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柴火蒸粉

1

儿子在外地读书，放假回家第三天，刚好是周日。一大早，简单洗漱后，我问儿子：“想去哪里吃早餐？我带你去。”

儿子说：“想吃米蒸粉。”

“县城有几家米蒸粉，你想吃哪一家的？”

“文昌路有一家，以前吃过，蛮好吃的，去那里吃吧。”儿子说。

我骑上摩托车，搭着儿子，穿过半个小县城，来到文昌路，找到他所说的那家粉店。

我抬头看了一眼，店名为：砦牙老八柴火蒸粉。

我走进蒸粉店。老板外号叫“老八”，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他和我同乡，早年就认识我。一见我进店，便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叔早呀，吃蒸粉还是圆粉？”

“来两碗蒸粉，少放点盐。”我应道。我年纪比老八小得多，但我是“开”字辈，辈分比他大，他便叫我为“叔”。

老八虽然年过古稀，但动作麻利。他一手提着漏勺，一手抓起三四两已经切成条状的米粉，放在漏勺里，然后放进一个大铝锅中，在滚烫的汤水里上下翻烫几下，手腕一翻，米粉便倒进一个大瓷碗中。放点盐巴，再用勺子舀点肥瘦相间、炒得焦黄香脆的猪肉丁，撒点葱花，再浇上一勺热腾腾的骨头汤，一碗蒸粉便做好了。

我和儿子每人一碗蒸粉。儿子好久没吃蒸粉了，更是许久没有尝到这股家乡的味道了。他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吃着，嗦着粉，十分酣畅。

“慢点吃，小口一点。”我微笑着提醒儿子。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攥着父亲衣角、眼巴巴望着粉店的瘦弱少年……

2

那时候，我和寨上的伙伴们在村完小读书。每年去砦牙乡赶集不过两三次。

当时没通公路，从家里走到砦牙圩亭，要一个半小时。途经坡那、龙丰、那桑和砦牙屯，山路崎岖，路面有些地方是碎石，有些是黄土。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脚上穿的是布鞋或解放鞋，鞋底很薄，能清晰感受到路面石子的棱角。一天往返，要走三个小时的路，晚上脚板火辣辣地疼，甚至起水泡。当时的集市很热闹，每逢圩日，全乡的老百姓，甚至邻县的巴畴乡、长江乡的部分村民也来砦牙街赶集。我们每次靠近圩亭，嘈杂的声音便像潮水般涌来，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鸡鸭叫声、街尾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从街头到街尾，混成一片。圩亭人头攒动，我个子小，加上一年到头几乎不出远门，上街时，父亲总是频频回头看我，叮嘱我紧跟着。我牢牢攥住父亲的后衣角，紧跟在他身后。

下午四点多，父亲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准备返程了。父亲问我肚子饿不饿，我点了点头。

父亲带我到街头的一家柴火蒸粉店，买了两碗蒸粉，每碗五角钱。

米粉现蒸现切，老板在砧板上利落地将一张刚蒸好的米皮切成细条，撮一撮放入漏勺，在沸水中荡两下，随即倒入瓷碗，再放上几颗炒香的猪肉丁、葱花，撒点味精，最后舀上一勺热骨头汤。

我搅动两下碗里的米粉，便迫不及待狼吞虎咽起来，不到两分钟，一碗粉便见了底，连汤水都喝得一滴不剩。那种独特的味道，至今仍令我难忘。

离开粉店回家前，我还忍不住望着砧板上泛着光泽、滑嫩柔软的蒸粉。若父亲再买一碗，我也一定能吃光。

那个年代，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去砦牙街赶圩，最大的期盼便是能吃上一碗蒸米粉。每次随大人上街买卖生活用品时，我总是不时打量街道两旁，默默记下哪里有粉店。

3

12岁那年，我和村里的同伴一同进入砦牙中学读初中，吃蒸粉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

