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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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有两座山，一座叫沃洲山，一座叫天姥山。
天姥，因李白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而风闻天下；沃洲，因中国第一首山水诗而名垂青史。两山之间，由一条银线似的剡溪相牵。
天姥连天向天横
天姥在沃洲山的西南，由数座山峰组成，其脉由天台山主峰华顶山，向西北经观音头、天灯盏至地藏寺北入新昌县境。山川雄伟，气势磅礴；层峦叠嶂，苍然天表；危岩耸峙，潭瀑相叠；林木葱郁，山谷幽深。过会墅岭行5公里，能望见天姥主峰拨云尖，因山顶常萦绕白云而得名。登顶拨云尖上，置身云烟之中，只见千嶂如浪，万山来朝；莽莽苍苍，融入天际。
元朝董曾写有《天姥山赋》：“天姥之山，表乎东南，实为新昌，下擘划乎后土，上挠拂穹苍，左倾赤城华顶之攒峦，右俯会稽秦望之崇岗，四明仆趋于其后，玉山秀拱于其阳，灵贯斗牛之墟，雄镇于越之疆，剡溪若一线之萦纡，东海尽杯水之汪洋……远而望之，若云鹏之投翅，近而察之，如阵马之腾骧，青翠崷崒，萏菡特出，侧者弁俄，端者圭立，或谷而杳，或阜而凸……”
浙东唐诗之路首倡者竺岳兵先生在他的《天姥山得名考辨》一文中指出：“天姥”就是神话传说中的王母、西王母、王母娘娘，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这个女神在距今3000至5000多年前，原是一个牧业国的国名，叫“西王母国”。西王母既是一个牧业国的国号，又是古国女王的尊号。其疆域包括今天的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青海湖环湖草原和柴达木盆地是其最为富庶的中心区域，其“国都”当在今青海天峻县一带。如今的青海湖畔仍矗立着西王母的雕像。
“天姥”二字直接出现在文字中的，可能是西晋张勃的《吴录·地理志·天姥山》：“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那么天姥为什么来到天姥，并发出那动人的歌唱。东汉时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如洪水猛兽般冲击着道教，道教只得作自身的改造和提高，寻找载体来维持势力巩固地位，于是把西王母从昆仑请到东南沿海，驻跸天台山脉的天姥山上，这就是天姥山的由来。有趣的是，距离天姥不远的东海普陀，却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晋代以前，天姥山高林密而风景殊胜。元嘉六年（429），谢灵运“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宋书·谢灵运传》）。终于打通了天姥山区的几处险要地段。后人为纪念谢公之功，就称其为“谢公故道”，并奉谢灵运为开山祖师。在天姥山麓东山寺，存谢公裸体肖像画一幅。明成化《新昌县志》载像曰：“裸体而行，须长及地，足著木屐，手执一卷，惟一布巾蔽前耳。”惜今东山寺废，“裸像”亦轶。
从此，一代代文人墨客，走进这山川横空、气象雄张的天姥山。孙逖《夜宿浙江》时看到“富春江上潮未还，天姥岑边月初落”，贾岛《夕思》中所见则是“洞庭风落木，天姥月离云”。储光羲则怀着“以我采薇意，传之天姥岑”（《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杜甫为自己未登天姥而深感遗憾，“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壮游》）。皇甫冉游天姥后印象极深，又介绍弟弟皇甫曾前去游赏：“嵯峨天姥峰，翠色春更碧”（《曾东游以诗寄之》）。李贺《听颖师弹琴歌》用神话形象表达抽象情感：“芙蓉叶落秋鸾离，越王夜起游天姥。”李德裕《比闻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尝于江南》中谓：“来自天姥岑，长疑翠岚色。”张祜《游天台山》时，“才登招手石，肘底笑天姥。”刘得仁《题邵公禅院》时劝对方“终其天姥老，擎锡逐云回”，张为《秋醉歌》中“携酒天姥岑，自弹峄阳桐”，李洞《赠宋校书》中曾“长言买天姥，高卧谢人群”。由于天姥跟沃洲仅一溪之隔，又同是两个福地，因此往往将两山并提，甚至连及剡溪、南岩，创造新的语境：如刘禹锡在《吐绶鸟词》中赞美，“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鸟星精钟异气。”马戴《寄剡中友人》时发问：“沃洲僧几访?天姥客谁过?”温庭筠《宿一公精舍》时所逢，“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薛逢《早发剡山》时所见，“南岩气爽横郛郭，天姥之晴拂寺楼”。咏及天姥的还有白居易、曹唐、李敬方、灵澈等唐代诗人。
