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淮一家人

◎赵敬刚

公元一九七九年的初春，颍淮平原上的冻土还没化透，金正好就领着老婆玉芬，在刚刚分到手的几块田地上转悠了整整一个下午。生产队的牲口分完了，农具也分完了，最后抓阄分地的时候，金正好手心冒汗，抓了一块离村子最远的荒坡地。全家六口人加上这块荒地，总共分了六七亩。金正好蹲下来抓了一把地里的黄土，攥得紧紧的，对老婆玉芬说：“这些地，往后就是咱们自个儿的了。”

玉芬没说话，弯腰拔掉地里一根枯死的蒿草。她身后，四个孩子排成一溜，大女儿艾青十二岁，扎着两根羊角辫，手里牵着金正好六岁的三儿子峰伟；二儿子青峰十岁，裤腿一只高一只低，正低头用树枝戳地上的蚂蚁洞；最小的女儿艾花才四岁，坐在田埂上啃手指头，口水拉得老长。

日子是从那时候开始有奔头的。

金正好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身子骨单薄，小时候家里穷，能吃到的东西有限，在长身体的年龄缺少了必需的营养造成成人后的他身体单薄也就可想而知了。妻子玉芬比他高半个头，壮实，手脚粗大，干活是一把好手。两口子商量好了，如今既然有了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了，那就不能辜负了党和政府的惠民好政策，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努力干呗，让勤劳致富的美梦逐渐的照到现实的生活中去。

天不亮，玉芬就摸黑起床，往锅底下添把柴，煮一锅红薯稀饭，在锅里蒸了几个窝窝头，等到熟了掀开锅拿着两个窝头扛着钉耙就下地了。金正好随后也到，两口子一前一后干劲十足，从南头到北头，一趟一趟的红芋垄就从脚下延伸开去。

地里的活儿好像永远干不完，芒种时刚把一茬麦子收了就得赶紧趁天种玉米，种红薯，种芝麻，种黄豆。那个年月还没有农业机械化一说，啥活都要靠人工上前。金正好两口子每天都忙的脚不沾地。几个孩子也顾不上管。好在大女儿艾青懂事，十二岁的年纪，早上起来先给弟弟妹妹穿衣服，再喂鸡喂羊，然后领着青峰去上学，放学回来赶紧做饭，擀个面条，蒸个窝头。都能做的像模像样。二儿子青峰也争气，放学回来不跟别的孩子疯跑，拿把镰刀挎着竹筐到路边沟半坎去割一些青草喂家里那只小山羊儿。姐姐做饭。他就烧火。姐姐洗衣。他就提水。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环境，体谅大人的辛苦。所以从小他们就懂得替大人去分担生活的压力。

一家人的日子虽然穷，穷得叮当响，可穷得有盼头。金正好有时候累得躺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跟玉芬说：“等把这几亩地侍弄好了，咱攒点钱，先把咱家这土坯房翻盖成瓦房，再给孩子们每人都做身新衣裳。”玉芬坐在旁边纳鞋底，针尖在头发里划一下，低头笑笑：“你呀，先把眼前的麦子收了再说。”

可老天爷好像见不得穷人家刚有点指望。

一九八一年秋天，金正好因为常年劳累，身体出了点问题，医生建议做个小手术。手术本身不大，可金正好身体底子太差，术后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伤口红肿化脓，疼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玉芬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架子车铺上被褥，拉着金正好连夜往县医院送。

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攒的那点钱——卖了一季麦子攒下的全花光了，还不够。玉芬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借，三叔家借了五十，二姨家借了四十，邻居王婶家借了三十，最后又凑了一百二十块才把医院的账结清。

金正好出院那天，瘦得皮包骨头，走路都要扶着墙。他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看着玉芬把借钱的账本子收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玉芬反而安慰他：“他大，你别怕，有人就有钱，钱是人挣的，咱以后慢慢还。”

从那以后，家里的担子几乎全压在了玉芬肩上。金正好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地里干些拔拔草、间间苗的轻活，犁地、挑粪、扛麦袋子这些重活，全是玉芬干。她的腰腿疼病就是那些年落下的。当时仗着年轻，没当回事儿。没想到就落下了病根。后来每逢阴天下雨，腰就疼得直不起来，可她咬着牙，肚里鼓着一口气，硬是没让地里的活荒过。

