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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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了，战友们就吵吵着今年“八一”聚会的去向。这十余年，辖区溪江在老家的战友这一天都要聚会。慢慢地，又加入了邻镇在老家和老金溪区家在衡阳的战友。我家在邻镇，在辖区工作二十多年，大家早就把我当成溪江人了。有了我这个“溪江人”掺合在里面，再有会长彭书记的奉献精神，还有国冬、修伟、良生、仁健等的“召之即来”，我们这一届大兵成了辖区少有的、往届退伍兵都羡慕得要死的战友群体。

俗话说，动针就要线连。溪江籍的战友都姓“农”，要组织聚会，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囊中羞涩。而且，奔五的人大多上有老下有少，还是先到就近的地方吧。去年，我们去了大禹曾经居住的岣嵝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里。今年嘛，二十天前，表婶来电话要我去湘西草堂玩。湘西草堂，不就是夫之故里吗？也只有几十里路。早在二十年前，我检查工作到曲兰，凭吊了夫子墓，草堂还真没去过嘞。表婶说，草堂离她家只有半里路。我把想法跟战友们讲了，大家一致拥护。

昨天晨七时，我们一行九人从派出所出发。经富田、官埠、渣江、三湖、洪市，九点多钟，我们就到了曲兰。路边一个“夫之墓”的指示牌，把我们带到了虎形山上。比起二十年前，这里古枫翠柏，石级凉亭，优雅古朴得多了。我看见碑上的“伟大思想家王而农先生之墓”，转而去看简介。修伟问，怎么是“王而农先生”呢？我解释，这是先生的号，还有名和字呢。尽管先生一生从戎从政从文，而农而农，他还饮水思源而“从农”嘞。我们这支“农民部队”，不知不觉还攀上了先生的号这个高枝嘞。

先生的的墓地乍看起来与平常的墓地并无二致，一块高一米左右的墓碑，上面刻有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两边并排着两块略低的墓碑，左边是伴他一生左右的夫人，右边是他的二儿媳刘氏。为什么不是儿子而是儿媳？不要说这样的排位为当时的世俗观念所不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理喻的呀。我妄加猜测，先生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精神是不是也贯彻在男女平等和长幼平等的思想中呀。

很快，我还是找到了答案。先生戎马倥偬一生，在他最后的归宿地——湘西草堂，潜心著书立说做学问。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只能到处去借书看。临乡有一刘家，书香门第，藏书颇丰，先生常去借书。刘家敬重先生的学问，也乐得施借。刘家更有一小女，自小受书香熏陶，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很受先生喜爱。刘氏嫁到先生家为儿媳后，孝敬公婆，勤持家务，贤惠有加。更难得的是，刘氏对公公随写随丢随赠随送的书稿，能够随时进行收集抄写整理，并且还是先生博大精深思想的一个忠实、信服的倾听者。由于有了刘氏这样一个“红颜知己”不懈的努力，王夫之的思想论著才能够得以保留并经过曾氏兄弟的弘扬而传承于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先生遗嘱令其死后葬其侧，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离开先生的墓地，我们到了曲兰街上。良生的朋友带着几个人来了，良生的同事也陪同我们前往，一行人三辆车开赴先生的居住地——湘西草堂。

湘西草堂坐落于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即一六七五年，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先生后半生在此潜修十七年，遗著八百余万字。

在这里，我们知道了先生坎坷的人生轨迹。先生的祖先因追随朱元璋造反有功，被皇帝封官衡阳。到了先生的上一辈，家境破败，于是父亲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两个儿子不负所望，同年双双中举，这在当时那个小山村来说，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然而，不幸的是，这时明朝灭亡了，先生满腹诗文报国无门。因为痛恨满清政府，他在家乡举兵反清，一心复明。兵败退逃广州，在南明政权里做个小吏。因与上司不合，先生遂辞官到湘西石船山下。随着新朝的根基越来越稳固，明是复不了了，但先生仍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他出行总是穿着木屐，打着雨伞，无论是晴天还是雨日，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先生把这叫作“足不踏清朝的地，头不顶清朝的天”。意思是，他与满清政府不共戴天，誓不两立。

国冬说，这和现在的上访派类似呀。国成说得含蓄点，就是农村说的“油鞋踏脚”。其实不然，他们的认识太肤浅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先生与满清政府作对，看似不识时务。但在民族大难之时，此“不识时务”不是彼“不识时务”。先生的所作所为，识的是民族大务，为的是民族大义啊。

