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妹

怕地铁拥挤，我开车将二妹送到南京南站的南广场。把满满两大袋中药西药递于她枯枝般的手中，目送她瘦弱的背影蹒跚着通过高铁安检、灌铅似的双腿慢慢挪向通往候车大厅的电梯口。直到她满头的灰白卷入行色匆匆的旅客人潮，我的泪终于止不住盈眶而出。

这是二妹第二次来南京复诊。自今年十月第一次来鼓楼医院被确诊为“干燥综合症”以后，我不由分说让她将宜兴工地食堂的事宜交由妹夫打理，安心治病。先后带着她看了鼓楼和省中医院的两位专家门诊。一个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虽使她的病情趋于稳定，但医生说这是一种风湿免疫类的慢性疾病，就目前的医疗技术还无法治愈，只能慢慢调理。特别提醒病人要静养不能劳累！

三个月前，二妹隐隐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口眼干涩、牙齿发黑、腿脚乏力、食欲大减。原先强健灵活的身子眼见着一天天虚弱僵硬。渐渐地连晚上散会儿步都心慌气短，双腿打颤，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工地附近的一个卫生院诊了一回。还叮嘱丈夫和儿子不要告诉我，免得我担忧。真让人心疼到无语，还有什么比身体要紧的啊，我的傻二妹！

驶离南站后听到一条微信语音:“小哥，我已坐上南京到宜兴的高铁了，你放心吧！回去开车慢点，城里车多人多。”我好一阵轻松。二妹不认字，诺大的车站，我就怕她找不到对应的检票口，认不得自己的站台坐错车厢。本来是要买一张站台票送她到站内的，可她死活不肯，说停车费事她又不是小孩，进站后自己会问工作人员。她就是这样，但凡自己受点苦累能了的事，从不麻烦他人，哪怕是我这个亲哥。随即回复：“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休息调养，早日康复！”

我们姊妹五个，唯大姐和二妹没上过学。大姐能说得通，毕竟她早过古稀之年，她们那一代“共产风”过来的人没饿死已是幸运，目不识丁情理之中。二妹一九六五年生人，今年虚岁才六十，这么多年睁着眼一抹黑实在不该！怪谁呢？村上人都说我父母重男轻女，但现在想想也不全是。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家家都不容易，我家更难，填饱肚子最要紧。我们村和她一般大的女孩子大多是这个命运，学堂的门没跨过，十来岁就从床头跨到田头，二十岁出头就从娘家的田头跨到婆家的地头，早早生俩孩子土里刨食，巴巴结结过日子、辛辛苦苦一辈子。唉，那个年代的乡村女孩啊！

我长二妹三岁。当年我十五岁的大小伙攥着一支笔，她十二岁的小女娃就握起了一柄锄头；如今我退休在南京女儿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她年已花甲仍在宜兴工地起早贪黑奔波劳碌。古语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我实不敢苟同，委实是我亏欠二妹心存不安，每每想起夜不能寐。尽管二妹她从没这样觉得。

车子在返回的城区马路上穿行，思绪却在过去的岁月里穿梭，清晰如昨。197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我15岁正上初中。一大早，翠色满目晨露沾衣。太阳还没出，朝霞先映红了天。唉！又是个锄地日。果然，出工的哨子伴着队长“男女劳力锄棉花嘞”的吆喝满村回荡，盖住了鸟雀的晨歌、鸡鸭的欢唱。“该死的天就不能下点雨吗？”我一边心里恨恨着今儿钓不成鱼了，一边借刷牙洗脸在门口水跳上磨蹭。“快点快点，上早工了。”大哥扛着两把锄头大声催我。他时年二十一岁，读了三年书放了三年牛后，一直就在农田里摸爬滚打，已然是个老把式，一天活十分工是不消说了；我是嫩头青的学生娃，实属“秀才作田锹不如手”一类，三分四分还要看队长心情。我们前脚刚迈出家门，后脚就跟来二妹的哭声，一回头，敢情是妈妈要带她下地了。天哪，她才十二岁，虚岁！是那样的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小胳膊还没锄柄粗，那双稚嫩的小手如何能握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岂是她这样的女娃所能承受？

