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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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中记忆》出版前后
文 / 陆相华
《木中记忆》是一本以“木头营子高中”为锚点，将30多位校友回忆文章串联成一坛封存三十余年的“青春陈酿”，坛底是风沙、饥饿与简陋的校舍，坛身是师者的坚守、同窗的情谊与平凡人的微光，坛口则飘着“信天游”般悠扬的乡愁。翻开《木中记忆》，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群乡村学子在苦难中开花的真实，一群教育者在贫瘠里播种的执着，让每个经历过“奋斗”的人，都能在字里行间撞见自己的青春碎片，在集体记忆的共振中，读懂“故乡”与“成长”的深层意涵。如今，这坛陈酿已备好，我们不妨循着文字的酒香，再走一遍木中的路，再品一次青春的味。
《木中记忆》是由我发起并主编的，它没有遵循传统回忆录“时间线叙事”的单调，而是以“情感”为线索，将散文、小说、诗歌、歌词等体裁熔于一炉，从“个人记忆”到“集体叙事”，从“日常琐碎”到“精神传承”，层层递进，最终织就一幅立体、鲜活的“木中全景图”。书中的散文是绝对的主体，也是最动人的部分。作者们以“亲历者”的视角，将木中的日子拆成无数可触可感的细节，让三十年前的校园仿佛就在眼前。
赵素华的《饥饿的青春》堪称“木中生存手册”，她笔下的“343订饭约定”（早晨 3 两、中午 4 两、晚上 3 两），道尽了物质匮乏年代的窘迫。女生们订饭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即便饿到听见“老肠老肚打架”，也没人愿意打破规矩；课间偷冲炒面的场景更是真实得扎心：“几个人打开面口袋就直奔主题，干不干的不管，偶尔就着咸菜鸡蛋酱，吃得津津有味，班主任来了，满嘴炒面说不出话，又忍不住笑，炒面从嘴里扑扑往外喷”。而“饭盒风波”的故事更显青春的鲜活：她和陈素玲误拿男生饭盒，从“捍卫主权”的巾帼英雄，到发现真相后“夜闯男生宿舍送饭盒”的忐忑，把二十岁的倔强与愧疚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想起自己青春里那些“荒唐又真诚”的小事。
顾春雨的《通往木中的路》则是一篇“少年成长记”，他写自己辍学挖甘草的艰辛，“13岁，扛着条子铣，风里雨里漫山转悠，为一根拇指粗的甘草，挖一个盆口大、一米多深的土坑，腿被狗咬了四个洞，躺了几个月才下地”；写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雀跃，“我气喘吁吁把通知书拿给爸看，爸高兴地说：‘今天放假，不擀毡子，你去玩吧’”；写和三喜骑着二手自行车、抱着气管子去老哈河捞鱼的快乐，“鸟在飞，树在笑，世界多美好”。这些带着泥土气的文字，没有“改变命运”的宏大叙事，只有一个农村少年对“读书”的渴望，对“青春”的向往，质朴得让人心疼。
杨凤芝的《木中故地重游》则以“今昔对比”的视角，为木中写下“怀旧注脚”。她回到如今变作乡政府的木中旧址，爬锈迹斑斑的外楼梯，看顶楼消失的大会议室，寻西侧“楼衩子”（未完工的烂尾楼）的痕迹，“那座隐藏了无数爱情秘密的堡垒，已变成养殖厂，唯有花坛里的假山还在，掩映在荒草中”。字里行间满是“物是人非”的怅惘，但当她想起“元旦晚会上的欢歌笑语，教室拐角处收到情书的悸动，高考结束时的含泪目送”，又让读者明白：“木中的建筑会消失，但青春的记忆永远鲜活。”