外债像一座山压在头顶上。一百二十块，就照这样土里刨食。去掉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可能要得还上好几年。大女儿艾青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一九八五年春天，刚过完十七岁生日，她跟玉芬说：“娘，我听村里人说上海那边工厂招人，我想去。”

玉芬手里的碗差点掉地上：“你才十七，还是个孩子，去什么上海？”

“村里翠芳姐去年去的，在纺织厂干得好好的，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块呢。”艾青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娘，咱家欠那么多账，俺大身体又不好，我不能在家里光吃饭不干活。”

玉芬转过身去抹眼泪。金正好坐在门槛上，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光，半天说了一句：“去吧，到了外面照顾好自己。”

二儿子青峰也坐不住了。次年秋天，刚满十六岁的青峰跟着村里几个半大小子，坐长途汽车也到了上海，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了学徒工。临走的时候，玉芬眼泪婆娑的往他包袱里塞了一罐咸菜和五个煮鸡蛋，追着车跑了好远。

二

上海的纺织厂车间里，机器轰鸣。艾青在这里成了一名普通的挡车工，一个人看四台织布机，来回走动，换梭子、接线头、清理飞絮，一天下来也是累得腰酸腿痛。

但她从不叫苦。刚进厂的时候，手上磨得全是血泡。三班倒，白班、中班、夜班轮着来，生物钟全乱了，有时候下了夜班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耳朵里还嗡嗡响着织布机的声音。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硬撑着——有一次感冒发烧到三十八度五，浑身发软，同宿舍的姐妹劝她请假，她说没事，吃了两片安乃近，照样上了班。

发了工资，她只留下十块钱当生活费——用来买一些生活用品，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有时候厂里发劳保用品，手套、毛巾、肥皂，她也省着用，省下来的寄回家。第一年年底，她攒了四百多块钱寄回去，玉芬从邮递员手里接到汇款单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跑到邮局取了钱，先把三叔家和二姨家的账还了。

青峰在汽车配件厂当学徒，日子也不好过。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老车工，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他每天最早到车间，给师傅把茶泡好，把车床擦干净，把工具摆整齐。学技术的时候，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师傅的手，怎么进刀、怎么退刀、怎么控制进给量，全都记在心里。下了班，别人去打牌、逛街，他蹲在宿舍里翻看技术手册，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硬是把一本《钳工工艺学》都翻烂了。

师傅看他肯学肯干，慢慢对他好了起来，也开始教他真本事。一年以后，青峰就能独立操作车床了，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比谁都高。厂里领导来车间检查，看见这个半大小伙子干活利索、手脚麻利，特意表扬了他。

那些年，金正好和玉芬在家里也没闲着。外债还清了，身上轻快了不少，两口子开始琢磨怎么多挣点钱。金正好听说隔壁镇上有户人家大块地里不种麦子种西瓜，又听到说种西瓜比种麦子赚的钱多，他动了心，骑自行车跑了三十多里路去取经，回来以后跟玉芬商量：“咱也试试？”

玉芬说：“试试就试试吧，说不定真能趟条路出来呢。”

一九九一年的冬天，他们在村里第一个建起了西瓜育苗大棚。买了竹竿和塑料薄膜，两口子在地里忙了整整半个月。育苗、移栽、浇水、施肥、打杈、授粉，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金正好身子弱，蹲在地里时间长了站起来头晕，扶着竹竿喘半天；玉芬腰疼得厉害，跪在垄沟里干活，裤子都磨出了洞。

到了第二年五月，他们的那两亩“试验田”里已经结出了圆滚滚的西瓜，皮薄得像纸，刀轻轻一碰就裂开了，红瓤黑籽，咬一口那是又沙又甜。用架子车拉到县城里卖，八九点钟到了县城，常常到下午一两点钟就都卖完了。等两茬瓜卖完，算了算账，一亩地挣了差不多两千多块。