望着可怜兮兮的二妹，我迅即抛给母亲一个愤愤的眼神。“村西头的金爱、毛胡子家的春香去年都挣了上百工分了。你爹常卧床、你姐已出嫁、你哥要娶亲、你和幺妹都念书，她再不挣工分家里等着超支喝西风啊！你伢胳肢窝里过日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母亲的一串连珠炮，轰得我硬生生把冲到嘴边的“我不读书了，你放过二妹”，使劲又憋回肚子里，红着眼默默跟着大哥汇入上工的人流。

晨夏的风很凉爽，可吹到我脸上却是热辣辣的；屋脊上燕儿的叫声很清脆，但于我却是特别的刺耳。就这样，在那个初夏的清晨，二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就正式成为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自此风吹日晒，面朝黑土背朝天。花样年华的少女这么早就尝到了生活的辛酸，也让我第一次品到了人生的无奈和苍凉。

车子驶入鼓楼区，又想起那天在鼓楼医院候诊和二妹聊起的往事。时隔四十多年，说到她十二岁下地我忍不住喉头打哽、眼眶发热。她却淡然一笑，“那时候不都那样嘛，又不是我一个，何况咱爹身体不好，娘也是没法子。只不过我比别人长得晚，不受看，也不怪队长开始不要我。”这一茬我知晓，因为二妹瘦小，队长死活不收。说锄地事小，小丫头被锄头磕到了队里担不起。直到强悍的母亲起了高腔，副队长打了圆场，队长才勉强答应让二妹试试。令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我的二妹，日后成了队里出类拔萃的农活能手。不论粗活细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插秧割稻，头趟田非她莫属。灵巧利索的手脚、吃苦耐劳的品性让全队人刮目。每年年终评工分都是雷打不动的上上等。更让人感慨的是次次还都是那个当初不要她的队长“钦点”，直到一九八二年生产队解散责任制开始。

那时的二妹多么心灵手巧、聪慧过人！我常想，假如家里给她一个读书的机会，或许——不！是一定有很大的作为，至少不像我这么平庸。就拿那些年给人做上工衣这件事来说，她只在二十岁订婚时学过一年裁缝，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从量体、排料、裁剪到缝纫、缲边、绞扣、整熨一条龙一双手，行云流水。做出来的衣服周正合身不说，还价格公道为人随和。不挑人家饭菜、不摆一点架子、不捎带一块下水料。每年一进腊月，二妹的那台“蝴蝶”缝纫机总是成为十里八乡争抢的“香饽饽”。因为蝴蝶“飞”到哪家，哪家就意味着能赶在年前，给家人尤其是孩子做上一套称心的过年新衣。至今我都弄不明白，那些高矮胖瘦体形，某些驼背、斜肩、肥臀等特殊身材，少数老奶奶偏爱的大襟褂袄，如此种种的各种衣服尺码，她一个不认字更不会写字的人是如何记下、又是如何用量体裁衣公式灵活套算出来的。或许她师父金凤说得对，银兰（二妹）这丫头悟性高脑子好使，学东西走心又吃得苦，做事有板有眼。她不识字一年学的手艺却抵得过那些识俩字的懵胚（笨蛋）三年。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望着她苍白憔悴的面容、孱弱无力的神态，我知道，二妹当年身上的那些青春洋溢活力四射，早已被岁月的沧桑、生活的磨难所过滤，只剩黯然无光脆弱不堪。真希望她发泄几句对娘家的不满，抱怨几句命运对她的不公。可她直到今天没有责怪过母亲、更没抱怨过因病早早离世的父亲。感恩犹存、孝敬如初。自母亲十年前过世后，每年腊月廿八祭祖日，总要赶来跟我们一起去父母墓前祭拜，没落过一回。如此的豁亮、通达。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十二岁那年，让我的身子骨慢慢强壮起来，养成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的性格，也才能让我扛过婚后一个个……唉！小哥你懂。”二妹一声苦笑，深深的法令纹下露出灰黑的牙。她叹息的那“一个个”我岂止是懂，那是心在滴血的痛。对她来说那不啻是天塌下来的命运击打。然而，她挺过来了！