浙东群山逶迤，胜迹处处，乍一看，天姥山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广袤，方圆三十多公里，连绵十几个山头。也不高大，中间那尖尖的主峰，海拔也只有八九百米，不要说势拔五岳，就是与华顶相比，也要稍逊风骚。但你在剡溪之滨仰望，天姥确有苍然天标的伟岸，摄人心魄的震撼。而且天姥风光之胜，不在其山高路险、奇峰怪石，而是胜在层峦叠嶂、横绝天际。登顶而望，只见山浪峰涛，层层叠叠；青冥浩荡，一望无际。
除了天姥的由来能激发诗人无边的遐想外，更有那山上的传说能撩拨起无限的诗兴。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斑竹村口，有一座看上去十分普通的石拱桥。正是这座小桥，和传奇的司马承桢联系在一起，它的名字就叫“司马悔桥”。司马承祯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曾多次被武后、睿宗、玄宗召入京城，但他仍思念天台山。因此，当他离开天台山，行至这座石桥上时，心生悔意而下马，决定返回天台山。后人为纪念此事，就将此桥命名为司马悔桥。与司马悔桥相距数里的刘门山，就是刘阮遇仙的地方。据干宝《搜神记》记载，相传剡人刘晨、阮肇上天姥山采伐榖树皮，林深草密，迷路乏食，摘桃充饥，溪边邂逅两位绝色仙女，盛邀款待，结为伉俪。
天姥山有神奇的传说，更有壮丽的风光。天姥山最高山峰拨云尖北坡，有蹲牛岩、蝌蚪尖、布谷岩、鸡笼岩、马鞍、大屋山等山，这些山岩如蹲牛回眸，蝌蚪游天，黄莺迎春，布谷催绿，“天鸡”司晨，骏马奋蹄。云雾中马坑等、地藏寺、平顶、茅洋、百菊、王会、大岩岗等四周群山腾云驾雾，徐徐前来，仿佛俯首称臣；东南相对的天台山追随着诸山急急赶来，聆听天姥的神曲天籁。它们仿佛是一个个“云之君”，以霓为衣以风为马；好像一位位“仙之人”，由猛虎鼓瑟彩鸾驾车。
天姥壮美的风景，动人的传说，深深地吸引着一代诗仙。在青城山读完天下奇书的李白，于唐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吟唱着“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的歌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朝着心中的圣地出发。出巴渝、穿三峡、漫游江陵时，李白遇见准备前往南岳衡山的司马承祯。两人皆是当世人杰，胸中有文章锦绣，文采天成，一见如故。李白被司马承祯的学识文采所打动，而司马承祯也被李白的横溢才华所折服，并认为李白飘然若仙，有仙风道骨，邀请李白共游“八极之表”，寻仙问道。李白也对司马承祯称自己有仙根而感到骄傲、自豪，因作《大鹏遇稀有鸟赋》来表达自己的沾沾自喜之情；他的首访浙东，也可能与司马有关。到了广陵（今扬州），他又挥笔写下《别储邕之剡中》：“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726年，即开元十四年，他脚蹬谢公屐，沿着谢公道，登临天姥山。这一年，李白26岁。登山途中，欣赏着天姥奇丽风景的同时，也可能听到过天姥那优美的吟唱……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居东鲁，之后与司马承桢的好友、道士吴筠一同隐居浙东。不久吴筠应召赴京，李白后来也回到了东鲁。由于吴筠的推荐，唐玄宗派遣使臣召见李白。是年秋，李白怀揣辅佐君王、为苍生谋福的雄心，走出东鲁南陵的家，奉旨来到长安。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三月，在长安呆了一年多的李白，就被迫向皇帝递交辞呈，被玄宗赐金放还，由布衣而卿相的梦幻完全破灭，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
李白卷起铺盖回东鲁老家的路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将进酒》，诗由黄河起兴，通篇饮酒。这时也只有酒，成为他个人反抗的兴奋剂，更是他精神上的麻醉剂。诗人无力改变理想破灭的现实，就把冲天的激愤之情化做豪放的行乐之举，发泄不满、排遣忧愁、反抗现实，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感叹，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情怀。
李白被赐金遣还期间，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到处流连盘桓，一直过着痛饮高歌、强自解怀的生活。当他在北方流转了几年后，就不愿再在山东老家蛰伏下去，而准备南下，向往曾经游过的浙东山水。
