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老人

文 / 陆相华

火车在夜色里喘息着，像一头疲惫的老牛，驮着我，也驮着满车厢攒动的人影与混杂的气味，向着北方那一片坚硬的黑土地爬去。春节前夕，这铁皮的腔子里，塞满了归乡的焦灼、团聚的期许，还有一种被年关挤榨出来的、湿漉漉的倦意。我蜷在餐车的一角，身子随着车厢的节奏微微晃动。因为买了一张没票的硬座上，餐车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窗玻璃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偶尔有几点寥落的火亮，也是鬼火似的倏地掠过，旋即又被黑暗吞噬。

尽管如此，我的心却是一片澄明的惦念。因为这次旅途，是去看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那位老人是我爱人的母亲，按理说也应该叫“妈”的。因为父母于前几年先后去世了，这位老人应该是我生命中的一位至亲。老人一生当中生了七个孩子，那是一片怎样嗷嗷待哺的岁月啊。我常想，老人的那双手，该是—双布满沟壑、却始终温热的手，才能将一个又一个襁褓托举成人，送他们走向天南地北？我便是她其中一个女儿的一位“姑爷”，一个因着婚姻的纽带，从遥远的南方闯入他们这个庞大家庭序列里的外来者。血缘虽然淡了些，可情感上，那根系却不知不觉扎深了许多。

我们在上海，他们却在千里之外的大庆油城。现代都市的节奏，切割着人情与时间。春节本该是围炉守岁的日子，却因了我和爱人那总也对不齐的假期，变得难以团聚。爱人在电话里说，老人前一阵子，好几天水米不进了，声音里的忧惧，沉沉地压在我心上。“怕是……最后一次了。”这个念头，像车窗上凝结的寒霜，清晰而冰冷。也许，还因了我们总不在身边，那份遥远的惦念，于她，于我们，都成了一种沉甸甸的亏欠，需要一次切实的奔赴来稍稍熨平。于是，探望老人便成了我一个人的远征。

“哐当，哐当”，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是这漫长旅途中唯一固执的旋律。它让我想起更早的岁月里的另一种奔赴。那时我和爱人还年轻，孩子也小。每逢暑假，我们带着小孩有时乘坐火车，因为票价的缘故，飞机是很少乘的，我们先是到了我们的老家，然后又是回到她们的老家。回到她们老家的时候，老人的几个姑娘带着她们的小孩，聚拢过来。孩子们在客厅里追逐喧闹，我们便坐在沙发上说着闲话，而岳母娘要么是在厨房，要么坐在客厅一隅静静地抽烟，看着一屋子的喧腾，她的脸上是满足的，嘴角是挂着笑意的。她不怎么说话，只是看着，那目光拂过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孙辈的脸，就像温和的日光，静静地照耀着她们家族繁衍生息的土地。

那年我家的小孩还不满一周岁，老人竟买了车票，和她的孙子海超，从老家辗转来到了我们上海的小家。从此，我们小家的清晨便有熬得糯糯的小米粥香，黄昏的阳台上总有洗净晾晒的衣裳迎风飘动。孩子黏她，夜里要摸着她的耳朵才能入睡。她呢，就那么侧躺着，轻轻哼着不成调的、古老的摇篮曲，直到孩子呼吸匀长，她才肯侧身睡去。那些日子，我和爱人像是从泥泞中暂时抽身，得以喘息。而她，从未言说辛苦，仿佛这一切都是土地承接雨露那般自然。

后来，孩子大了，她也老了，便再没出过远门。我们回去的次数，也随着生活的担子日益沉重而变得越来越稀。每次通电话，她总是那句话：“都好，别惦记。你们忙，就不用回。”可那声音里的空落，像秋后田野的寂寥，我们是听得出的。

“大庆东站到了，前方到站是大庆东站……”广播声将我从漫漶的回忆里拽出。天色已晚，一种北国冬日特有的、清冽而坚硬的寒光。接我依旧是老人的孙子海超，他穿着几年前的一件灰白色的棉袄，我们没有过多的寒暄，就上了他的车。车子在积雪清扫过的街道上行驶，路旁的树秃着枝桠，直直地刺向灰白的天穹，一切都显得肃穆而安静。海超说：“前面是一楠和他对象上班的火锅店，我上去把他俩捎上，他俩听说你回，也是提前请了一会假。”不一会，我们四个人就拐进了一家铁锅炖。我给他们每人发了200元的红包，又说了一些暖心的话，大家开心地吃着铁锅炖，还没忘一起拍照合影。看到几个孩子忙碌奔波地样子，我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高兴。

海超说：“我老姑给你安排的旅店就在我奶家的楼下，一楠他们和我们都在这一个小区里，我们这屋有点啥好吃的，一喊就能听到。”我们先是来到了旅馆，看了看时间，海超说：“我奶这个点还没睡呢，要么上楼看一眼。”我说“好的”。