此外，我的《梅雨潇潇》、张玉春的《难忘那条胡同》、孙立祥的《木中篮球场》等散文，分别从“师生情”“同窗趣”“校园景”三个维度补充了木中的记忆 。我写刘志军老师带“土匪班”，用《为学》里“两个和尚的故事”唤醒学生；张玉春写和同学凑钱买篮球，躲着校长在小树林打球，“被班主任发现后撒腿就跑”；孙立祥写全校师生捡石头修篮球场，“羊群似的散落在校园内外，像寻宝一样找石头，堆成小山似的按班级排列”。这些细节，让木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而是一个有笑声、有汗水、有温度的“青春乐园”。
如果说散文是“记忆的写实”，那么书中的小说与诗歌就是“情感的写意”，它们以虚构或浓缩的笔法，补上了记忆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做的事”，让木中的青春更具文学的浪漫与张力。
顾春雨的小说《窗外》虽未全文呈现，但从片段中可窥见其对木中“青春情愫”的细腻刻画。“楼衩子是老师不省心、学生欢心的‘圣地’，男生女生约会要侦察路线、留暗号，碰面后还要想好分开撤退的路”。这种带着“青涩与慌张”的爱情，没有“海誓山盟”，只有“远远望见老师就躲”的紧张，“课间操时偷偷看一眼”的悸动，恰是八十年代乡村高中最真实的情感模样。
我的《梅雨潇潇》，真实地记录自己“高五”时偷伙房排骨的故事，“月黑风高夜，拨开小伙房后窗的铅丝，跳进屋里，打开厨子，除了两个馒头，还有半铁盆教师吃剩的排骨，回去叫醒好友，瞬间消灭”；写老校长张凌的宽容，“牛拓偷肉的事情被二校长上报给大校长。大校长就让他一天写一份检查，“今天我偷了一块肉……”“明天我又偷了一块肉……”，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故事，让严肃的老校长多了几分可爱，让苦读的青春多了几分趣味。
诗歌则是情感的“浓缩丸”，寥寥数语便道尽对木中的眷恋。王立恩的《行走木中故地》是其中的代表作：“如果可以，我还是愿意 / 回到那个叫木中的地方 / 我还是愿意 / 每一天都是木中的春天 // 微风熏亮的清晨 / 没有沙 只有 / 白杨林笔直地列队 / 注视着花花艳艳 / 然而整整齐齐跑操的少年 // 白杨不走 我不走 / 麻雀和百灵嬉戏林间 / 把嫩绿嫩绿的叶子梳暖 / 透蓝透蓝的天空 / 倏地飞过一群野鸽 / 鸽哨悠然飘落”。
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白杨”“跑操少年”“鸽哨”等意象，却把对木中的思念写得绵长又温柔，让人想起自己青春里那个“想回去的地方”。
边桂云的《沁园春・木中记忆》、刘云剑的《木中记忆》（歌词）则以韵律感唤醒集体记忆。边桂云笔下“风沙漫卷，荒坡建校，汗水浇开希望花”，概了木中建立的艰辛；刘云剑歌词里“木中的钟声悠扬，木中的饭菜香，木中的同学少年，如今在何方”，则像一首怀旧的歌，让每个木中人都能跟着哼唱，想起那些 “听钟声起床，闻饭菜香奔跑”的日子。
《木中记忆》最打动人的，是对“小人物”的深情刻画。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木中里的“螺丝钉”，却在“烧水、敲钟、教书”的日常里，活成了木中人记忆里的“精神坐标”。
敲钟人孙文，在祝和林的《平凡的敲钟人》里被写得鲜活又可敬。他“貌不出众，小个子，小眼睛，背微驼，说话口齿不清晰”，却把敲钟当成“事业”，“每当到了敲钟的节点前一两分钟，他保证迈着特有的步伐准时出现在钟下，手持钟锤，巍然肃立，看着腕表，时间一到，响亮而悠扬的钟声便响彻校园”；他每天敲二十八次钟，“哪怕雨雪风霜，也阻挡不了脚步”……
烧水的老赵头，在孟庆春的《老赵头》的回忆里，是个“又凶又软”的老头。他“六十多岁，身材清瘦却硬朗，中山服破旧却干净，八角帽从不离头”，说话爱骂人“他妈的，老子这体格棒棒的，啥都能干，现在这年轻人，吊儿郎当的，他妈的我能顶他好几个”；为了让师生喝上开水，他规定“打水不能用脸盆”，女生偷用脸盆，他会“把脸盆扔到老远”。但他也有“软” 的一面，我喊他“老赵爷子”，他会偷偷开后门，让我用铁皮桶接温开水。
他被儿子接走那日，“天下着雪，洁白的雪花染白了水房的屋顶，染白了校园”，让人想起那个“嘴硬心软”的长辈。