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他对这里非常热爱，非常熟悉，也非常想念，以致一天晚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在月夜清光的沐浴之下，飞渡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送他降落在谢灵运曾经歇宿过的地方。在谢公宿处的周围，渌水荡漾，清猿啼鸣。来到天姥山下，穿上谢公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攀登过的石径——青云梯，在半山之上遥看杲杲日出，半空之中闻听报晓的天鸡。
刚刚还是海日升空，天鸡高唱，一片曙色，却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当“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后，一座仙人洞府陡然出现，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热烈的场面。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光芒四射，灿烂腾辉，神奇飘忽，气象万千!景色壮丽，异彩缤纷，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一切都在幻境中变动着，其迷茫，其庄严，其诡异，其壮丽，和屈原笔下那种“驾八龙之婉转，载云旗之委蛇”(《离骚》)的境界相仿佛……
天姥山的草木，为李白提供了诗情的灵感；天姥山的山水，为李白插上了想像的翅膀。于是他挥如椽之笔，书如珠美文。他写的这一首记梦诗，表达了对浙东山水的神往之情，也作为留给家乡故旧的纪念，所以这首诗题为《梦游天姥吟留别》，又称为《别东鲁诸公》。
这一年，李白46岁。写完这首诗后，他再次沿着那条唐诗之路来到天姥山。他的衣襟飘动若飞，手中的美酒香气沁鼻，但他的脸上却写着复杂而模糊的表情，清高、自得、伤感、超脱……
李白的歌声，不啻是又一个天姥的吟唱！
李白的诗作，让天姥山达到崭新的高度！
沃洲山水试新声
天姥东北沃洲山，剡溪相隔如龙盘。
如果说天姥还算魏峨雄伟，沃洲山只能说是墚塬丘陵。
沃洲狭长，从东到西，三十公里，南北临溪；宽处数里，窄仅一脊。海拔不高，二三百米；东首最高，如风升帆，似尾翘起，曰水帘尖，六七百米。因此有人比其如鳌似鲸，或如筏似簰。沃洲看似普通小山，古时如雷贯耳，既有台地之柔、岇峰之雄、水帘之胜，是佛教祖山、道教名山！
“师问寄禅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唐·鲍溶《送僧择栖游天台二首》）。哪里是修禅好地方?就在青翠沃洲山！魏晋时期，沃洲山成为宗教文化的发祥地，一批才华横溢的佛界人物，从全国各地迤逦而来，在剡东组建起一个个佛教僧团。以竺潜为首的东峁山僧团，驻足今天的水帘尖下面；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与沃洲相邻的石城山元化寺，即今天的新昌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共究佛典，同辩义理。更准确地说，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东岇、沃洲占了四宗：竺道潜在东岇创本无异宗，支遁在沃洲山创即色宗，竺道壹在沃洲创幻化宗，竺法蕴在东岇创心无宗。
过了一百余年，又一位生活在这一带的大师，掀起了佛教史上一个新的高潮，这就是天台山国清寺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即智顗，他融合当时中国南北方的佛学，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以般若学理论为借鉴，创立了“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认识论。
从剡东石城到沃洲再到天台国清，一二百年间不断地出现佛教大师级人物，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诠释般若学开始，到天台宗创立，中国佛学的建构过程似乎就浓缩在这几十公里之间。
沃洲山，仿佛系缆于天台山麓的一片筏，一片用来普渡众生的船筏；又像是安放在剡溪之滨的一张床，一张诞生中国化佛教的产床。妊娠孕育中国式佛教的，就是曾经活跃于此地的“五家六宗”。
沃洲，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的结胎处，更是中国山水诗歌的发祥地！