那是三十三年前一个冬月的夜晚。凛冽的北风裹挟着细密的雪粒发出呜呜的呼号，让人心生几分战栗。正当我们关门闭户上床躲进被窝时，“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全家人绷紧了神经。母亲先亮灯开了门，我和妻子紧跟其后。只听“扑通扑通”两声，二妹夫妻顶着满头雪珠、流着满脸雪泪跪倒在堂前。“大宝没，没了，是，是我们害了他。”二妹呜咽着抱住母亲。轻轻一句话却犹如五雷轰顶，震得我好一阵眩晕。妻子泣不成声，母亲更是声泪俱下，“我……我就晓得今儿不是个好天哟，风是风雪是雪，临上床还挨了你俩这一声炸雷。大宝搁在家里好好的，你们非要带出去，哎哟……痛死我咯……我的心肝宝哎……”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那时包产到户头十年了，吃穿是不愁了，但仅靠几亩地发家致富似乎很渺茫。随着打工潮的涌起，许多年轻人抛下那一亩三分地，离别故土家园，挤上那载满致富梦想的大巴和绿皮火车，奔赴苏浙异乡瞭望遥远的南方……

妹夫是铁匠。大集体和单干的前几年生意还算兴隆。什么锄头、瓦锹、钉耙、镐头、镰刀等农具，什么菜刀、锅铲、铁叉等厨具，还有我们圩乡的小船，每家必需。单是打造新木船所用的一副铁钉子、一条铐船的铁链子，就够铁匠们忙活一阵了。那些年，二妹着实是忙。忙完了田里忙家里，忙完了家务忙孩子。有时铺子里大铁件锻轧蘸火时，还得赶着帮丈夫抡上几锤趁热打铁。本是农闲的腊月裁缝匠里小有名气的她更忙，像过年前的磨盘转个不停。那样长年的劳作也就是二妹，换作其他女人怕早累垮了。大概这就是二妹所说的，得益于十二岁起在庄稼地里练就的一副好筋骨，在艰苦的家境中铸就的一种韧劲儿吧!但我想这些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忙碌的日子就像家里铁匠铺的炉膛——红红火火，累并快乐着。

但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悄然来临，乡村铁匠铺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红火，而大街上的时装店倒红火了起来。夫妻双双身体轻闲了，心却累了；家里的进账少了，开销却大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二妹夫妻怀揣着多年的积攒和对未来满满的期许，义无反顾跟着村上一个小有成就的跑船人，去江苏张家港搞内河船运的。

其实在这之前，师傅金凤曾力邀二妹夫妻合伙去裘公开时装店，我也全力支持。我想时装再怎么变总归是衣裳，也算二妹的老本行，做起来总比其他陌生行业上手快；二妹高挑的身材、不俗的外貌本身就是个现成的时装模特，招揽顾客不成问题；那会儿又正是时装业的风口，生意好做。大家还价时抹个零头都脸红，哪像现在对半砍还嫌不够。但终于因丈夫对跑船的执着，二妹只好随了他去，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儿子大宝本寄住在爷爷奶奶家，但母亲不放心，经常接来我们家住上一段。我便带着他到我工作的村小学每天玩上一阵。一到点母亲就准时接回家小睡一会儿，学校和家两头跑不厌其劳。不知怎的，母亲上了年纪后特别记挂二妹，对外孙大宝更是疼爱有加。在她心里大宝这个外孙的“外”字压根就不存在，甚至比她亲孙子还要上心。这在当时脑子里长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瘤子的乡村老人中，实不可多见。我想无非两点：一来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确实招人喜爱；二来怕是觉得年轻时对二妹狠了些，借孩子弥补一点对二妹的愧疚吧！

母子连心。毕竟孩子还小，终于忍不住想念，儿女心重的二妹还是把四岁的大宝接到船上，放在自己的身边。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夫妻俩只顾忙着卸货，一不留神让孩子掉到了冰冷的河里，一颗幼小的魂灵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

车停小区时我已是满脸泪水，擦拭着泪回到女儿家。家中空无一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老伴玄武湖跳舞未归。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客厅一片温暖，我一屁股没入沙发里，慵懒地合上泪迹未干的双眼……