每逢圩日，中午一放学，我和同伴就在学校简单吃完食堂蒸好的米饭，然后结伴到街上逛。

每当路过粉店门口，一股粉香、汤香、肉香从店里飘散出来，我们便停下脚步一会儿，眼巴巴地望着粉店。店内正有一群赶集的村民在大口地嗦着粉。

由于口袋里没钱，我们几个只看了一会儿，咽了咽口水，便返回学校了。

实在是想吃粉，可没钱，我们便问粉店老板，用什么可以换粉吃。老板一眼就看出我们是穷学生，就说用大米来换，一斤米可以换一斤米粉。

这可是个好办法！

当时我和哥哥都在读初中，和其他同学一样，每周末回家。周日下午，我们每人背着三四斤大米和一斤黄豆，那是我们一个星期的口粮。米袋是母亲用黑白相间的土布缝制的，袋口有四条带子，我们当地俗称“四耳布袋”。我们斜挎着背在肩上，粗糙的布料磨着肩膀和后背，从家里背到学校，肩膀被磨得有些泛红生疼。

因为大米可以拿去换米粉吃，所以每周我们都会从家里多带一斤米。

到了圩日那天，中午放学后，哥哥从木箱里的粮袋中舀出两小盅米，大约一斤重。他把米装进口袋，我跟着他走出校门，心思早已飞到了街上的米粉店。

记得当时，街上有两家粉店的粉特别好吃，一家是乡邮政所斜对面的蒸粉店，另一家位于街尾，靠近乡税务所。

哥哥带我到邮政所对面的那家粉店，掏出一个装米的小布袋放在柜台上。柜台是厚实的杉木板，边缘被无数人的手掌磨得圆润光滑，木纹的沟壑里嵌着陈年油腻，是长年累月积下的黑色油污。老板单手提了提袋子，然后放在秤上。那是一杆老式杆秤，黑漆漆的，铁秤盘碰到柜台时发出“当啷”一声脆响，秤砣沿着秤杆轻轻滑动，便称出了米的重量。米粉和米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换，就是说，如果米有一斤二两，老板就给我们一斤二两的粉。

粉店里有专门用火砖砌成的灶炉，几根干柴火正烧得噼啪作响，橘红的火舌舔着锅底，将大铁锅里的水汽蒸成一团蓬松的白雾。那雾气从锅沿漫溢出来，聚拢在灶台前，丝丝缕缕地朝屋顶瓦片飘散。只见老板在热雾中高高扬起漏勺，手腕一翻，米粉便倒进一个大瓷碗中，放上炒得焦黄的肉末、葱花，再舀一勺猪骨头熬出来的汤。我们两兄弟每人一碗。蒸粉软嫩、滑爽，却又有韧性，筷子夹起来不会断。一碗粉放在陈旧的木桌上，热腾腾的白汽从碗里升起来，粉还没到嘴里，香气已然沁人心脾。店外，偶尔有一辆单车叮铃铃骑过，也传来赶马驮的吆喝声、马铃声，但这些声音一晃而过，粉店里只听得见嗦粉的声音。我一口粉刚嗦进嘴里，便咽到胃里，全身暖和、舒畅。不到两三分钟，便吃得连汤水都不剩，却总觉得还没吃饱。

那时候，曾经有个念头，以后长大了，再也不回家里干农活了，想办法到街上开个粉店，从此便有吃不完的粉，并且还能赚钱。很多个晚自习后的夜晚，躺在床铺上肚子咕噜咕噜直叫，满脑子想着有一碗米粉吃。想着想着不知何时睡着了，醒来时嘴角还挂着口水，枕头湿了一片。

4

日子一晃而过。初中毕业后，我来到县城读高中，吃家乡蒸粉的机会也变少了。

读高中的生活，与初中不太一样。初中时，从家里自带米到学校，让食堂工友帮忙蒸煮饭菜。到了高中，不再自带大米和黄豆，而是用钱买饭票。去食堂买早餐或饭菜时，递上饭票，便可领到一份饭和相应的菜。

