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百年府试院的背影

“这里是贵州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科举考试场所，也是国内现存无多的府县考棚遗址之一……”，近段时间，很多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到安龙，站在魁星阁上，对桅峰山下的兴义府试院每每啧啧称赞。

这里是黔西南兴义府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整个府城的风水宝地、文脉发端。左右龙井山是为青龙白虎，前凭玉案朱雀山、后靠桅峰玄武山，东北处陂塘海子一片汪洋可谓“紫气东来”，招堤尽头金星山如官印放置。试院楼宇恢宏，头门、官厅、大堂、二堂、植桂轩和纳旭亭等建筑群考究，工艺精致。

作为黔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安龙，府试院的兴衰历程，是不是可以看到明清延续民国的时代背影？

乱世科考，南明留在安龙的挽歌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二十日，永历帝朱由榔一行50余人，在大西军余部孙可望部将的护卫下由广西辗转来到由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贵州安笼所。

关于这件事，《明季南略·安龙纪事》所载：“壬辰（1652）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移跸贵州安龙府。安龙原名安笼所……可望随改安笼所为安龙府，迎上居之;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

何谓“南明”，为何这支政权又会在西南山区辗转腾挪，永历帝朱由榔为何又选择安龙跸居？明末清初的历史烟云终究停驻在安龙这片土地上，又演绎了一出怎样泯灭的悲歌？

1644年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后。先是朱家宗亲和文武百官以南京为中心，迅速组建起新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南明”。南京城被清军攻破后，在福建，明朝宗室朱聿键建立了隆武政权，试图联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与清军对抗，但郑芝龙最终投降清朝，导致隆武政权迅速崩溃。在山东，鲁王朱以海也宣布称帝，未能在山东站稳脚跟，很快被清军剿灭。在广东，唐王朱聿键也建立了政权，史称绍武帝，同样难逃覆灭的命运，唐王朱聿栻被迫逃亡。这些政权虽然都打着恢复大明的旗号，从武昌到重庆，从成都到昆明，实际上各自为政，互不相让。

清兵相继扼杀了南明诸王建立的四个政权后，桂王朱由榔被拥上帝位于广东肇庆，次年一月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便调集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以图恢复明室。经过三四年的抵抗，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江西、两湖和广西先后被清军攻占，永历朝廷颠沛流离，被迫奔命于粤、桂、湘、黔四省。永历六年（1652）二月，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李定国派人将永历帝从广西迁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

《安龙逸史》记载：顺治八年辛卯（永历五年）“十一月，南阳侯李元胤疏请航海文安侯马吉翔疏清幸黔。从之。上以可望无人臣礼。雅不欲入黔。而天寿吉翔中制之。又舍黔则更无可归。”十二月“十一日五鼓，上从陆由土司入黔。”“顺治九年壬辰（永历六年）二月，上幸安隆所……请旨改安隆为安龙，以所治改为府治。即以所署为行宫。请上驻跸于此。复以都捕张应科为总理提督。实用以阴制也。议者以可望既迎跸至黔而止舍置安笼，得毋以竹为笼，义取牢笼乎?”孙可望把朱由榔置于安笼，就是想安个牢笼困住永历，以便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朱由榔在入黔之前就非常犹豫，但由于别无他路才被迫入黔，到了安龙大臣们发现“安笼”是孙可望安的牢笼，可见孙可望奉迎永历到安龙确实别有用心。

从记载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南明永历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权臣倾轧，但有大西农民军做支柱，抗清形势发展很快。李定国东进之师，取桂林、破永州、下衡阳、逼长沙，所向披靡，军威大振。而此时，农民军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居守贵阳的秦王孙可望骄恣无忌，滋长了分裂自立为王野心，置六部九卿，铸“兴朝通宝”，朱由榔对孙可望惴惴不安，如坐危城。

《明季南略·安龙纪事》还记载了另一件事，永历七年癸巳（1653）六月，“时（马）吉翔党羽布列甚密，日伺探听。上孤立自危，以台省员缺敕部考选。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临轩亲试，将蒋干昌、李元开选翰林院简讨，张镌选刑科给事中，李颀、胡士瑞选浙江福建两道监察御史;杨锺、徐极、蔡縯、赵赓禹、易士佳、任斗墟、朱东旦等亦以资深俸久，各加秩升职……不数日，马吉翔果具密启与秦王，报知此事……可望大怒。”