海超的媳妇说：“我老姑找好了保姆，我奶这几天奶能按时吃药和吃饭了，血糖、血压也很正常。”我点点头，心里那块石头，似乎松动了一些。我慢慢推开门。一股熟悉的、老年人房间里特有的味道，淡淡的药味混合着一股晾晒的尿布味，还有一种缓慢的时间味道一一涌出。老人旁边放着一张保姆的床，房间内外打扫得很干净。老人正坐在床上，盖着一条薄薄地被子，因为屋里是地暖，看上去也不冷，海超媳妇她们嗨穿着短袖。我握了握老人的手，喊了一声“妈，你还认识我吗？”老人虽然说话口齿不清，却依然能笑着说出我的名字，“相华！”嘴角向上扬了扬，还能看出微笑。

我的眼眶猛地一热，在意识已然不甚清晰的暮年深处，在记忆的河流即将沉入忘川的薄暮时分，她依旧能够念叨着我这个“姑爷”的名字。那一瞬间，所有旅途的劳顿，所有生活的局促，所有关于“最后一次”的悲凉预感，都被一种浩瀚的、温热的安然所覆盖，就像是一艘漂泊的小船，终于望见了港湾里那盏虽昏暗却坚定的灯。

她瘦了，比我上次见她时，更缩了一圈，仿佛岁月的重负最终将她的形体也压缩了。她的脸颊深陷下去，颧骨显得很高，皮肤是透明的苍白，像一层脆薄的纸，覆在嶙峋的骨架上。头发稀疏银白，整齐地梳在耳后。很明显，老人见到我以后，兴奋得还是有些激动。我握着老人的手，依偎在老人的身旁。我小心翼翼地用掌心暖着它的后背，她的手脚。她的手也几不可察地，在我手里微微蜷缩了一下，仿佛一只疲倦的雏鸟，找到了临时的巢。我没有在老人家里住下，一是怕是打扰老人和保姆之间的生活规律，二是妻妹已经在楼下订好了旅馆。我明白。生命的暮年，需要的或许已不是喧闹的围绕，而是一种平静的、有秩序的维护。

第二天中午，妻妹过来了，海超因为要去上班，我和海超的媳妇，还有保姆，还有老人的孙子铎铎，我们共五个人聚了，我依旧将准备好的红包一一递给她们，每人两百，钱不多，是一点心意。最后，我将一个厚些的信封塞到老人的手里，是五千元。然而，老人已经失去了对金钱的把握力，她的手已经拿不动红包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红包了。她吃饭时候，也需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喝药也是。在大庆的几日里，我曾常常想起老人的那双手，它曾抚育了七个儿女，又曾在我最困顿的时候，为我们托起过生活的一角。而如今，老人的那双手，连握紧一根勺子，甚至拿红包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生命的力量，原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像沙漏里的沙，无声地流泻，最终归于沉寂的堆积。而我们在奔波途中，常常忘了回头，看看那沙漏的上半部分，还剩下多少。

离开的时刻到了。那是一个清晨，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再次轻轻推开那扇门。保姆朝我点点头，示意老人刚睡下。我走到床边，最后一次看她。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一道柔和的光斑。她睡得似乎很安详，眉头舒展着，那些操劳一生的皱纹，在睡眠中也仿佛被熨平了些许。呼吸均匀而缓慢，与闹钟的“咔嗒”声应和着，构成这房间里最后的、安宁的韵律。

我没有叫醒她，也没有说再见。而是转过身，像来时一样，轻轻地、一步一步地，退出了这个房间，退出了这份沉重的、温暖的宁静。

返回的路，因着日子的巧合，又是新周一，萨尔图机场有飞上海浦东的折扣机票，比火车贵不了太多，却能省下将近一昼夜的光阴。于是，回程便从漫长的地平线牵引，变成了云朵间的穿越。去时，像是一次虔敬的匍匐，用肉身的辛劳去丈量惦念的距离。归时，却似一声轻轻的叹息，迅疾地抽离那片深沉的土地。这快与慢，重与轻，恰恰完整了一次探望的轮回。去时，心里装的是不确定的悲切与沉重的责任；归时，行囊里似乎多了那一份最终确认的“安然”，虽然这安然里，依然混着无法尽孝膝前的酸楚。

看望老人就这样结束了，但那份穿越千里、历经昼夜的奔赴，那份在云端与尘世间的辗转思量，已化成生命底色里一块沉静的印记。它不耀眼，却恒久。它让我懂得，生命的来去，情感的厚薄，从来都无法用里程与票价值衡。我们风尘仆仆地去，我们匆匆忙忙地回，不过是为了在有限的时空里，完成一次心灵的确认：确认被爱，确认去爱，确认在那条必然走向荒芜的路旁，我们曾彼此温暖地照耀过一程……

2026.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