校长张凌，则是木中的“灵魂人物”。葛学文的《情怀、担当、境界》一文详细叙说了老校长的“拓荒史”：1987 年，他临危受命接手木中，面对“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物无物”的“三无”局面，提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办学精神；为了改善伙食，他“每周给学生改善两次生活”；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他提出“五子登科”（房子、孩子、妻子、园子、车子），成立 “鹊桥委员会”帮年轻教师找对象；为了建箭桥中学，他更是费煞苦心。学生手脚冻伤，他“天天盯着让孩子们用辣椒水泡脚”；年轻教师成家，“娶亲车从他家出发，娶亲婆是他老伴”。张凌校长的坚守，让木中从“风沙里的孤楼”长成“箭桥中学”，更让 “木中精神”有了传承的根基。
此外，还有“风尘三剑客”王立恩、王中华、徐有贵老师。王立恩讲课“幽默诙谐，妙语连珠”，王中华讲历史“让你时而与古罗马人民同呼吸，时而身临南湖红船”；有“敬业的班主任”刘志军，带“土匪班”，用“何而为人道”的课唤醒学生；有“严格的英语老师”王忠友，深夜站在窗外等最后一盏烛光，劝学生早点休息。这些老师，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教书育人”的初心，照亮了乡村学子的路。
《木中记忆》最珍贵的品质，是“不美化苦难，不回避温情”，它没有把八十年代的乡村高中写成“世外桃源”，也没有把青春渲染成“无痛的诗”，而是诚实地记录了“苦”与“乐”的共生，让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见自己青春的影子。
木中的“苦”，首先是“风沙之苦”。木头营子“一度出名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因为风沙太大”，书中多次提到风沙的场景：李淑慧写“十月间狂风吼叫，漫天扬尘，打了饭从食堂回宿舍，饭上落了一层沙”；杨凤芝写“校园没有围墙，逢到集市，农民赶着驴车从楼前经过，牲口的声音、赶车的声音此起彼伏，像喧嚣的集市”。风沙是木中的“底色”，它吹进教室、落在饭盆、沾在头发，却吹不散学子们“读书”的决心。晨跑时眯着眼也要跑，上课前擦干净桌子也要学，这种“与风沙抗争”的坚持，成了木中人最深刻的生存印记。
其次是“饥饿之苦”。赵素华写“每天早晨唤醒我的，不是闹钟，不是梦想，而是饥饿”；顾春雨写 “挖甘草攒了一百多块钱，去看戏花光，怕挨揍才回去读书”；王雅娟写 “为省10元车费，寒冬骑行50公里返校，忍饥挨饿到深夜，白面饼冻得有冰碴，也顾不上凉”。最让人心疼的是“家庭的艰辛”，赵素华写“有的同学上学机会是姊妹辍学换来的，有的学费是父母放弃治病积攒的，有的家庭为供孩子上学，女孩早早订婚，‘彩礼’变学费”；李雅林写“父亲赶着驴车送我上火车，背米去读书，碰上较真的列车员还要以超重处罚”。这种“饥饿”，不仅是身体的饿，更是家庭的穷，但正是这份“苦”，让木中人更懂得“读书”的珍贵，更珍惜“奋斗”的机会。
最后是“条件之苦”。木中的校舍是“闲置多年的旗政府办公楼”，没有厕所、没有水。李淑慧写“住四楼宿舍，夜里上厕所要跑到一楼大厅出门左拐，朝东走到灯光昏黄的小厕所”；陈素玲写“高三提前开学，食堂没开火，学生用饭盒蒸年糕、豆包”。还有“大通铺”，陆项羽写“高一住楼房，每个宿舍二十平米，通铺上下两层，底层中间有间隔，每个间隔住四个人，上铺是通的，一个宿舍十来个人，人均居住面积比民工惨”；赵素华写“宿舍里老鼠在床板下做窝，冬天冷得要把所有衣服压在被子上”。这些“苦”不是为了卖惨，而是为了凸显：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与“苦”相对的，是木中里的“暖”。这种暖，来自师者的坚守、同窗的情谊、陌生人的善意，像风沙里的阳光，让艰苦的青春有了温度。
