮上抹着一指血迹，我头皮发麻，心里很害怕。没过多久，那棵树身上就多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深褐色的疤。时间久了，树上的字慢慢模糊了，奴娃飞刀扎的痕迹也消失了。树始终默默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只有树叶在风中发出簌簌的声响。我们在这棵树下玩老鹰捉小鸡，玩玻璃珠，玩打仗。奴娃是孩子们的头领，他个子最高，年纪最大，带着一群小孩玩打仗，总是他们赢。他玻璃珠玩得很好，衣兜里总是装得满满当当，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响。我也爱玩玻璃珠，但总是输，由此感到很自卑。

深秋晴朗的天空下，我们在地上捡杨树叶，玩“勾环”的游戏——两人各执一片杨树叶，用叶柄勾在一起，然后用力拉，谁的叶柄断了，谁就输了。叶柄往往是下了雨浸泡过的，颜色发黑的牢实，不易断。我们捡许多杨树叶，将叶片扯掉，手里攥着一把叶柄，坐在教室房檐下玩。丁老二耍赖，他的大拇指甲很长，在勾的时候用指甲将我的叶柄划断，所以他总是用一个叶柄勾断我的一大把。我总是输，但依然乐此不疲，在杨树下找叶柄。丁老二靠在墙根下，双腿岔开，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一副慵懒疲惫的样子，手里握着那根永远不会断的叶柄，等着我。风吹着，杨树叶沙沙地响。我攥着一大把叶柄，跑回去找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还会输，但我还想玩，我总想赢一次。杨树永远安静地站在那里，不参与任何游戏，只是默默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校园中间的那棵杨树和院墙外的一圈杨树，现在没有了——我离开小学校许多年后，学校进行了改建。四栋老教室全部拆了，三面土墙也推倒了。围着院墙的那一圈杨树也没有了。盖起了一排红墙绿瓦的新式校舍，装上了铁大门。后来，新盖的教室也没了学生。小学校的大门永远地锁上了。

唯有操场边上的那片杨树还在。

窗户外马路边上有一排杨树，完全没有小学校的那些杨树高大挺拔。每天下午，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蹦蹦跳跳着从这排杨树下走过。我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风吹着树叶微微地摆动，翻出银灰的背面，阳光照着，一闪一闪的，像海面上的浪花。这时，我总会想起小学校的那些杨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比那些杨树更高的树。

去年回去，开车路过小学校，操场边那片杨树直直地立着，依然苍劲，只是更老了。树身上那些稠密的疤痕已经很模糊了。现在，这些杨树不会再添新的伤疤了。我摇下车窗，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风轻轻吹着，树叶发出簌簌的声响，像在说着许多很久之前的事。

这声音，二十多年前蹲在树下的那个孩子也听过——那时他的作业本上全是红叉，还听不懂这声音在说什么。现在，他慢慢摇上车窗，但那片簌簌的声响并没有消失，一直在他耳边响着，响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