这是安龙历史上第一次开科取士，是南明永历朝廷为培植自己势力、巩固皇权的层级最高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科考，却引发了李定国和孙可望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

孙可望对永历帝开科取士大为恼火，永历帝朱由榔得知孙可望在贵阳仿宫廷制式、大修秦王府的消息后，更是后背脊发凉、惶惶不可终日。倍感危急之下，便与大臣们决定召李定国统兵回朝，保卫安龙，遂派林青阳为使，持敕至广西李定国军营。

时马吉翔奉使至梧州祭墓，侦知此事，急遣使至贵阳密报孙可望。孙可望却遣心腹大将郑国将马吉翔捕捉，以“同谋”为由解押至安龙。郑国拥兵直上文华殿，逼问永历帝谁是主谋者，吴贞毓以“凡事宰相主持”自承。郑国械捕吴贞毓与兵科给事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等十八人为囚，并加以严刑拷打，诬以“盗宝矫诏，欺君害良”罪名处死。

永历帝的政权相对其他南明小朝廷而言，维持时间更长、战绩更为显赫。后来，孙可望率先倒戈，投靠了清朝，这个背叛行为给永历朝廷带来致命打击，大量军队和地盘落入清军之手。李定国带着残部继续护卫永历帝，在云南一带艰难支撑。吴三桂率领清军展开了最后的追剿，他对西南地形了如指掌，这让永历朝廷的处境更加危险。在一次次的突围战斗中，李定国的部队逐渐消耗殆尽，这位忠心耿耿的大将最终战死沙场，永历帝被迫逃往缅甸，最后永历帝和太子被缅甸军队移交给了清军。

1662年，永历帝被押解至昆明。吴三桂在城外设下法场，用弓弦结束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生命，太子朱慈烺也未能幸免，与父皇一同赴死。至此，明朝宗室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终结。

永历朝廷的覆灭和这场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衰落过程，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南明悲歌终告落幕，这是一个关于王朝末路、权力争夺与生存挣扎的府城往事，同时也见证着安龙科考过程中天子出台，网络天下名士高开低走、终究敌不过手握兵权势力而灭亡的过程。

从康乾到道咸，府试院见证文运昌明

清军入关后，为巩固政权，彪悍的马上民族表现出嗜血特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让关内中原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或许是出于民族大义和前朝气节的情感，很多汉人知识分子选择了反清复明，甚至在大量前明武将投入清廷阵营，参与屠戮之时，仍有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在捉笔代刀、宁死不屈，文化的力量让清朝统治者不得以转变治江山的方式。当然，很多的汉人知识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促成了清一代构建封建社会最为完善科学的治理体系的构建。

康熙是那个时代异乎寻常的存在。八岁登基、十六岁除掉了鳌拜，二十岁向摇摆骑墙的吴三桂开战，八年后将这个亲手用弓弦勒死主子的“不忠不义乱臣贼子”角色彻底打败。康熙不仅武功一流，在汉文化的学习上更是了得，在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下了功夫，尤其喜欢朱熹哲学，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他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等著作,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换个角度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或许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抑或统治者终究认同了汉文化强大的力量。

乾隆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

“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

”，执政者的一份上谕传递了治天下的理念，上层的言行举止自然是风向标。任何一个时代，确实需要传统汉文化的传播弘扬来坚守这种持正不挠、慷慨赴义的气节。

南明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殉难后，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合葬于城内西北隅天榜山下。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永历帝派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为十八人垒墓，建庙于马场。

清康熙中期，南笼厅通判曾为十八先生墓立碑，略载十八人姓名、殉难始末及诸臣绝命诗于后。乾隆初，朝廷为吴贞毓等赐祭，守土官将《明史·吴贞毓传》刻于碑石。又于“享堂”中增设十八殉难朝臣粟主；配殿中附祀古其品、李如月、林青阳三位明臣。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贵州学使洪亮吉、南笼府知府曹廷奎修墓，沈鼎撰记立碑。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兴义府知府陈熙蕃修墓。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知府朱著诗二首，刻石列于墓右。

如何修德安民促使民心悦，大兴科考、广纳贤才成了封建体制下中下层官吏的必选动作，这无疑也极大促进了边疆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昌明。