师者的暖，是“不放弃每个学生”。刘志军带“土匪班”，没有嫌弃学生“留长发、爱喝酒、抽点烟”，而是让我当生活委员，鼓励我发展文学爱好；王忠友老师带复习班，“每天比学生起得早，比学生回得晚，冬天大雪纷飞，他也会攀着扶手爬楼梯叫学生上早操”。这些老师，没有“放弃”的借口，只有“坚守”的理由，他们用行动告诉学生：“即使你成绩不好，即使你有点调皮，我也会帮你找到自己的路”。
同窗的暖，是“苦中作乐的陪伴”。张玉春和同学凑钱买篮球，“趁中午休息偷偷打，被校长发现就猫到篮球架下，被班主任发现就跑到小树林”，哪怕只玩二十分钟，也觉得“幸福”；赵素华和陈素玲“在一个槽子吃饭，分享炒面和咸菜，一起抵抗打丙种球蛋白，一起高考时订一份饭菜”，把“闺蜜情”写得真挚又可爱；王雅娟和邓亚娟骑行返校，“自行车没气，两人换着骑，忍饥挨饿到深夜，班主任尹洪文带着学生沿路寻找，师生会合时，眼睛都湿润了”。这些同窗情谊，没有“利益冲突”，只有“互相扶持”，让苦读的日子多了几分笑声，多了几分力量。
陌生人的暖，是“不期而遇的善意”。王雅娟骑行返校时，“走投无路准备到陌生人家取暖，大爷爽快地答应‘快进屋暖和暖和，吃点饭吧，孩子，念书不容易’”；赵素华高考时，“在新惠中学住宿，陌生的旅店老板给她们煮小米粥、煮鸡蛋”；李雅林“在雄英家，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灯红酒绿，只有几个年轻人的欢声笑语”。这些陌生人的善意，没有“功利目的”，只有“朴实的心疼”，让远离家乡的学子，在陌生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这种“苦乐交织”的真实感，让《木中记忆》超越了“校园回忆录”的范畴，它不仅是木中人的青春档案，更是一代乡村学子“在苦难里开花”的成长史诗。正如赵素华在《饥饿的青春》里写的：“我们曾经饥饿的青春，不仅对美食有着强烈的向往，更对知识有着无限的渴求。我们已不是曾经的我们，我们仍然是曾经的我们……”
作为主编，我没有让《木中记忆》成为一本“孤立的回忆录”，而是将其嵌入“木头营子的地域文化”与“教育者的精神传承”中，让这本书既有“木头营子”的在地性，又有“青春奋斗”的普遍性。
木头营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乡镇，它是“小河西文化的发掘地”，“因遗址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小河西而得名，距今 10000 年至 8500 年左右，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它把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300年”。书中多次提到这一历史背景，为这片“风沙之地”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这种地域文化，不仅体现在历史上，更体现在“生活细节”里：语言上，书中满是西北方言“嘎大白”（疙瘩白，即卷心菜）、“一个槽子吃饭”（一起用盆吃饭）、“楼衩子”（烂尾楼）、“撒村”（说脏话），让木中的记忆有了独特的“语言密码”；饮食上，“小米饭、疙瘩白汤、炒面、鸡蛋酱、荞面饼”，都是西北乡村的特色美食，赵素华写“妈妈给我烙白面饼、打萝卜汤，我吃起来很香”，顾春雨写“三喜骑着自行车，我抱着气管子，去老哈河捞鱼”，这些饮食与场景，都是木头营子地域文化的鲜活体现。
更重要的是，“小河西文化”的“坚韧”基因，与木中人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小河西人在新石器时代“以渔猎、畜牧为生，与自然抗争”，木中人在八十年代“以读书为业，与贫困抗争”，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让木头营子的地域文化有了传承的载体，也让《木中记忆》有了更深的文化厚度。