沃洲开山之祖白道猷，或作帛道猷，自幼酷爱诗文，性喜山水。孝武帝时，居若耶山，“一吟一咏，有濠上风。”与竺道壹相会林下，禅课之余，以读书吟咏为娱。永和元年至十二年（345—356），居剡沃洲山。据梁释慧皎所著《高僧传》卷第五记载，白道猷曾写信给道壹，既表达了住锡东峁的悠哉游哉，又流露出未能同游的深深遗憾。他在信中说：“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鹢疴，乐有馀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从信中可知，这是白道猷隐居沃洲后，想起好友即兴而书。信虽不长，但很有张力，感情真挚！并在信后附写了一首诗，题目为《招道壹归沃洲》：
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方知人。
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如知百世下，犹有上皇民。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写的是从沃洲山一直往南，到天台一带的地貌。“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让人们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诗句，亲切而自然。有人说白道猷才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祖师，比号称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要早几十年。因为在白道猷此诗中，山水不再是描写人的陪衬，告别了附庸地位，而以独立的主体出现，第一次走上历史的前台，成为诗歌的独立主体。就凭这首诗，白道猷的名字就和沃洲山联系在一起，修竹平津的沃洲山也因白道猷而闻名于世。白道猷之后的支遁、王羲之和孙绰都有诗文留传于世，正因为有这些山水诗的积累铺垫，才迎来南朝宋时谢灵运山水诗的成熟，谢灵运的准确头衔应该是“中国山水诗派最初集大成者”。白道猷当然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山水诗！
状元及第、明代三才子之首的杨慎，一次游历剡中时，在沃洲南坡的一个山阜上，看到了一块斑驳的诗碑，上面刻写着白道猷此诗的前四句，杨慎连声赞叹“千古绝唱也”，后来在他的《升庵诗话》里说了这件事。因为诗的前两句是全景，场面开阔，气势雄伟。沃洲山脉，平缓连绵；如蛟出山，似鳌归海；浩荡而来，蜿蜒而去。山尾东岇，奇峰突起；如桅高竖，似尾翘起。山下两溪，左右夹峙；修竹平津，碧溪出没；高低错落，曲折延展。后两句写近景：山林曲坳处，似有茅屋隐现，但看不清楚，不知屋有几间，形制如何？偶尔几声鸡鸣，才知道有人居住。但所居何人?居者为谁?等等等等，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激发出读者的创造性思维，大大拓展了想象的空间。
就这样，中国第一首山水诗由一位诗僧来开篇，在山陬水湄的剡东沃洲发出新声！沃洲是般若六家七宗的聚集地，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结胎处。“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丰子恺语）。山水诗与禅都对自然的山水情有独钟，因为佛禅和山水诗歌都把远离世俗羁绊的山水当作修身养性的理想场所。当禅的超脱和诗的才华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禅境与诗境的相通就水到渠成。“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元好问《赠嵩山侍者学诗》），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沃洲山僧所作的诗篇占到两晋诗僧诗篇的60％以上，沃洲山哺育了唐代八大诗僧，即灵一、灵澈、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已、贯休！而山水诗在沃洲开篇，也就自然而然。
于是，李白、杜甫、孟浩然、李商隐、刘长卿等数百位诗人来到浙东，在沃洲山寻找内省的功力和理趣，寻找历史与现实沟通的灵桥，寻找一束献给自己和社会的灵花。他们与偏居浙东的沃洲山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缘份，因为沃洲山是佛、是道，是山水的乐园，更是精神的家园。