县城的生活费用要比乡下高得多。当时除少数学生家里经济条件稍为宽裕外，大部分学生都是从乡下来读书的，家里普遍困难。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我和宿舍的同学，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便早早起床。简单洗漱后，每人拿着一个饭盒，急匆匆地去食堂买3角钱的米粉，然后拿到学校大门口右侧的粉店，递给老板2角钱，让老板帮烫粉，舀一勺汤水，再加点油和盐。虽然是素粉，我一边走一边吃，从校门走到宿舍，一饭盒粉便吃得精光。

周一至周六，学校都有米粉卖，可周日，学校工友休息，没有人卖粉，这让我们乡下来读书的学生犯了愁。

那时对米粉的渴望，几乎成了一种执念。周日，我和宿舍的同学肚子空荡荡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那碗热腾腾的粉，越想越难熬。有一次周日晚上，食堂的女工友卖包子，每个1角钱。我们实在饿得慌，又买不起别的，于是商量凑两三块钱去买包子充饥。我们让一个身高臂长的同学站在窗口前，递给工友两块钱，说要买十六七个包子。女工友高兴地数好包子递给我们，在她转身找零钱的刹那，站在窗口的同学迅速伸手抓了几个包子递给身后的我们。每人多分得一个包子，当即塞进嘴里。

许多年后，我们当时的这几个同学偶尔相聚时，聊起当年在食堂“偷”包子充饥的往事，大家不免感慨万千。

高中毕业后，我来到南宁求学，那几年，几乎没怎么吃到家乡的蒸粉，心里总是念念不忘。

参加工作以后，我对蒸粉依然情有独钟。我先后在江洲、平乐、长洲等乡镇工作，每到一处，我总想找用柴火蒸制的米粉来尝一尝，却再也找不到少年时期在砦牙街上吃过的那种味道，似乎缺了点什么，一种难以言说的味道。

平日警务工作繁忙，回乡探亲的时间不多。每逢节假日，倘若恰好不用值班，我便驱车回乡看望父母，途经砦牙街时，总会停下来，想再尝尝那碗蒸粉。

然而，当年读书时常去的那家木瓦房蒸粉店早已不见踪影。曾经狭窄泥泞的马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街道；昔日两排低矮的木瓦房，已被一栋栋崭新的小楼房取代。只是，房顶上再也不见袅袅炊烟，空气中没有了烟火气息，也听不到单车铃声和赶马驮的吆喝声。

砦牙乡农贸市场对面还留存着一家柴火蒸粉店，听乡亲们说，那里的蒸粉味道还不错，于是我进去过几次。店里虽然还有柴火灶，但电动磨浆机已替代了人工石磨，桌椅也不再像当年那样陈旧油腻。桌面光洁，却有些清冷。细细品尝，觉得粉的味道似乎没有当年的香甜。

或许，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味蕾变得迟钝了，尝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爸爸，吃饱了。”儿子的话，把我从记忆中唤了回来。

“好吃吗？再吃一小碗？”我微笑着问，看见儿子的碗底还残留着些许粉条和汤渍，嘴唇油亮，额头上沁出几滴汗珠。恍惚间，我又看见许多年前的那个瘦弱少年，那时一碗粉五角钱，吃完后还久久望着砧板上的粉不愿离开。

“味道还行，下次再来。”儿子答道，用手抹了抹嘴巴。

“过几天回家看爷爷奶奶，我带你去砦牙吃真正的柴火蒸粉。”我对儿子说。

“老家的蒸粉好吃吗？”儿子有些期待地问我。从他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瘦弱的少年。或许那时候，装粉的那个瓷碗似乎小了些，碗底有些浅。

“是的，砦牙的蒸粉好吃。”我回答儿子。只是不知道，当他吃了以后，是否也会像我少年时跟随父亲赶圩，走进粉店后便舍不得离开？

走出粉店，晨光穿越街道旁的楼顶洒过来，铺在柏油路面上，温暖而明亮。我骑上摩托车，载着儿子，迎着晨风，轻快地穿过县城的街道。两侧绿树成荫，楼宇不断向后掠去。我们沿着九曲河畔，向家的方向疾驰而去。我突然想，许多年以后，儿子也到了我这个年纪，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吃蒸粉时，到底有怎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