雍正九年（1731），贵州巡抚张广泗上疏请建南笼府试院，疏言列出了这样的理由，“又据南笼府，以南笼向系厅学，生童皆赴安顺府合棚应试，计程途十站有零。今则改厅为府，并隶二州二县，生童为数已多。若仍赴别府就考，实属偏累不便……”

不久，朝廷行文准建。时任南笼府知府黄世文筹措资金，建南笼府试院于府衙之右侧。这知府黄世文是福建晋江人，在任职期间，修文庙，奏请建试院，创立府署，得到了府郡民众的认可，他还擅长诗文创作，将府城南桅峰山、城西南天榜山，城北跃鱼滩等景致提炼为八景，借《南笼八咏》为士人言志，“须省似桅还似笔，文明倩卜甲黔中”《桅峰耸翠》，“地灵此郡多佳士，拭上扶摇九万程”《天榜连云》，“龙门咫尺无难跃，矫首天池任自由”《鱼跃龙门》，寄托了浓浓的期待。

嘉庆二年（1797），南笼府布依族农民起义席卷贵州，南笼府试院也废于兵燹。朝廷对起义镇压，于是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改永丰州为贞丰州，兴义府属二州三县，其所辖地区包含今黔西南州全部及盘州市，生童进一步增加，仍附兴义府参加府试、院试。

嘉庆四年(1799)春后来，广东德清人陈熙蕃于到任兴义府知府，他即重建试院于东门外大佛山麓，有提督学院行署，门二重，堂三进，外考舍内书室，工程一年竣工，在当时“俱属全备，周以棘墙，规模宏敞”。南笼府试院自雍正九年（1731）建，至嘉庆二年（1797）废，前后历时66年。按照清代科举正科三年一科来计算，南笼府试院共举行了府试22次，岁试22次、科试22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皮人张锳到任兴义府，以“旧试院在城外，居民寡少，兼无旅店，士子就试，风雨往来，多苦跋涉，且号舍不满五百，垣墉卑陋，关防弗竣，又屋材多朽坏”，于是倡议重新修建兴义府试院。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1842年4月25日），全面动工兴修兴义府试院。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1842年10月16日），兴义府试院修建结束，顺着张锳在《兴义府志》的详细记载，大可神游一番：“试院规模宏阔，甲天下，凡左右辕门各一，辕门侧告示房十二楹，备阴雨慰息士子。厅内旗杆二，鼓吹亭二，门外左右石坊二。门之外，坊之内，左为万寿宫，右为提调所十二楹；府学公所十楹；各学公所、看役所六楹；廪保公所、巡捕看役所六楹；头门三楹。有一副楹联：“化宇重新，多士无须忧跋涉；宏规肆启，高才从此看飞腾。”，狭小破败的旧试院自他处迁建于此，形成了宏阔楼宇，众多考生不再为颠沛所累，万马如龙出贵州的壮举指日可待。从落款上看，这是张锳所撰。再看官厅六楹，龙门上为魁星阁，左右号舍各有三十间，可坐千余人。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1842年10月16日），兴义府试院修建结束，顺着张锳在《兴义府志》的详细记载，大可神游一番：“试院规模宏阔，甲天下，凡左右辕门各一，辕门侧告示房十二楹，备阴雨慰息士子。厅内旗杆二，鼓吹亭二，门外左右石坊二。门之外，坊之内，左为万寿宫，右为提调所十二楹；府学公所十楹；各学公所、看役所六楹；廪保公所、巡捕看役所六楹；头门三楹。有一副楹联：“化宇重新，多士无须忧跋涉；宏规肆启，高才从此看飞腾。”，狭小破败的旧试院自他处迁建于此，形成了宏阔楼宇，众多考生不再为颠沛所累，万马如龙出贵州的壮举指日可待。从落款上看，这是张锳所撰。再看官厅六楹，龙门上为魁星阁，左右号舍各有三十间，可坐千余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二十五日，丁嘉葆按临兴义府主持岁试。对新修的试院大为赞赏：“此间试院本在东门郭外，张春潭于壬寅年初守兴义时，劝捐购址，移建于此，才六年耳，栋宇尚新。大门及堂皆北向，考棚、号舍围以石栏，极见整饬。厅事后三楹，为接客之所，迤东一院，三面皆廊，北为门房。再来一大院，向南，五楹，额题‘植桂轩’，为宴息之所。轩窗四面俱拓玻璃，丽廔闿明，曲折深幽。高山环抱，殊豁胸襟。后一层为幕友下榻，有穿堂连接，故尤觉窈深。大堂之西别有一院，并筑小楼，楼下轩廊房舍亦极修整。院内假山、竹木俱雅致，今为书役辈暂居。闻黔中各郡试院规模闳散，以此为最。缘春潭太守工于营造，会计亦精，闻支费亦甚简省，殊不易遘也。”