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老少爷们纷纷跑到地里来看稀奇，围着那二亩瓜地转了一圈又一圈，问这问那。金正好和玉芬也不藏着掖着，把怎么搭棚、怎么育苗、怎么管理，一五一十地告诉大伙。玉芬说：“都是一个村的，都富起来才好。”第二年，村里一下子冒出了十几家种西瓜的，到了第三年，大半个村子都种上了刚时兴的大棚西瓜，他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西瓜专业村，在乡里和村委支持下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县城里的水果贩子一到夏天就开着车来地头收购。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一九九三年秋天，金正好家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两层小楼。红砖到顶，水泥抹面，楼顶上还装了栏杆，气派得很。上梁那天，鞭炮响了半天，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楼盖好以后，老少爷们非要上楼顶去看看，金正好笑着在前面带路，十几个人呼啦啦上了楼顶，站在上面往四周看，远处的麦田、村庄、小河尽收眼底，有人说：“好家伙，站在这上面能看见十里开外！”还有人说：“正好叔，你这是给咱村带了个好头啊！”

那时候村里人大多还骑自行车，二八大杠永久凤凰，叮叮当当。青峰从上海回来，到县城买了一辆崭新的脚蹬三轮车，后面带个车斗，能拉货能坐人，又稳当又体面。这辆三轮车很快就成了村里的“明星”——那些刚说亲成功的年轻人，要去老丈人家送节日礼，都到金正好家来借车。把烟酒糖茶、鸡鸭鱼肉往车斗里一放，骑着新三轮车，一路带风到了老丈人家门口，丈母娘迎出来，看见了这满满一车节礼，脸上都笑开了花。

金正好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笑着给他递烟商量借车的人，心里美得很。他跟玉芬说：“你看看，咱家这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

三

九十年代中后期，四个孩子像四棵小树，各自伸展开了枝丫。

大女儿艾青在上海纺织厂干了将近十年，从挡车工做到了质检员。她在这座城市里认识了一个本地青年，叫阿荣，在厂里的机修车间上班。阿荣个子不高，话也不多，但心细，看见艾青手上裂了口子，悄悄买一盒蛤蜊油放在她工位上；看见她上夜班没吃饭，去食堂给她打一份炒年糕。两个人从互相递个工具开始，慢慢走到了一起。阿荣的父母起初有点犹豫，觉得艾青只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外来妹。可见了艾青以后，觉得这姑娘踏实、勤快、懂事，也就同意了。结婚以后，艾青把户口迁到了上海，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后来生了个儿子，白白胖胖，聪明伶俐，从小就懂事，学习成绩也好，艾青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要跟玉芬念叨半天：“娘，你外孙又考了全班第一。”

二儿子青峰在汽车配件厂一路摸爬滚打，从学徒工做到熟练工，从熟练工做到班组长，又从班组长做到车间主任。他做事踏实，技术上精益求精，厂里的活交给他，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可到了二零零三年，厂里出了变故——老厂长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儿女都在国外，不愿意接班，加上厂子设备老化、市场竞争激烈，效益一年不如一年，老厂长动了关厂的念头。

青峰急了。他在这个厂里干了将近二十年，一草一木都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机会，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找到老厂长，说：“厂长，这厂子您别关，我，我想接...。”

老厂长看着这个当年踩在木板上才能够着车床的小学徒，如今已经是个沉稳干练的青年人了，愣了一下，说：“青峰，接一个厂不是闹着玩的，要钱、要人、要市场，你行吗？”

“我行。”青峰说，“我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每一台机器我都熟悉，每一个工序我都懂，每一个客户我都认识，你是看着我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的能力你大可以放心。这个厂子一定会在我的手里把它发扬光大的，这样你辛苦一手打造的事业，就不会付诸东流。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都能继续在这个厂里有一份事做。多好呢。”

老厂长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为了盘下这个厂，青峰把家里这些年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还是不够，于是为了孩子的事业前途，金正好一家人又开始重复多年前走亲访友厚着脸皮借外债的日子。那段时间，青峰瘦了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盘算怎么把厂子救活。他把旧设备全部检修了一遍，能用的继续用，不能用的卖掉换新的；他带着销售人员一家一家跑客户，把流失的订单一个一个抢回来；他严把质量关，不合格的零件坚决不出厂，宁可赔钱也不砸牌子。

就这样，怀着一腔壮志和压上了全部身家的孤注一掷。青峰凭着多少年管理厂子的丰富经验，凭着多少年和客户们打下的良好关系。凭着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的端正态度。让这个险些倒闭的厂子又重新的焕发了生机和风彩。厂子经营到了第三年。不仅还清了老厂长的转让款，还把亲戚朋友的借款也还了大半。如今，他的厂子已经发展成了有一百多名员工、年产值上千万的企业，前两年响应政府号召，在老家也开了一个分厂，不仅帮助了家乡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还能常常回家看看，陪陪自己的父母。

