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姨在山坳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母亲说，她有个同胞妹妹，住在很远很远、闭塞得几乎被外面忘了的山坳里。那山里人日子穷，漫山的苦菜、野荔子却长得旺。一入秋，杨梅、杏子、酸枣，但凡山上能长的野果，满坡满坳都是。就是米饭总是不够吃，地偏酸不长稻谷。我家因为父亲是公社干部，买谷子方便，所以米饭是够的，我自然便十分向往那些不常吃到的山珍。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的姨姨来到我们家了。第一次见姨姨，我着实吃了一惊：她的眉眼相貌和母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声调语气都像得很，身上穿的，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清一色蓝布衫。姨姨这次来，给我带了一篮刚摘的山柿子，个个又圆又黄，看着就喜人。那一瞬间，我心里觉得，姨姨和我的距离一下子就近了，近得好像认识了好久。

那一次，姨姨在我家只住了一夜。晚上和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想来是许久没好好聚过，姐妹俩攒了一肚子说不完的私房话，嘁嘁喳喳絮叨着，一直说到天蒙蒙亮。我就睡隔壁床，起初竖着耳朵听，后来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第二天姨姨早饭没吃，就又急匆匆回到山坳里去了。

这样我就常盼放假，一到暑假我就急匆匆和母亲说，我要去姨姨家玩。母亲迟疑了片刻说：你还是不要去吧，那地方你是玩不住的。没人陪伴你，路又弯又陡，岔路多，从哪儿走，从哪儿过你分不清的。再说你姨姨家的蚊子特多，一到晚上屋子里没灯，黑黢黢的，只能点起竹竿穿起灯芯扎成的油灯，滚滚油烟顺着灯头往上冒，熏得人眼睛发涩，连睁开都难。你怕不怕？我想，没人帮我确是事实。因为大家都忙，始终没有人愿意给我带路。

这样一晃又过了几年，直到我大约是十三岁的时候，姨姨的二女儿要出嫁，要我去做“小舅子”。这正儿八经的隆重事件，确定了我去山坳的事实。我很兴奋，得到消息的那晚，我没睡好，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我换上一身崭新的银灰色布衣，攥着衣角蹦跳着去找二姐，缠着拽着把她拉起床，催着陪我出发。

那山坳真的很远。去的路全是窄窄的羊肠小道，雨后的黄泥巴路沾得鞋底沉甸甸，黏糊糊滑溜溜，一步三滑，不小心踩歪了脚就要摔个跟头。我们穿过一座座的山，涉过一条条小溪，又钻进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的森林。森林中有各种各样的树，那红豆杉很多，像一把把大伞，那青松像挺立的巨人，直耸入云。树木上有各式各样的鸟儿在鸣叫，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仔细辨认，所认识的有偷鱼鸟、灰狼鸟、麻雀、黑豆鸟等。

我们一直走到过午才到村口。迎接我们的是一棵大樟树。大樟树枝繁叶茂，大约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那树干要四五个人合围，才能抱住。树干是空心的，树身枝丫上插满了烧残的香线蜡烛，还有更显眼的红红小布袋、小弓箭。姐说，是乡亲们在祭树神，保平安、保丰收。入村要过一扇石硔门，门刚一人多高，上头长满了青草。过了门又是一整排木板、木棍搭成的“晒谷架”，踩在上头晃晃荡荡，身子不由得跟着晃起来，活像坐在了颠簸的河面上的小船上。

这个村只有八户人家，八栋泥房围连成一个小土堡。堡的大院内是鸡、鸭、猪、狗的热闹世界。我一走进大院便有一条黑狗摇头摆尾跑过来，对我十分友好。一会儿蹭蹭我的手，一会儿蹭蹭我的脚。老远我就叫姨姨，姨姨听到我的声音，就像天上落下宝物一样惊喜地赶来，接过我的手提袋，口中“命也吆”直叫。

姨姨打来洗脸水，递过一块布来。那布又脏又硬，沾了潮气抓在手上滑溜溜的。我不知该不该往脸上擦。姨姨看我犹豫的样子，很是过意不去，便说：“这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我说：“没事姨姨，我这不是可以洗吗。”于是我闭住眼睛，胡乱把黑布往脸上涂了几下。不知是布洗脸还是脸洗布。