张锳面对建成的府试想必十分得意，可以想象，当年他无数次在此凭栏远望，看那城中万家烟火，尽在眼前。又见城墙以外，近处蔬圃菜园，远看则是稻田层层，更远处便是青山绿海了，古寺掩映山林之中。“五里长堤，驾虹腰于山畔；十寻碧塔，翻倒影于水湄。”张锳笔下的边域雅观，不输中原与江南。

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府张锳又在兴义府试院右侧、书院左侧改建“十八先生祠”，建了祠门、敬业堂、流芳堂、怀清堂、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诸多建筑造型各异，工艺精巧，与兴义府试院诸建筑浑然一体。

每每随同络绎不绝到府试院观展的人流，行走在三百年不同时期基石堆叠的遗址之上，楼宇亭台、廊道柱石之间，仍可见那一时期、那一代人的雅致与苍古，当中有张桐目睹张锳怀念旧友情难自禁场景时所作《他山楼》“十载交情重，凭栏客泪潸。遥怜新槛榭，不见故人颜。世事沧桑改，人生石火间。不堪回首处，惆怅忆他山。”的情感，也有张锳所撰《植桂轩记》中“夫吾人读书，岂仅为科名？科名者，事业之阶梯耳。余愿郡士连翩掇高第，居清要，为栋梁材，异日经济事业更越景叔、文正而上之”的家国情怀。还有张之洞十一岁所撰《半山亭记》中，“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德政理想，“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理解，“题诗励士，把酒劝农，四境安恬，五谷垂颖”的安闲与达观。

张锳除了将自己的千余册藏书丰富府试院，还常常邀请大家名师到府试院、宫学等地为郡中学子讲说经义，问政之余，也经常亲为讲学，常言读书犹如耕田，要深耕、更要细读，除了熟识经史格物要义，还要具备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气，耐心细微阐述功名更深层次的含义。

凭张锳悲悯苍生、国家情怀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如富商黄绍奇、乡绅桑兹，武举马连科、江南书生朱逢甲等忠贞不贰的追随，就连他任职过的贵阳、遵义、安顺等地的能吏，也纷纷尾随而来，甚至当中还有后来成为晚清名臣的韩超、胡林冀等等，相同的志向、共同的追求，让他们成为至交。更重要的是，父亲张锳种种善政作为，在少年张之洞耳闻目染的成长过程中，融入了他的血脉骨髓，奠定了他日后成为晚清重臣的“三观”基础。

自1840年至清末，在全省武举解额仅及文举解额一半的情况下，盘江流域取中的武乡试举人达70人之多，几乎是同时期科举文试举人数量的3倍，这在贵州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朝余晖下，府试院谢幕和新学的萌生

咸丰以后，内外交困，民族矛盾日益加深。1850年，洪秀全率众在桂平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贵州也陷入了烽烟四起的困顿。

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乡试过后，因贵州境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贵州乡试一度中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运动波及贵州，1854年，普安人涂令恒联络武生李林春在兴仁巴林起义，攻下新城（今兴仁）、安南（今晴隆）、普安，围攻兴义七天七夜，战乱让兴义府试院大部分毁于兵燹，兴义府城也曾于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十一年（1872），被农民起义军占领长达14年，兴义府试以及相应的院试不得不中断，直至同治六年（1867）才恢复。

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清廷为恢复秩序，短暂强化科举以笼络士人，光绪十五年（1889），知府邹元吉倡议修复，各属捐款16000余两，基本恢复旧观，此外还在普坪、屯脚、马鞭田设义学3所。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七日至二十五日，贵州学政严修来到兴义府试院主持岁试。进行经、古考试，全府参加考试876人，取文生72人，又取佾生（文庙礼乐舞人员）8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初七日至二十三日，严修再次来到兴义府试院，主持科试，取生员16人。