三儿子峰伟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从小就聪明，学习好，在班里总是前三名。金正好和玉芬虽然没文化，但认准了一个理：只要孩子能念书，砸锅卖铁也要供。峰伟也争气，考上了县一中，后来又考上了上海的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考公务员，而是跟几个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从最初租一间小门面办公，到后来在写字楼里有了整层的办公室，业务从帮人写诉状、打离婚官司，做到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诉讼，如今在浙江已经小有名气，一年到头为了业务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

小女儿艾花是家里最活泼的一个。她从小就好动，翻墙爬树，跟个假小子似的。镇上杂技团来村里演出，她看得入了迷，缠着团长要学杂技。团长看她机灵，收了她。进了杂技团以后，艾花像换了个人，平时大大咧咧的，训练起来却格外认真。顶碗、走钢丝、空中飞人，每一个动作都要练几百遍、几千遍，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从来不哭。练空中飞人的时候，有一次从半空中摔下来，摔断了锁骨，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好了以后接着练。团长说：“这孩子有股子狠劲。”凭着天赋和苦练，艾花很快成了杂技团的台柱子，参加了很多大型演出，还出了国，到东南亚、欧洲去表演，后来当上了杂技团的团长，带着团队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四

二〇一三年秋天，金正好七十岁了。

生日那天，四个孩子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艾青从上海坐火车回来，带着丈夫阿荣和儿子虎子；青峰一家从厂里开车回来，开了一辆黑色的奥迪，后备箱里塞满了给父母的礼物；峰伟从杭州飞回来，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蛋糕盒；艾花从北京回来，带着杂技团里的几个徒弟，说要给爹表演个节目助助兴。

金正好和玉芬早早地起了床，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玉芬的腰还是疼，弯不下去，拿了个长柄扫帚，慢慢扫。金正好在院子里摆了两张桌子，铺上红桌布，搬出家里所有的板凳椅子。

孩子们陆续到了，院子里热闹起来。艾青一进门就撸起袖子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开始张罗饭菜，跟年轻时一样，利利索索。青峰陪着金正好坐在堂屋里说话，金正好问他厂里的事，青峰说：“大，你放心，厂子好着哩，今年又接了一个大单子。”峰伟坐在旁边，跟父亲和大哥聊起了国家大事，金正好听不太懂，但笑呵呵地点头。艾花在院子里指挥徒弟们搭了个简易的舞台，拉上红绸子，挂上气球，喜庆得很。

中午十二点，开席了。红烧肘子、清蒸鲈鱼、梅菜扣肉、辣椒炒肉、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满满两大桌子菜。金正好坐在上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皖北平原上的沟壑，深一道浅一道，但精神很好，眼睛里亮亮的。

青峰站起来，端起酒杯说：“俺大，俺娘，今天是俺大七十岁生日，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敬您二老一杯。这些年，您二老辛苦了，把我们四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我们都成家立业了，您二老就好好享福吧。”

一家人全站了起来，金正好端着酒杯，手微微发抖，嘴唇动了好几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仰头把酒干了。玉芬坐在旁边，眼睛红了，拿袖子擦了一下眼角，笑着说：“都坐下吃吧，菜凉了。”

艾花站起来说：“爹，妈，我给您二老表演个节目。”她走到院子中间，身子一拧，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地，干净利落，赢得一片叫好。接着她又表演了顶碗，五个瓷碗叠在头顶，转着圈走，碗纹丝不动。金正好看得高兴，拍着巴掌一个劲的笑。

吃过饭，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金正好靠在藤椅上，看着眼前一院的儿孙们，忽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蹲在田埂上啃手指头的艾花，想起踩着木板够车床的青峰，想起在纺织厂车间里来回奔跑的艾青，想起挑灯夜读的峰伟，想起玉芬在地里弯着腰干活的身影，想起那些起早贪黑的日子，想起那笔一百二十块的外债，想起第一座两层小楼盖起来时全村人羡慕的眼神……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值了。”

五

如今的金家村，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村子里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边装了太阳能路灯，一排一排的，到了晚上亮堂堂的。村里的土地被外来的种田大户成片承包了过去，种的是优质小麦和玉米，大型机械在地里来回穿梭。金正好和玉芬的那六七亩地也包了出去，每年拿租金，老两口彻底闲了下来。