哭肿了眼哭哑了嗓，不说话不吃饭整整两天后，二妹做出抉择：卖掉运输船，砸碎急财梦，离开这个令她伤心欲绝的是非之地。毅然决然携妹夫回到了老家。人死不能复生，生活还要继续。老行当没得做了，只能重起炉灶另寻他路。养饲料鸡、育珍珠蚌、铸造水泥小船、做棉花生意……或许是二妹夫妻没日没夜的劳作感动了上苍，四年后，二妹又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小宝。这莫大的天赐，无异于给他们深受重创的心灵送来一味弥合剂，也给这个沉寂了四年的家带来了久违的笑声。生活又充满了阳光升起了希望。

然而，厄运似乎并没有放过这个劫后重生的家。一九九八年暑假，我在宣城师范（今天的宣城市三中）民师班进修。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传达室说有人找。我走到大门口，原来是二妹陪妹夫来市二院（今天的宣城市人民医院）看病的。一见我，妹夫便抱住头缓缓蹲下去，但我还是瞥见了他眼角的泪痕。二妹则平静地递给我厚厚一沓检查报告单，可我分明感受到了她克制情绪的努力。“咯噔”一下，一种不祥预感瞬间袭上我的心头。当我看到诊断书上诊断一栏“肝细胞癌cT4Nx三期”时，耳中“嗡”的一声，眼前发黑身子发颤，每个字符都像一根尖利的针刺向我的眼睛，生疼生疼……

没有一丝犹豫、没有片刻停顿。就从那天起，二妹放下一切事务，尽心竭力送丈夫治疗，温言软语安顿丈夫情绪。从宣城到合肥，又从合肥到南京，从没轻言放弃。整整六个月，住院时跑上跑下，回家后忙里忙外。化疗、中药、土方子甚至迷信都试了一遍又一遍，丈夫最终还是走了。人说春龙（妹夫）虽摊上这要命的恶病，但遇上这般善良的女人，也算没留下什么遗憾了。可我要说他留下了遗憾！这遗憾是当初一意孤行的刚愎执拗，这遗憾是如今涟涟泪水的孤儿寡母，这遗憾是以后沉沉如石的人情债务。如果听人劝不去张家港搞船，如果趁风口去裘公开了时装店，如果……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那一年二妹夫妻都是三十四岁，只是这以后漫长的岁月，只能靠二妹独自带着孩子走了。

法国作家司汤达说：“命运压不垮一个人，只会使人更坚强。”但我要接一句，坚强的源泉是希望。希望是雨露，让心灵即使在干旱的沙漠也能生长出绿洲；希望是火种，即使世界一片漆黑也能点燃明天的光明。妹夫走后的那几天我放心不下，晚上经常骑车去看二妹。有一次她跟我说：“小哥我不怕，生而为人既然逃脱不了苦难，那就挺起腰杆面对苦难。死的死了，生的还要活。不管怎样我还有孩子，孩子是照我向前走的一束光，总有一天，这束光会引着我走出苦难撞见幸福。”呃！这是不识字的二妹说出的话吗？如此光亮的话她也会说了吗？我忍不住静静打量起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妹妹。那天正好停电，烛光映着她和熟睡在怀里的小宝一大一小两张红红的脸，平和又安详。而她的身后，则是一道仿佛被丢弃到窗外的长长的阴影……

正是凭着这朴素的信念、豁然的心态、坚韧的意志，二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一个被命运的齿轮碾压过两次的家。尽管这个家已破败不堪、伤痕累累，但家里面始终亮着一盏灯，即使停电也跳动着一株微弱的烛光。因此，无论是苦难还是黑暗都无法吞噬这个家。是的，因为有光，在家里；因为有希望，在二妹心里。

擦干眼泪拍拍尘土，继续生活的路。二妹知道，没了丈夫扶持，眼前这条路更不好走了。路上的坑坑洼洼一定还会让她跌倒，但她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单靠几亩地肯定不行，何况还拖着个孩子。她想到了做点小生意，不管大小无论苦累，只要能赚钱就行。说干就干，走村串巷卖水果、量身定制做衣服、走南闯北赶会场……