草堂院内，茂林修竹，绿荫如盖。旁有古枫，其干粗大而弯曲，形若骏马昂首挺胸，先生生前称之为“枫马”。还有一株古藤，铁骨盘旋，蜿蜒上升，也有一个壮美的名字“藤龙”，为先生亲手所栽，据说是全国年龄最长的藤科植物。如今枫马藤龙奇状异貌，生机盎然，令人叹为观止。

我把一行人都召集了拢来，国冬说从来没有见过藤长成了树，而且还是足有两尺围的“大树”。良生发现了不对，藤缠了四棵更大的树，藤的叶子和树的叶子一样，我立即过去，莫不是这棵藤原本也是树，只是树干被大自然磨炼成藤样了。那也不对呀，这棵藤的枝就是典型的藤，向不同方向的树横缠纵缠盘旋着缠，还吃进树里，绝对不是树枝所能做到的。修伟突然说，还是不一样，他分别从树和藤上摘了两片叶子，树的尖些，藤的圆些。仔细一看，是有点不一样，但色泽、纹路以及在枝上的分布形出一辙。啊，我明白了，藤吃进了树里，与树融为一体了。是它们象现在的嫁接术一样，经过几百年的融会贯通，树叶和藤叶就惊人地越来越相似了。

世上只有藤缠树，我想着路上良生悄悄给我讲的，他衡阳来的朋友带的是情妇。看着也在观赏藤景的这个“情妇”，我忍不住借题发挥发起了感慨。我说，“世上只有藤缠树”这句话，是说爱情上男女的依附关系，这棵藤还缠上了四棵树。它象我们有些人一样，今天缠这棵，明天缠那棵。良生会意地笑了，不知那个“情妇”听懂了没有？我又觉得这样说不对，是对先生和“藤龙”的亵渎。

其实，我的玩笑也没有违背先生的精神。躺在先生草地左边就是厮守他一生的妻子，而且先生是优秀民族精神的卫道士，对违背人伦道德应该也是深恶痛绝的。我想，中华民族是参天大树，先生就是紧绕着大树的“藤龙”。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参天大树，所有中华儿女都是紧绕着大树的“藤”，都是龙的传人，都会成长为一条条“藤龙”，护卫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3

离开草堂，大家都说，这里与某元帅故居比起来，没有那样的气派和堂皇。是的，我们去年去了那个小镇，浏览了元帅的故居，也瞻仰了元帅墓，那种宏大的气势是先生故居和夫之墓无法比拟的。仁健说，元帅是当朝的开国功臣，先生是光照千秋的精神所在。再过五百年，这里比那个小镇还会要繁华啊。仁健不错，应该就是这个理，就是“精神”这两个字让先生千秋万代啊。

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十七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在肯定人民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强调必须“畏民”、“重民”，从而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他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提出“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方动即静，方静施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他提出“道不离器”，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这是“理”“势”统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他提出了一整套颇有见地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的文意是第一位的，无意之文就是滥造之文，意不能离开势，势是“意中之神理”。 而“意中之神理”，并非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指诗人在创作激情到来，联想和想象充分调动之时，意象之间、情景之间突发的一种内在逻辑，是情语和景语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规律。

统而言之，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就是早期的、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得益于后辈人的归纳、总结、深挖，更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的后辈人继承和发扬。

是儿媳那个“红颜知己”，对公公随写随丢随赠随送的书稿进行随时的收集、抄写、整理、保存并传承。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一百多年后，将先生的著述收集、刊刻，发行全国，使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得到知识界尤其是学术界的有力推崇，公冠以我国封建社会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的头衔。近现代，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更是得到了更多更广范围的认可，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但这些还是不够的，收集整理了，归纳总结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还要通过长时间多阶段的积淀和浸润，才会深入人心，才会慧及万代，才会发扬光大。仁健是一个面的司机，他都看到了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可贵，看到了五百年后先生隐居地和栖息地的繁荣，眼光真的不错呀。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先生的一副对联，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上联是说要总结批判儒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别开生面，这是先生的人生追求，他做到了。下联是说七尺男儿在强权面前“宁愿站着死，不肯坐着埋”，这是先生的民族气节，他也做到了。先生的座右铭表现了先生不屈不挠的思想和精神，也是天地间男儿顶天立地的思想和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衍生不息的思想和精神。

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永存！

2015年8月2日作于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