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

1989年年底，一个自称对待员工大方的老板，叫我第二年跳槽跟着他去上海。对于连杭州都没有去过的我，一直羡慕大都市的繁华，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来年跟着他，做着相同的安装工作。

我从浙江淳安县途径他富阳老家，想到老板娘那里预支去上海的盘费。老板娘听说要钱，也不顾我还在家里，顾自出门去找她的大黄狗。幸好头一年老板跟我说过，他是在上海财经大学做项目。

我怀揣着自己仅有的10元钱，第一次独自闯上海 。买了富阳至杭州的车票，还有到上海的火车票。此时，袋子里只剩下2.2元。

到了上海，我被斑驳陆离的火车站前蒙晕了。马路上车水马龙，到底哪一辆是到上海财经大学？我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一路打听，挤公交。等摸到神圣的上海财经大学门口，天已擦黑，快七点了。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根本无法找到老板。我第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特别的孤独和无助，泪水不争气地打湿了曾经无畏的的我。

我除了站街还有害怕，不知道晚上露宿哪个桥下。一直等到21:00，才看到老板的身影。

老板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袋子里有多少钱？我说还有2元。他说还没吃晚饭，钱先给他买饼干。天哪，我自己一整天也没吃——出门在外，不敢花掉仅有的这么点钱，怕万一找不到，即使吃馒头也撑不了几天。可他只顾自己吃着我孝敬的饼干，而我只有默默地伤神。

听老板说，这么迟回财经大学，是因为他已经换到徐汇区工地，只不过原先有些工具没有带走。因为第二天将要用到才过来拿。 听他的意思是，工具很重要，而我像是空气。

跟着老板做，最大的特点就是安排我们晚上加班。有时候，明明知道第二天没啥事，非要在晚上研究所谓的技术内容，害得我们不敢回去睡觉。

有一个工商银行做装修项目，为了赶工期，我们5个人连续一个多月，每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才可以睡觉。我们的住处就在工地上睡地板，白天有供货商和银行负责人来来往往，与老板声音响亮地或讨价还价，或提出改来改去。吵得我们哪里能睡好？不得不起床干活。等我们干活的时候，老板就不见踪影，一直到晚上，他准时来到工地，其实就是为了监督我们加班。我们自己做的大门玻璃，被我和同事的头碰碎过好几次，血流满地，也只是随便包扎。我的额头上，至今还留下伤疤。就是因为睡眠不足，昏昏沉沉地看不清玻璃上的警示。

本来吗，来到大都市，总要留点时间走出去看看。我们有几个工友，来上海做一年多，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而我，凭借着地图，坐公交车的时候，记住每一个站，总算没白来一趟这花花大世界。

到年底结账的时候，老板好像失踪了一样。我们几个工友每天都躺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旅店，都想早点回家。直到腊月27日，他才回来见我们。

他私下跟我说，袋子里仅剩下300元钱，自己有没有钱过年无关紧要，我的钱一定会准备好的。好像让我知道，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我是多么不容易。 其实，他至少还欠我1000元钱的工资。我相信他的承诺，过完年会给我的。

我介绍一块去上海的朋友，得知我只有300元，拉着我去找老板算账，都被我拦住，等第二年再说。

可第二年还是一样结局。到了年底，仅比去年多付了100元，想用400元打发我，说是先过年要紧，这些钱他还是向别人借来的，更别提去年欠着的。

第三年，一个被逼急了的老张——就是那个被气走的同事——再也忍不下去，摔了工具，指着老板鼻子骂：“当我们是牛马？还是傻子！这黑心钱你也吞得下！”他把我也脱离了苦难：“别信这没皮没脸的东西！他就是吃准了咱们老实，想赖到死！”

 老张的怒吼像盆冷水，浇醒了我。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再看看老板闪烁其词的脸，终于明白：这债，怕是要不回来了。心一横，我跟着老张离开了上海，转去杭州一家工厂。这一步，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那两千多块的辛苦钱，连同对“上海老板”的最后一点幻想，永远沉在了黄浦江底。

如今，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老板”。那段饿着肚子看人吃饼干的滋味，那蜷在地下室等工钱的绝望，刻骨铭心。我深知，项目再好，没有踏实的工人，终究是空中楼阁。有了固定、可靠的伙伴，厂子才能像个家，才能长久。

跟我最久的老师傅，今年七十了，手脚慢了，背也驼了，四十年风雨同路。他说闲不住，还想干。只要他愿意，厂门就为他开着。合理的工钱，该有的福利，一分不少。看着他每月领走养老金，我心才安稳。不是施舍，是敬重。他们年轻时的汗水，浇灌了厂子的根；他们晚年的安稳，该由这根基来守护。只要袋子里有钱，心就能定；心定了，晚景才有真正的安稳和快乐。

注：本篇已经在2025年7月18日《岭南文学》（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