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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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及京杭大运河，1956 年夏天发生在老家宿城区洋北乡（现在为洋北街道）运河堤上的那一幕，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三声清脆的枪响，不仅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更成为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记。
我的老家紧挨着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总长约1800公里的大动脉，跨越数省，却在我家屋后拐了个温柔的弯，由南北走向转为东西走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运河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春日里，阳光明媚，我和小伙伴们总爱跑到堤上玩耍。河水平静地向前奔流，一刻也不停歇。若是起了风，浪花便会轻轻拍打堤岸，溅起无数雪白的泡沫。蔚蓝的天空下，南来北往的船只扬起洁白的风帆，缓缓驶过，那壮阔的景象总能让我们看得入迷，常常忘了回家的时间。可一到夏季汛期，大运河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露出狰狞的面目。暴涨的河水汹涌奔腾，巨大的浪花凶狠地撞击着高低不平的堤岸，发出 “轰隆轰隆” 的巨响，仿佛下一秒就要漫过大堤，吞噬整个村庄和田野。每当这时，只要有船队经过，场面就更显惊险。所以每年汛期，地方政府都会组织沿河群众一起守护大堤，那忙碌的身影，是我童年里关于责任的最初认知。
1956 年的夏天，我刚上小学，正放暑假。一天，我去同学家玩耍，没想到一场瓢泼大雨接连下了好几天，把我困在了同学家。直到一天晚上，雨势才稍稍减弱，我迫不及待地往家赶。可到家后，屋里却空无一人。邻居老奶奶告诉我，家后面的大运河水位猛涨，眼看就要漫过大堤，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去大堤上抢险了。一听这话，我顾不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匆匆吃了一张煎饼，喝了几口凉水，就朝着大堤的方向跑去。
还没到堤边，远远地就看到几里长的大堤上下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堤下，许多人正忙着往草包和麻袋里装土，装好的袋子立刻就有人抢着往大堤上扛；大堤上，有专人负责接应，把这些装土的袋子整齐地堆放在薄弱地段。我快步跑到大堤上，放眼望去，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 河水已经涨得离堤面只有一尺多了，浑浊的波涛不断撞击着堤岸，仿佛随时都会冲破这道脆弱的防线。我在人群中找到了父母，他们正在一辆汽车旁卸草包，我赶紧跑过去帮忙。母亲看到我，又惊又急地问：“你怎么来了？吃饭了吗？” 我简单地回答：“吃过了，在家待不住，来帮忙。” 说着，就和他们一起卸起了草包。
就在大家齐心协力抢险的时候，大堤上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呼喊：“快停下！快停下！不能再开啦！” 我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只见河面上，一艘轮船正拖着 10 艘大船，劈波斩浪地向东行驶。轮船激起的巨浪已经越过低矮的大堤，顺着堤坡往下流淌。当时已是黄昏，天色渐暗，再加上风大浪急，船上的人或许根本没听到岸上的呼喊，船队依旧在往前行驶。
千钧一发之际，人群中一位正在指挥抢险的男子快步走到旁边，从大家都称呼为 “陈公安” 的人手中接过手枪。他毫不犹豫地举起枪，朝着行驶的船头前方水面，“叭叭叭” 连开三枪。清脆的枪声在河面上回荡，奇迹般地，那支继续前行的船队终于停了下来。很快，从船舱里走出三个人，朝着大堤的方向张望。开枪的男子快步走上前，大声跟他们解释：“现在河堤情况非常危险，我们正在抢修加高，请你们先停一会儿，等我们把薄弱的地方加固好，你们再继续航行。”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开枪的男子是刚调来的洋北乡乡长，来自泗洪，曾经是战争年代打过游击的老干部。在他的沉着指挥下，大家干劲更足了，经过一夜的奋战，大堤终于保住了，村庄和田野也免遭洪水侵袭。
从 1957 年开始，国家对京杭大运河的治理提上了日程。江阴船闸、杨柳青船闸、宿迁船闸相继兴建，对运河水进行科学节制。同时，古老的大运河部分大堤也开始了加固和增高工程。1959 年以后，借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契机，国家再次对大运河大堤进行加固，还在大堤上遍植树木、广栽花草，进行全面绿化。这些举措不仅大幅提高了大运河的通航能力，更给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加上了一道坚实的保障。
如今，再次回到老家，站在大运河堤上，眼前的景象早已焕然一新。运河水静静地流淌，不再有当年汛期的凶猛；两岸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曾经紧张的抢险之地，如今成了宿迁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着过往的行人驻足观赏。而那三声枪响的故事，也成了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代代流传下来，提醒着我们铭记过往的艰难，珍惜如今的美好。（陆敬坦、陆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