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他的散文,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热度,但似乎也并不过气。他一直在写,一直在出书,一直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他仍是当今中国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位散文家。这是很让人嫉妒的。
第一次读他的散文,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本散文选编里读到他的《这里真安静》——这篇散文是他在新加坡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坟地后写下的,感觉他写的那些东西和以前读过的不大一样,很有自己的风格。不久,他就因为他的散文集很畅销而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
《这里真安静》讲到的那个坟地,埋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南亚时战死和被处死的日本战犯:“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黒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日本在侵略东南亚和侵华战争中给彼此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他们的战俘,在关押期间还不辞艰辛地为那些死去的战犯搞一个坟地,在搞的过程中还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弄到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日本人埋死人,还要按照森严的等级来进行,由上而下严格排列,甚至连随军妓女也不例外。日本人的这种行为,让人产生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他们对残忍的司令寺内寿一的敬重让人愤怒,他们人性中非人性的无条件服从让人恐惧,而墓地中上下有序的严谨、等级森严的认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是可敬,可怕,还是可悲,还是别的什么?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享誉文坛,那也是他读者最多的一本散文集,当年一出版,就“洛阳纸贵”,出版社一版再版。知道有这本书,还是从一位女作家的一篇散文里看到的,她在她的那篇散文里说,她生病住院期间,就读余秋雨这本书,读得很入迷,对她的病也起到了辅助治疗的作用。这位女作家也是名家,受她这篇散文的影响,加上前面读到的《这里真安静》的印象,就去邮购了一本《文化苦旅》,开始读一点余秋雨的散文。
读余秋雨的散文,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一是他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融入到散文里,突出散文的文化元素,使散文的内涵更加丰富。二是他文字干净、简洁、流畅,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同时也留下了自己的思考。他勤于读书,勤于写作,勤于行走,结合当下去探寻历史,说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一定恰当,但如果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这个理念,应该不会挨多少骂。他对散文写作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效果。他知识渊博,善于表达,就是普通话不好,当某个字字音咬不准时,会被一些人借题发挥,说他念错别字。他不但写散文,还写小说,书法也不错,是个很有才华的学者型作家。
余秋雨的散文,我读得不多,仅从买他的书的数量上看,除了《文化苦旅》,还买了一本《秋雨散文》,这本书是他特意为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是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精华的一个散文选本。他在这本书的后记这样写道:“浙江是我的家乡。祖先怎么漂泊到浙江来的且不去管它,而我的生命却是确确实实首先出现在浙江的,并在那里首先拿起书、握住笔、认了字。是的,不管我今天写下多少文章,从笔端流泻出来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浙江给予我的……谁教会了我,我就把作业交给谁,这是天下课堂的公规。”这大概就是他为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这样一本书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吧。
在《秋雨散文》里,有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篇散文为清朝特别是清朝盛世时期的几个皇帝说了一些好话:“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这是我读到过的,对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的皇帝作出的比较客观地、实际地表述,这样的表述让人舒服。特别是像我这样也是少数民族的人。
余秋雨的书,我最初就买这两本,所以说读的不多。以后又买了一本《中国文脉》,这本书没得细读,偶尔翻一翻,他把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放在中国文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上,是很有见地的一个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