严修在贵州做学政之时，受张之洞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尝试。1895年，开设贵州官书局，改革贵阳学古书院，聘请“黔中大儒”雷廷珍担任贵州官书局董事并主持工作，同时担任学古书院的山长，合力推行以经史、数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地理、英文、格致等科目的新式教育。

严修后来在贵阳创办新式学堂经世学堂，培养了兴义府属兴义县部分优秀学生。1896年，严修在贵州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学古书院（原正习书院，又名南书院）进行改革，创建贵州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经世学堂。经世学堂招收的第一批40名学员中，有兴义府属兴义县的刘显治、刘显潜、刘显世、李映雪、吕声文5人，而刘显治、刘显潜、刘显世后来成为贵州近代军政界的活跃人物。

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暴露了清朝在军事、科技和制度上的落后。战后，以奕䜣、文祥为中央枢纽，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地方实践主力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推动学习西方技术，但科举制度仍以八股文取士，无法培养实用人才。贵州虽地处西南，但全国性的改革思潮逐渐波及，部分士人开始质疑科举的实用性，但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教育无法应对变局。

1898年戊戌变法废除八股、1901年新政调整考试内容，均未能彻底动摇科举根基。

清末，朝廷实行维新变法，颁令全国各地办中学堂和小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义府知府石廷栋在文峰书院开办“新建中学堂”,是为安龙近代教育之先声。三十年(1904),知府李祖章改“新建中学堂”为“兴义府中学堂”,聘湖南同乡李润庵任校长，考选王宪章等36人入学肄业。学堂购置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抨击封建专制政体，传播变法图强的时新书报，供学生阅览，学生为新思想新知识深深吸引，萌发以身许国大志。

张之洞本人出身科举，但他认为科举已无法适应近代化需求，而袁世凯因早年科举失利及推动北洋新式教育的利益，成为废除科举的主要推手。1905年9月2日，这一天，张之洞联合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等六位封疆大吏，与袁世凯联名上奏强调科举制度阻碍新式教育发展，主张“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先停科举”，《请废科举折》中请求清廷立即停止科举考试以推广新式学堂，清廷于同日批准了这一奏请，并下诏宣布自1906年起全面废除科举制度。

从道光至光绪三十一年，原兴义府所辖地区（含今黔西南州及盘州市）共出文武进士6名、文武举人96名，另选拔各类贡生近300名。其中，进士2名（景其浚，兴义府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进士，二甲二十三名，后官至内阁学士；景方昶；兴义府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二甲八十名，后官至湖南辰州知府，赏二品衔）、武进士4名（杨永芳，兴义府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武进士，后官至守备；蒋开林，普安厅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武进士，官至四川督标守备；萧明琨，普安厅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武进士，官至黎平守备；张功成，普安直隶厅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武进士），举人26名、武举人70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写信回兴义府，对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他资助在安龙创办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一所，建议兴义府选派10名学生到武汉学习完全师范，毕业后回安龙任教，所需经费均由他支付。后来，这10名学生学成后全部回兴义府执教。

三十三年(1907)三月，知府李祖章在文峰书院办兴义府中学堂，所有课程全照新章开设。五月，知府陈鸿年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二所。这时，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的张之洞，得知兴义府知府陈鸿年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立即捐银1000两，置田租56石，供兴义府中学堂修缮校舍、添置课桌椅之用。随后，又捐银3000两，派人到国外购买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兴义府。又特别致函知府陈鸿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赴武汉入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培养，所有经费由张之洞捐助。当年七月，陈鸿年主持考试，八月，郡人宋绍锡带领学生赴鄂。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时，他就写信给安龙的地方官陈鸿年，请他考选10名优秀青年去湖北高等师范学堂深造，他还担心未见过世面的家长们不放子弟远行，又写了一封请辞恳切的《告父老乡亲书》来开导，陈鸿年用大字恭录出来张贴在府衙门口， 全城父老感慨万分。

三十四年(1908),郡绅蒙养正、朱焕典等捐资创办犹兴初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33年(1924),由于军阀割据，土匪猖獗，城乡不宁，经济萧条，教育无多大发展。

民国元年（1912）在试院遗址上筹建中学，十五年（1926）建成盘江中学，后改为安龙中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内帘东侧植桂轩创建“安龙县幼稚园”，后停办，试院全部纳入安龙中学校园范围。

