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窗口做辅助性的户政工作已接近两年,这两年,我轻松多了。最近,小彭休了陪护假,我就为他代了二十天的班。接着,因人手缺乏,所长又安排我继续代班。没办法,老同志嘛,不能挑肥拣瘦拈轻怕重呀。
也不要紧,大部分业务我都驾轻就熟。只是,采集身份证相片是在新系统了,辅助的时候也辅助过不少,但照不出来的,我就要小彭上。他不在,我也只得赶鸭子上架了。这不,先两天,有两个群众的相片总是不合格,他们又到县城去了。我联系大队的师傅,要他们到大队的窗口去办。
这天上午,又有一个小青年,剪了一个新发型,两边太阳穴的头发剪得光光的,头顶上的头发却留得葱笼茂盛。我一看,和先两天不合格的两个发型有些类似,就要他再去理发店修理一下。回来后,一照,还是不合格。即使把他的脸拉到最大,脸宽还没达到合理区间的一半。调整灯光,移动座位,摆动头部,换掉衣服,前后折腾了半个小时,最后检测时总是不合格。面对拥挤在窗口的人群,我只得又向大队的师傅求救。他说,实在没有办法,还是要他到大队来办吧。
我就说,小伙子,照了这么久,还是不合格,你不耐烦了,我也无计可施,你还是去县城跑一趟吧。他说,没有办法,只得这样啰。到县城,要找车费,要耽误半天时间。如果人多要排队,有时一天都办不好,我有点于心不忍。我又试探着说,帅哥,你不会有意见吧?他说,我自己也有责任,不该剪这样一个发型,不会有意见的。我明白,太阳穴两边是光的,不可能就照不出身份证相片来,应该是我的手脚没有到位。群众能够理解,我也只得蒙蒙大吉昌了。
一个老人六十三岁了,年轻时讨堂客不到,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拱出来。他和一个亲戚勾搭上了,竟然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堂客讨不到,能留下种来,他有想法了,就哄着人家把小孩生了下来。断奶了,他就把小孩骗着带了回来,竟然还不还给别人了。人家的男人明白了,争吵了几次,也拿他这个老单身公没有办法,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毕竟老婆还是自己的嘛。他送小孩读书,带到二十岁。眼看可以对亲,承继他的血脉,却一病归西了。
这十余年,政策越来越好。他这种情况,是独生子去世了,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补助。再没有后人,又可以吃五保。每个月,他还可以还领到几十元钱的养老金。可是,这每一笔“享受”都要他到了六十周岁以后呀。
他是有六十三岁了,可年轻时候为了讨堂客,少报了几岁,现在的人口信息上还只有五十七岁。不但不能享受到上述的政策红利,而且每年还要交养老保险金。一扯一耸,要隔万把元。对于他这样一个人,吃的亏太大了。虽然没有户口页和身份证等权威凭证,我们也受理了他的申请。窗口就我一个人,等人少了,我就开始为他整理材料。
还没整理完,一个青年来上户。我瞄了一下他手里的准迁证,是退伍回来落户的。也有点繁琐,录入准迁信息后,还要等大队领导网上审批才能入户。我心里有数,要他等一下。等了一会,老单身公的更正材料还没有搞完,这个退伍兵就有点不耐烦了。同事来了,向他解释,按说,你要先到派出所录入,然后持申请表到大队审批,才有这个准迁证。现在,你在所里录入了,还是要去大队,至少要在县城找一个熟人去大队把情况告诉负责审批的领导。只有等那边审批了,你才能在这里打印出户口页。他更加不舒服了,说他还是租车来的,等了一个多小时。还要等,要等到猴年马月吗?
我对他的夸大其辞不满,一边干活,一边说,一个多小时还没有,但你不用急,上午应该可以办好。又过去十多分钟,终于干完了手中的活。退伍兵已坐到沙发上去,估计是对上午办好户口不抱希望了。我迅速拿过准迁证,不声不响地录了起来。同事对他说,你赶快打电话给熟人到大队去,老龙已经在帮你录了。录好了,他还在联系熟人。我也拿起手机,接通了大队的值班领导。领导很快就网批了,户口页也就打印出来了。他的熟人已答应,但还没有动身,户口页就交到他的手上了。
我说,小伙子,我也是当兵退伍的,只要能够办好的事,都会给你办好的。怎么样?没有想法吧?小伙子忙不迭地说,没有没有,太谢谢你了。他双脚一并,手往上提,如果是在部队,肯定接下来会向我这个老兵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还只有十一点四十多分,窗口就基本上空了。邮递员送来身份证,还有一封快递,我都签收了。把身份证分村放好,我就拿起快递。收件人是某军,可所里没有这个人呀。收件地址最后确实是我们的派出所,可辖区内叫某军这个名字的太多了,到底是谁呀?我朋友中有个叫某军的,是不是他呀?我立即翻开了手机中的通讯录,收件人的电话还真是这个某军的。我拨通某军的电话,他说,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快递,下午来找我。教导正好到了窗口,按说如果是公函,应该要交给他。我说了这个情况,就先把快递塞进了抽屉。
下午窗口开门不久,某军就来了。我说,快递可以给你,但是寄给派出所的,你要当着我的面拆看内容。拆看后,他说,是儿子部队寄来的调查函。我明白了,他儿子三个月前入伍,部队对他儿子的有些情况要复核一下。本来是寄给派出所的,却留下了被调查人父亲的名字和电话。这个地址和名字电话的矛盾,让我在公事私事的处理上也产生了矛盾。我又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签收了快递,就既要对得住工作,也要对得住朋友。我赶紧要他上楼去找教导,把儿子的事情办好了。
送走了朋友,办事的群众也不多,我的心情畅快极了。可是,接下来的一桩事情,却让我畅快不起来,甚至还后悔不已。一个女人来办理身份证,头发厚厚地罩着,眉毛耳朵全不见了。我要她把头发扒开,眉毛是露出来了,右边的耳朵也露出来了,左边的头发却还是严严实实盖着耳朵。我仔细一看,还是看出了端倪。她的左耳明显比右耳小很多,只是一根肉条在头发里若隐若现。我没有说,旁边一个小青年却说了,这样不行的,我在长沙照了两次身份证,知道要把耳朵全部露出来。我低声制止他,你不要说了。小青年还不高兴,走开了。
办完了女人的身份证,小青年的户口簿也打印好了。我觉得要对小青年说明一下,平息他的“不高兴”。就说,你不能那样说人家,你没看见她左边的耳朵严重不一样吗?我感觉我说得不对,气氛也好象不对,抬头一看,女人还在门边扣衣扣。我以为人家走了,没想到人家还换了衣服。我尴尬地说,对不起,我不说了。女人发泄着不满,不满中隐藏着怒意,人家都没说了,你还要说。是呀,女人没说错呀,是我在揭人家的疮疤。再不能乌鸦嘴了,不然人家的疮疤要大白于天下了。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我赶紧埋头做事,管她满意不满意。她肯定是恨死了我这个人了,但我不说了就是承认错误了,可能她还好受一点。
晚上,与几个朋友喝酒。伟哥说,无论如何,他都要向龙哥学习。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十年了,没有话得别人讲,与大家都是一团和气的。平时,我也孤芳自赏,觉得自己在同事同学、朋友战友和亲戚群众中都能够游刃有余。
可是,这时候的我,却没有底气了,只是在朋友面前不好声得。接下来的几天代班,我的脑子里都跳跃着那个女人愤怒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