有一年的雁翅交流会，我带着女儿看完杂耍，正要去不远处的一处场地玩套圈。眼尖的女儿忽然用手一指：“咦！小宝和姑妈。”我顺她所指望去，正是二妹熟悉的背影。只听这边喊：“套住了，套住了，我套了个布娃娃。”那边叫：“怪了，怪了，我都套完二十个圈了，啥也没捞着。”旁边的妈妈不服气，“我还就不信了，非套个弥勒佛！”急吼吼地又从二妹手里买了三十个圈。“不着急呀不着急，先套近处的小猫狗，再套后面的大老虎。”又吆喝：“耐得性呀套得进，套住一只给一只，套住两个给一双。你的套术好不好，试一试来就知道。”原以为二妹也是带小宝来玩套圈的，却原来二妹是摆套圈摊子的老板。她那成熟老练的神态、她那押韵溜口的喊麦，俨然一位久经江湖的打把式卖艺的做派。别的不说，单就她能藏起我们祖祖辈辈圩乡人骨子里的那份憨厚拙朴，放下所谓的体面，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就已超越了我们绝大多数人。这一刻，二妹又一次刷新了我对她的认知。原来生活才是真正的伯乐，很多时候人的潜能是生活逼出来的。

生活是狠人，但它从来不会亏待一个努力生活的人；生活的路上一定会有坎坷、荆棘，但总会路遇好人、贵人。二妹曾多次跟我说她师傅就是她人生路上的好人贵人。在迷茫困顿时，是师傅给了他希望和光。在裘公的一次交流会上，好巧不巧，二妹师傅金凤正在自己的服装帐篷里招揽着生意，不远处二妹套圈的喊麦声声传来。好熟悉的声音！难不成是英兰？她走过去一看，可不是吗，摆套圈地摊的正是多年未见的徒弟——我的二妹。师徒相见分外亲切，当晚师傅便邀请二妹去家中畅谈。几年不见，变化真大呀！如今的师傅已然变身服装店老板，现经营的这爿门店是裘公街上数一数二的服装大店。二妹四下里一望，嗬哟，好个服装店！各种时装和配饰琳琅满目，款式新颖时尚，色彩亮丽缤纷。里间还有个裁缝铺，专做客户定制的个性化服装。哎!想起师父当初的邀约，二妹只剩叹息。“银兰，没有过不去的坎。你还年轻，人生还有大把好时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向前看。我这儿正缺人手，你若有意还做你的老本行，不要担心一切有我。别的不敢说，但可以承诺在我这儿一定比你东奔西颠要强很多。”

好意难却，情谊难得。二妹这一干就是四年。正是这温暖的四年，让二妹走出了心灵的阴霾，逃离了债务的泥淖，找回了做人的底气，邂逅了二次的姻缘。二任丈夫——一个单身多年，把“宁缺毋滥”爱情观刻在骨子里的男人。仿佛冥冥之中的天意，一切都是注定的。正应验了二妹那晚烛光里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走出苦难撞见幸福。”

二任丈夫是个不错的瓦工，仪表堂堂。最可贵的是把小宝当成亲生、把小宝的祖父母当成父母。担起了责任，付出了真诚，赢得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当年结婚后，小宝已到学龄期，适逢城市房地产风头正劲，二妹含泪辞别了恩师，把小宝托付于母亲和我——母亲照顾他的起居、我带他上学。跟着丈夫一心一意进入到城市的水泥森林中，夫唱妇随，辗转于无锡、常州、宜兴……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小宝已长大成人。今年端午订婚时，二妹特地邀我去了。对象不错，是宣城眼科医院的护士，勤奋努力又知书达理。二妹夫妻为他们全款在宣城购了新房，只待明年国庆儿子携爱人步入婚宴的殿堂。我想小宝的亲生父亲倘若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手机响了，是二妹，她已到宜兴。不得不感叹如今交通的便捷。遥远的思绪戛然而止，起身向前打开窗户，风卷着一缕幽香扑面而来。哦，是窗台上的风雨兰。这是去年女儿的一位同事送的，今年开花总有三四回了吧！前不久最后一次花蕊凋零，想不到至今残香犹在。时令已然小雪，而她一片片修长而柔韧的叶子在冬日的阳光下，依然闪耀着银亮的翠绿。生机盎然清丽淡雅，没显出一点萎败之色。记得有一次暴风雨来临，我忙不迭正要开窗将其抱回室内，女儿说，不要紧，风雨兰是“一场风雨一场花”，最不怕的就是狂风暴雨。果然，风雨后的花更加绚丽灿烂，生命力竟如此顽强！我忽然想到，我的二妹银兰不正是一株不怕风雨、不畏寒冷、逆境中绽放的风雨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