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钱锺书先生一点书信交往

我与钱锺书先生，有过一点书信交往，这点交往，虽属偶然，只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交往的那种交往，但是这点交往，也让我对他的为人品行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事情的起因，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记得哪一年了，我在自己订的一本文学杂志里，读到一篇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文章，里面有对钱锺书先生和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给予的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篇文章介绍的其他作家，我都有过一点粗略的了解，唯独钱锺书先生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对他印象就有点特别，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也还没有被那么隆重地介绍过，《围城》更是还没有在国内恢复出版。以后读曹聚仁杂文，他在《写文章》一篇里引用一句钱锺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真是了不得”的话，让我对钱先生就越发感兴趣起来。

读过《围城》，为钱先生机智幽默的文字所感动，就很想再读一点他的其它著作，可他的著作，多是学术方面的，有不少还是文言文，不容易读，甚至还读不懂，读不懂，只能读他的小说和他的散文。他早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是他的为数不多的两个小说、散文集子，只是这两个集子在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得到，寻找了许久，仅得《人•兽•鬼》一书，不见《写在人生边上》，心里一着急，就想出一个“上策”，直接给作者写信求助——这正是我年幼无知的一个表现，无端去打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

写这封信，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不指望能得到什么回应。没想到过不多久，单位送报刊的人就给我送来一封信，看到信封右下角有人们熟知的钱锺书的三字一体的签名，就知道我这封信没有白写。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写在人生边上》是他少年极不成熟的东西，这次重印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那里已无存本，正好可以“藏拙”。先生这样说，我对还能不能找到这本书就不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又过不多久，竟然收到他寄来他这本《写在人生边上》（估计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扉页上还有他的签字印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大学者，那么认真地对待一个小读者，不仅十分难得，而且十分让人感动——有人说钱锺书傲慢，不知道这所谓的傲慢，其依据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自己亲历的，那是不是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呢？

从钱锺书先生的书信里，我得到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他的家庭，是一个礼貌周全的家庭，我给他写信，他总是不顾自身繁忙，及时给予回信，有次他在病中不能动笔了，还要嘱咐女儿钱瑗代为回信，不会因为生病就降低自身的为人标准。——像他那样一个谦和有礼的人，你让我怎么想，都不能把他和傲慢联系在一起。坊间有种说法，说他对一般的普通的人比较客气，对学者同行就比较刻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看过刘再复写的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始终带着很崇敬的语气，说自己得到过他的许多教益。刘再复也是著名的学者，还和他同过事，那样的话，应该不只是随意说说而已。中新社记者邓国治跟朋友到南沙沟钱家，也受到钱先生夫妇很热情的接待。香港女作家林湄采访钱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不如我想象中那么高傲和严冷。他笑容可掬，腰直背挺，身着蓝色便服，神采奕奕，言谈举止，既不属潇洒，也不同于老成。让我感觉到他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识、气质、情操和平易热情中包含的深沉。”林湄所说的，是她亲历的事，是她亲身的感受，不同于道听途说和想象出来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为了钱先生的回信和赠书给以的惊喜，我得再给他写封回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谢意。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点书信上的交往。

钱锺书不是一般的学者，要想深入他的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谈艺录》和《管锥编》，我看不懂，估计看不懂的人，还不止我一个，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而已。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就看到过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和出版学者名人著作的大出版社的编辑录制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也有人是看得懂的，乐黛云先生在一篇关于影响她一生的十本书的文章里，就有《管锥编》一本，并说“这部大著的中心是寻求古今相沿，中外互通的‘文心’。它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以及实证的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使我深深地敬佩，从此，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乐黛云本人就是学问大家，面对前辈同行的著作能作出那样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实在难得，也是她作为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钱锺书是中国学界少有的能流利地使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英语写作的人，他并不以此为傲，也不为世俗所动，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吹捧和所有的攻击。我和他通信，谈的都是些生活小事，对于这些“大事”并不关心。我就知道他是个学者，是个做学问的。他的学问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者，不是做学问的，不敢胡说。我敬重他的人品，像他那样的品行，不说在学界，就是在整个社会也不多见。从性格上讲，他是个安静的人，不喜交际，也不善交际，极少参与政治，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也和他的理想追求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书生者，自然以读书做学问为己任，他也确实那样做了。他从不说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杨绛先生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由此来看，把他捧上天，或者想把他贬下地的，都是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他的道德文章就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那里，不是世俗的褒贬就能增减分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