书中多次提到木中后来搬迁为“箭桥中学”，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从未改变。这种精神，是木中的“魂”，也是《木中记忆》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从“木中”到“箭桥”，精神的传承体现在“教育者的坚守”上。张凌校长“负债办学，为箭桥筹钱”，他说：“首先要对得起敖汉北部十三个乡镇的孩子们”；孙文的敬业精神“植入箭桥的土地”，学校后来改用电铃，但“人们谈论起他，仍赞美他的敬业”；王立恩老师后来虽然到市政府任职，但他们“教书育人”的初心从未改变，正如樊秀芬在《永不消失的记忆》里写的：“感谢那些爱岗敬业的老师，给我们的那些精神财富。幸有可回首的那些木中记忆，在这浮沉的人世间依旧美好如初。”
从“木中”到“箭桥”，精神的传承体现在“学子的成长”上。木中学子“把砂石跑道上的跌倒，变成掌心里的“勋章”。王淑华在《握在手里的“勋章”》里写，自己左手手心里的“痣”，是在砂石跑道上跌倒时砂子留在伤口里形成的，“这颗勋章，激励着我跨过人生道路上的每一道坎坷”；赵显民在《木中习武梦》里写，自己在木中习武，后来在部队“一口气做了71个双杠杠端臂屈伸，成了连队的‘名人’”；张玉春后来成为箭桥中学副校长，“所带班级有多名同学考入清北，本一上线率接近百分之百”。这些学子，把木中的“坚韧”精神带入人生，让“木中精神”有了延续的生命力。
从“木中”到“箭桥”，精神的传承更体现在“集体的记忆”上。《木中记忆》，让“木中人”重新集结，分享回忆；校友们在微信群里“回忆木中的日子，谈论现在的生活”，让“木中精神”在代际间传递。正如我在序里写的：“《木中记忆》的征文，引起了那一代木中人的共鸣，每篇文字都是作者对木中往事的追忆，滋润着我的心田。”这种集体记忆的传递，让“木中精神”不仅是历史，更是当下。
作为主编，我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文本，而是以“搭建平台”的姿态，让每个木中人都成为“记忆的书写者”，他们中有老师、有学生、有后勤人员，他们的文字或许不够精致，却足够真实；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够宏大，却足够动人。正是这份“真实”，让《木中记忆》超越了“校园”的边界，成为每个“在苦难里追逐梦想”的人的精神共鸣。
昨日的“木中”，今天的“箭桥”。木中的建筑也早已变作木头营子乡政府所在地，但“老赵头的骂声”“孙文的钟声”，那些“风沙里的晨跑”“伙房的馒头香”“课桌上的粉笔灰”，永远留在了木中人的记忆里，留在了《木中记忆》的书页里。就在今年上半年，我还特意回访了我的母校“箭桥中学”，箭桥中学党委书记宋国英、校长韩殿杰、副校长张玉春、卢凌凌等在任领导同志盛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带我一起参观学校的图书馆、教室、食堂、体育场、职工家属院，我们还一起畅想母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我的母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的箭桥中学，已成为内蒙古敖汉旗新惠西南山坡上的一座现代化中学。
《木中记忆》，这坛青春陈酿，历经三十余年的发酵，早已不是简单的记忆复刻，而是木中人精神的传承，是地域文化的延续，是每个在苦难中追逐梦想的人，都能品出的生命味道。愿今天的学子，在平凡的岁月里坚守，在苦难的日子里开花，把青春的“勋章”握在手里，把奋斗的精神刻在心里……
2025.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