家里的二层小楼前几年又翻盖了一次，这次盖的是三层别墅式的，外墙贴了瓷砖，装了落地窗，屋里还装了空调，比城里的房子还宽敞亮堂。院子里靠围墙的一片水泥地打掉了，改成了一小块花园，金正好在里面种了月季、茉莉、栀子花，春天月季开得满院红艳艳的，秋天桂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香的。金正好每天早晨起来先浇花，搬个小板凳坐在花丛里，拿着剪刀修修剪剪，一坐就是大半天。玉芬腰疼的老毛病还是没好，但不用再干重活了，她在院子里支了个小桌子，天气好的时候坐在那里择菜、剥豆子、看手机上的短视频，看到好笑的就喊金正好过来看。

大女儿艾青在上海的日子过得美满。丈夫阿荣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经理，儿子在上海的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中，成绩名列前茅。艾青已经退休了，在家照顾公婆，偶尔跟阿荣出去旅游，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各地的风景照。她每个星期都要给玉芬打视频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从家长里短聊到国际形势，玉芬听得似懂非懂，但一个劲地点头：“嗯，嗯，你说得对。”

二儿子青峰的厂子越做越大。老家的分厂建在县城的经济开发区里，占地三十亩，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给国内几家驰名的汽车厂供货。他把在上海学到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带回了家乡，厂里的设备全是数控的，车间里干干净净，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跟城里的工厂没什么两样。他招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进来上班，教他们技术，给他们交五险一金。有人跟他说：“青峰，你这是给家乡做贡献啊。”他笑笑说：“我也是从这儿出去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三儿子峰伟的律师事务所在浙江已经非常知名了，业务涉及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在业内口碑很好。他一年到头在天上飞，今天在北京开会，明天在深圳见客户，后天可能就到了新加坡。他给金正好买了一个智能手机，教他用微信、看新闻、刷视频，金正好学会了以后，天天在家庭群里转发各种养生文章，标题都是什么《医生警告：这种菜千万不能吃》《震惊！原来这样走路最伤膝盖》，四个孩子看了哭笑不得，但谁也不敢说破，还得在群里回复：“谢谢爹，收到了，一定注意。”

小女儿艾花的杂技团已经成了国内知名的杂技团体，常年在国内外巡演。二〇一九年，她带领团队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了一个高空杂技节目，惊险刺激，美轮美奂，全国观众都记住了那个在空中翻飞的身影。金正好和玉芬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看到艾花出场的时候，金正好激动得站起来指着屏幕说：“快看快看，那是咱闺女！”玉芬笑着说：“我看见了，你坐下好好看。”

金正好七十岁生日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日子平平淡淡地往前走着。老两口每天早上起来，一个浇花，一个择菜，吃过早饭去村口的老槐树下跟一群老伙计们聊天，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看看电视，早早地就睡了。村里人都说，金正好两口子命好，四个孩子都有出息，又孝顺，这辈子值了。

金正好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院的月季花，会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些日子——想起分田到户那天他攥在手里的那把沙土，想起玉芬拉着板车送他去县医院的那条土路，想起艾青和青峰背着包袱出门打工的那个清晨，想起第一个西瓜大棚搭起来时的那个冬天，想起两层小楼盖起来时全村人羡慕的眼神，想起四个孩子一点一点长大的样子……

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嘴角总是微微翘起来。玉芬看见了，问他：“他大，看你总是没事偷偷的乐，想什么呢？”

他说：“老婆子，俺没想什么，就是觉得，这日子真好。”

玉芬也笑了，腰又疼了一下，她用手撑着椅子扶手慢慢站起来，说：“好就好吧，我去给你下面条，今晚上吃西红柿鸡蛋面。”

金正好说：“老婆子，记得多放点芫荽和葱花。”

“知道了。”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线一缕缕的斜照在金正好家的院子里，月季花开得正艳，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香味。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那是种田大户在地里收玉米。再远处，县城的灯火一点一点亮了起来，像是大地上的星星。

颍淮平原上的风吹过来，空气中夹带着泥土和庄稼混合着的清香气息，从七十年代一直吹到了现在，吹过了金正好一家人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风吹过的时候，院子里的桂花树沙沙地响，像是在低声说着什么。

也许是在说，苦日子终于过去了。

也许是在说，好日子还长着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