我又闭着眼喝下了很浓的冰糖茶水，冰糖的甜混着茶叶的苦在口中化开，厚重的滋味一下子填满了喉咙口。我走进姨姨的房里，房间很暗，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碗口粗的通气洞，并且还用破竹笠盖着。一到晚上蚊虫多得不得了，嗡嗡的振翅声攒在一起，吵闹得盖过了天上飞机飞过的轰鸣。姨姨先是拿来了大把的毛竹黄点燃，然后又拿来一把艾草，也点着了。

火光里漫开带着草叶香的青烟。我似乎进入了一个远古的山洞世界。这个世界很古朴，很温馨。我很快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梦里我似乎看到了姨姨手和脚都被大绳绑着，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毛竹穿过手和脚，由两个壮汉像抬猪一样抬起，拥着一队人举着火把从另一个山坳抬到这个山坳里来……

第二天我醒来时，鸡已经叫过了三遍，太阳光斜斜地从洞口中射进来。表哥来叫我，让我到山上林中去玩。林子里嵌着一道清凌凌的小溪，溪岸的野花顺着坡漫成一片，黄的明丽亮眼，红的热烈鲜活，紫的柔婉动人，开得热闹极了。我们采了两把东西，又去翻河里的石子抓螃蟹。我们玩到天黑，我的表哥又要玩新花样。他翻找出一竹箩松油柴，又备上火筐、泥鳅箩和一把铁钳。我们挽着袖角和裤脚就下田了。那梯田一层层，泥鳅和田螺都很多。不到两个钟头，沉甸甸的泥鳅和田螺就把我们的竹箩装得满满当当。

第三天新娘出嫁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裹着热闹，送新娘出门。我和表哥走在送亲的队伍最前头。我担草席，表哥担马桶。我高兴。表哥更兴奋，因为马桶里有红蛋和一角钱的红包归他。但我也不亏，二姐说：只要送亲的队伍一到男方，我表姐（新娘）就要封五元钱给我，这个份数是最多的，因为我是小舅子。

我们又走在长长的山间羊肠小道上，一队长长的人马走出了山坳，也走出了我童年的记忆。那之后，我再没去过山坳。姨姨家的消息渐渐淡了，疏了，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得半句，说她身子还硬朗，只是背比先前更驼了，脚步也越发慢了。山里的日子依旧清苦，但孩子们都大了，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嫁到山外，更多的人从那里迁移走了。唯有那棵大樟树还在，年年有人去插香挂红布袋，祈愿风调雨顺、子孙平安。

多年后我参加工作，有一次下乡到村队部，离那山坳不过几里路。本想绕道去看看，可临时接到紧急回单位的通知，只得作罢。车子驶过盘山公路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忽然想起那个穿着银灰色新衣的清晨，想起黑狗蹭着裤脚摇尾，晒谷架被风晃得悠悠晃荡，还有瓷缸里冰糖茶水浸出来的半分苦半分甜，还有梦里被抬进山坳的姨姨——那或许不是梦，而是母亲曾讲过的旧事：姨姨当年是被“抢亲”来的，因两家争婚，男方趁夜翻山，用毛竹绑人抬走，成了这山坳里的媳妇。

如今山路早已铺了水泥，手机信号也覆盖到了村口。前些年听说村里只剩二户老人守着老屋，其余都搬去了县城或镇上。姨姨也随儿子下了山，搬到镇里的村部驻地居住，住进了通水电、带卫生间的亮堂楼房。她再不用点竹竿照明，也不必熏苍术艾草驱蚊了。可母亲说，她总念叨，山上的杨梅熟了没人摘，酸枣落得铺了一地，野荔子一颗颗，都烂在了空寂的枝头。

我忽然明白，姨姨带走的不只是一个孩子藏在山坳里的童年记忆，更是这整座山坳缓慢流逝的旧时光。而那山坳，也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遥远、闭塞、神秘又丰饶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