在这深厚的文化层累上，到晋宋之际，终于出现了人们称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从沃洲到始宁这段剡溪水路，中国山水诗从发声到集成，就浓缩在这短短的三十公里之间。也正因此，唐代李白、杜甫等大批诗人接踵而至。自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沃洲山再度出现了东晋时期那样的盛况。不同的是，比起王羲之等人的沃洲雅会来，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数量更多，活动更频繁。尤其是释界诗人，多曾云游于沃洲。
流光溢彩、灿烂辉煌的唐宋诗路，高歌朗吟，飘然西来，又潇洒东去，在这里却似乎稍事流连，略作小憩；于是，在天姥山下，沃水溪头，撒下了花团锦簇般的不尽华章！这难道纯属偶然？是因此地曾经的人文荟萃？还是这里的山水尽得风流？
他们追慕前贤高僧，或神游，或栖止，把爱慕沃洲幽雅隐逸的心声撒落在《全唐诗》中，别出心裁地状写出各自心中不同的风景。现存唐诗中咏及沃洲山水的就有50多首，沃洲几乎成了江南佳山水的代名词。“一旦扬眉望沃洲，自言王谢许同游。”向往沃洲，刘禹锡是如此的扬眉吐气；“禅客无心杖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刘长卿又是这般念念不忘白云深处的草堂；“峰前峰后寺新秋，绝顶高窗见沃洲。”贾岛见到的是沃洲秋高气爽的壮丽风景。
写得最多的还数刘长卿。刘长卿避难入越，初隐于沃洲山，有《过隐空和尚故居》：“踏花寻旧径，映竹掩空扉。寥落东峰上，犹堪静者依。”东峰，就是鳌峰。“东峰上”即鳌峰之巅。《东岇志略》说：其巅古有摘星塔、追遁庵、弘师塔。长卿那时，这里人稀地偏，犹堪作他避难寄所。再从“空扉”句知隐空故居其时尚在。他又有《送灵澈上人还越中》，“禅客无心杖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身随蔽履经残雪，手绽寒衣入旧山。独向青溪依树下，空留白云在人间。那堪别后长相忆，云木苍苍但闭关。”灵澈上人居云门寺，诗当作于灵澈上人沃洲寺归云门寺之时，鳌峰在沃洲山之东，更在台、越、明三州边界的深山中，故云：“沃洲深处草堂闲。”送别地点分明在鳌峰。第五句指灵澈回到若耶溪边云门寺，第六句“白云”是刘自喻。两者一去一留，泾渭分明。故刘似初寓于鳌峰上的隐空旧居。
还有朱放的《剡山夜月》：“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漠漠黄花覆水，时时白鹭惊船。”皎然的《题湖上草堂》：“幽居不厌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高骈的《筇竹杖寄僧》：“坚轻筇竹杖，一枝有九节。寄与沃洲人，闲步青山月。”
总之，自唐初至唐末，诗人如过江之鲫，连袂而至。陶醉于这里的山光水色，迷恋于佛道的遗迹韵事，仰慕南朝的文采风流。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文人墨客纷纷避乱剡中，沃洲山再度出现了东晋时期那样的盛况。尤其是释门诗人，多曾云游沃洲山。以《唐才子传》所举的“乔松于灌木，野鹤于鸡群”的八位著名诗僧为例，他们除虚中仅到过越州，其余的都到过沃洲山。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头陀僧白寂然由天台山北下沃洲山，见（白）道猷、支（道林）、竺（道潜）遗迹尽在，“如归故乡，恋而不能舍去”。浙江廉使元相国（即白居易好友元稹）为他选址，后来廉使陆中丞（即越州刺史陆亘）帮他缮完，在沃洲山麓建起了沃洲禅院。“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兴。”
造个普通寺院，却要元相国“始为卜筑”，陆中丞“助其完葺”，为何如此牛掰？原来白寂然是白居易的堂侄。寺成之后，白寂然派遣门徒常贽，带着禅院的有关资料，从沃洲山来到洛阳保厘（保厘非地名），希望借重堂叔白居易大名，创作一篇禅院记，以记其盛。白居易欣然命笔，写就《沃洲山禅院记》。
根据竺岳兵先生考证，白寂然所建寺名为真封寺，白居易所以用“沃洲山禅院”作为记的题目，是为了拓宽和加深作品的主题。白居易作记后写有《寄白头陀》一诗：“近见头陀伴，云师老更慵。性灵闲似鹤，颜状古于松。山里犹难觅，人间岂易逢。仍闻移住处，太白最高峰。”
白居易作记后还请刘禹锡书丹，白寂然最后请匠人镌刻于石碑之上。可惜的是刘书之碑已经毁坏无存，如果白文刘书的碑文尚留存于世，再加上元稹襄助的禅院还立沃洲，这桩中国文化界的千年盛事，会给浙东诗路增添怎样的光彩?
白道猷是沃洲山的开山祖师，白寂然是重建支遁沃洲精舍的高僧，而白居易自己有幸写这块很有历史价值的碑文。难怪他在碑文末发出“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的感叹。正因为有了白氏与沃洲山“开山”“嗣兴”“垂文”的奇缘，才有了沃洲山“真君庙”里的“三白堂”，才有了这山以人传、人以山名的千古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