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里的父爱

父亲离世后，有一天，我整理书柜，在众多的书籍里，翻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均系文学类图书，都是父亲于1993年4月下旬买给我的，分别为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战地钟声》和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这三本书，对我后来的创作有没有帮助？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海明威的两本，让我对战争有了新的认知。以往，只要一提到战争，我就会联想到英雄，从而对之充满向往，很少考虑其残酷性。但这两本书，扭转了我的这种思维。

可要说这三本书对我的创作带来多大影响，显然不存在，它们远不及我之前阅读的中国鲁迅、俄国契诃夫和后来阅读的奥地利卡夫卡、阿根廷博尔赫斯、法国加缪、萨特以及当代印度奈保尔等作家的。尤其是雨果这本，我一直没读完。

然而，它们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假如，把我当初的历程比喻在深夜里行走，那么这三本书就是三支蜡烛，用其微弱的光，照着我文学之路的开端。而手中擎举着这三支蜡烛的，就是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

为什么这样认为？那得从我如何走上文学之路说起。在高中毕业前一年的1990年，我决意成为一名作家。这在我家所在的农村，无疑是一种“创举”。因在我之前，我们整个村，甚至于整个镇，都没出过一个作家，也不知道文学为何物。

难得的是，我的父母全力支持我。然则，要成为一名作家，绝非易事。虽然，我在上班之余，除了睡觉，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写作，但收效甚微——在将近的两年时间，只发表了一篇千字少儿小说，且在一份内部发行的县级报上。

在这濒临绝望的时期，父母看出了我的气馁，有一次，粗通文艺的父亲对我说：“要当作家，哪有这么容易呀。”言下之意，让我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鼓励，我终于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

而要想在文学路上走得远，需阅读大量文学经典。当时，离网络在中国普及还有十年时间，身居农村的我又不具备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的条件，甚至去一趟新华书店都是一种奢望。恰好那时父亲去杭城帮一建筑包工头管场记，我便委托他购书。

这三本书，就是那个时候，父亲给我买回来的。如今，我翻开它们的扉页，上面记着“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父替我购买于杭州新华书店”等字样。而直到此刻，我的脑海里依旧能够清晰地浮现起父亲那次回到家将这三本书递给我时的情景。

尤为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看到这三本书时，发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精装本，便深感惋惜地说：“爹，这个其实用不着买精装本的。”可父亲反而颇为遗憾地回答：“本来我都想买这种（精装本）的，但那两本只有那种（普装本）的。”

关于这三本书的由来，就这么简单。对于当前的我们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时间退回到二十七年前，情况就完全不同：当时，我父亲的月收入不过四五百元，买这三本书就花了27.45元。更需说明的是，前两年我家刚造了新房，还欠着债。

这让处于彷徨中的我，别无选择地投入了创作。时隔将近两个月后，也就在当年5月中旬，我终于又发表了一篇作品，至年底一共发表了五篇。尽管那些作品都只是发表在那份内部发行的县级报上，但在我的心头已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希望。

后来的日子里，在父母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经过三十年的艰辛跋涉，终于有了一定的收获，成了一名写作者。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购买过上千本书籍，这三本书混杂其中，犹如沧海一粟，渐渐地也就被我淡忘了。

到2020年9月，在父亲离世近四个月后，我才重新翻出了这三本书。其实，在父亲的给予中，这三本书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我，以及我们一家。但面对它们，使我重温了那份至深至纯的爱，也终于明白他就是我人生路上的掌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