民国二年(1913)兴义府废除设南笼县。民国三年(1914),南笼县知事聂树楷，为培养学校师资，倡办“师范讲习科”。开办女子初等小学，打开县邑女子入学受教育的大门。县境四乡次第办起国民学校。民国15年 (1926)创办盘江中学，民国23年(1934)创办县立女子初级中学。从此，安龙普通教育初成体系，普通教育得以开展。

民国十五年(1926)春，袁廷泰、何兴斋与广商苏发祥等人捐资创办盘江中学，从贵阳、盘县等地聘来教师授课。民国二十年(1935),国民政府统一贵州，结束贵州军阀割据状态，安龙政治形势较稳定，随即整顿安龙教育，恢复、重建完全小学七所、初级小学17所。民国二十六年(1937),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宋绍锡、钟鼎等创办私立安义小学。为了扫除青壮年文盲，在城乡39处开办短期小学，后来发展为乡镇小学和保国民学校；又在全县推行民众教育，民国28年(1939),共有民众学校 99所，成为成人教育的雏形。

为适应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安龙曾在府试院举办简易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女教师；后来创办简易师范学校，为农村学校培养师资；民国中后期，县政府举办短期师范班17期，培养出一批既懂学校管理又懂教学技巧的教师；选派学员到贵阳、安顺、盘县等地师范学校培训等。

民国时期的教育，比清代有所发展。开办了全日制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教育，初步形成体系，学制初步完善，教材统一。教师数量逐步增加，质量有所提高。幼儿教育、成人教育从无到有。青少年儿童入学受教育人数逐年增长。许多教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培养出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据初步统计，民国时期安龙县有8名出国留学生，大专院校毕业生共35人。民国时期，教育制度落后，教育经费奇缺，办学条件粗劣，教学设施简陋。椐1949年统计，初级中学2所，在校学生280人；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70人；中心小学16所，在校学生2479人；保国民学校 31所，在校学生1456人。

文脉绵延：府试院兴衰留下的启示

三百年沧桑，试院见证了太多历史变迁。从南明永历朝廷的悲歌，到康乾盛世的文教振兴；从道光年间的鼎盛辉煌，到清末民初的转型重生。这座试院就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安龙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发展历程。

今天，当我漫步在试院遗址，抚摸那些斑驳的石柱和褪色的匾额，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植桂轩前庭的院落里，新植的桂树依然年年开花，香气袭人。这香气，与三百年前学子们闻到的，想必是一样的吧？

陈翰辉先生是客居贵阳的安龙文人，不仅参与编纂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安龙县志》，还在他的《渔乡荷唱》散文集子，在考究文化的散文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和对安龙的情感，比如《品读安龙》中“安龙是一座有着特殊品格和文化韵味的城，有人在这里读出苍凉悲壮，有人读出风流儒雅，也有人读出黄昏落寞……”，又比如《百年府衙话太守》中关于“知府添灯油”的故事记录，《走进张之洞》幼年张之洞在府试院天香阁苦读而成为“书生相国”的往事。岁月流转，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举人们早已作古，但他们种下的桂树却生生不息。这些桂树，就像中华文化的象征，历经风雨却愈加挺拔。

试院的兴衰给我们许多启示。它告诉我们，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科举制度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官制度，但当时代变革时，它却成了阻碍进步的桎梏。张之洞等人敢于打破千年陈规，推动教育改革，这种勇气和远见值得敬佩。

它也告诉我们，文化传承需要创新形式。试院从科举考场到新式学堂的转变，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生动案例。形式可以改变，但尊师重教、崇文尚学的精神内核应当传承。

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教育公平的重要性。试院当年为边疆学子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这种机会均等的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如今，兴义府试院遗址已成为安龙、成为黔西南，甚至贵州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当地政府对其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设立了专门的陈列馆，通过实物、图片和文献，向游客展示这段厚重的科举历史。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前来参观，了解先辈们的求学经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离开试院时，夕阳将魁星阁的影子拉得很长。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在时代变革中不断调适、转型，但其精神内核却始终延续。试院虽已不再举行科举考试，但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教育精神，或许会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安龙试院的背影，不仅属于过去，也映照着未来。在这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让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正如那植桂轩庭院里的桂树，岁岁年年，新花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