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里的中秋节,总是从母亲粜粮食开始的。
那时节,刚收完秋,场光地净,玉米、黄豆在生产队的场里堆成小小的金山。可我们能分到的却很少。尽管分的少,母亲还是挑最好的粮食装进口袋,用平板车拉到公社的粮管所去。我坐在车上,看母亲把粮食一簸箕一簸箕倒进那个黑乎乎的磅秤斗里,验收员抓几粒扔进嘴里咬得嘎嘣响,然后在纸上划拉几个数字。母亲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子,去窗口领钱,手指蘸着唾沫数了又数。她的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在计算这一季的收成,够不够撑到下一个麦口。
粜粮食,是为了买月饼。
公社的供销社,平日里冷清,节前却热闹得像赶集。玻璃柜台上,月饼摞得老高,用粗糙的草纸包着,方方正正。每包上面,都盖着一张鲜红的方形标签,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样。那嫦娥的衣裙飘带,在劣质的红油纸上有些模糊,但在我眼里,却比年画上的仙女还要好看。售货员用结实的纸绳——我们这里叫“经子”——十字交叉地捆好,最后巧妙地挽一个活结,方便人提着。这“经子”是米黄色的,有一股淡淡的草纸香味,闻着就让人心安。
母亲会仔细地挑上两包,掂量一下,又凑到鼻尖闻闻,仿佛能透过厚厚的草纸,嗅出里面月饼的成色。付钱时,她总是从手帕里一层层展开,取出几张毛票,再配上几分钱的硬币,叮当作响地递过去。那动作,郑重得像完成一场仪式。
回家的路上,我像只撒欢的小狗,围着母亲打转。眼睛盯住她手里那两包月饼,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看我那馋样,有时会停下脚步,蹲下身来,小心翼翼地解开一包“经子”的活结,但并不完全打开,只是掀开草纸的一角,让我看一眼。
里面,是四个焦黄油亮的月饼,紧密地摞在一起。月饼表面,印着清晰的花纹,中心还有“中秋月饼”四个凸起的字,周围点缀着缠枝莲图案。有一股甜腻的、混合着花生油和熟面香的浓郁气味,猛地窜出来,直往鼻子里钻。那香味,对于一个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甜食的孩子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看清楚了?”母亲轻声问,眼里带着一丝笑意,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惜。
我使劲点头,喉咙里咕噜一声。
母亲便又仔细地将草纸按原样包好,灵巧的手指重新将“经子”交叉拉紧,最后系上那个熟悉的提手结。她摸摸我的头,说:“这是串亲戚用的,可不敢吃。”
这话像一句咒语,瞬间把我那颗躁动的心给封印了。我知道,这月饼不属于我们,它只是一个体面的使者,将要带着全家的情面,去完成它在亲戚间的循环旅程。
二
月饼买回来的第二天清晨,家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往常的气氛。
母亲一大早就开始翻箱子找衣服。那箱子是家里最贵重的家具。箱子是枣木做的,大山漆油得发亮。箱子两边有两个黄铜拉手,盖子上有一个黄铜锁扣,还有一把用扁长的、顶端有个弯钩的黄铜钥匙才能捅开的黄铜锁。这是母亲的嫁妆。
母亲最先找我的衣服。我的上衣是一件草绿色的上衣,没有一个布丁,只有年节或者走亲戚时才让穿,平时放在箱子最下面。裤子随便些,不是父亲穿破改小的,就是三姨穿剩下的“剩巴头”。
三姨比我大四岁,那时候的女裤,时兴“偏开口”,就是扣子开在裤腰的右侧。穿三姨的裤子,我心里总有些别扭。布料是柔软的,颜色也鲜亮,但那个偏开口,却像羞耻的缺口。每次上厕所,我都要偷偷摸摸,瞅准没人的时候飞快地钻进去,生怕被伙伴们看见,笑话我穿了女孩子的裤子。不过,这种不快很快就被有新裤子穿的喜悦冲淡了。三姨淘汰下来的裤子,多半是膝盖磨薄了,或者裤脚短了,再不就是样式不时兴了。母亲手巧,总能把这些瑕疵修补或掩饰过去。对我而言,只要没有破洞,能体面地出门,就已经很开心了。
父亲也换上了他的“礼服”。下身是一条劳动布裤子,膝盖和屁股上补着几块劳动布的大补丁。但在那个年代,这并非寒酸,反而是一种时尚,是一种勤劳踏实的象征。上身是一件藏蓝色中山装,有四个口袋,左前胸口袋还有一个插笔孔,上面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
那是父亲身份的象征。他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字写得漂亮,无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遒劲有力。逢年过节,或者谁家有红白喜事,总有人来请父亲写对联、记礼账。这支钢笔,是外婆送给他的,里面实实在在地灌满了蓝墨水,是可以写出流利字迹的真家伙。相比之下,村里许多别钢笔的人,往往只是一个空笔帽,别在口袋上明晃晃撑个门面。父亲别上钢笔后,总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板,那股文化人的自信和矜持,便悄然流露出来。
母亲自己也换上了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那衣服洗得有些发透,但干干净净,领口和袖口都熨得平平整整。她对着窗台上那面水银有些剥落的小镜子,仔细地理了理鬓角的碎发。
收拾停当,父亲推出那辆沉重的三八大杠自行车。他用抹布掸去座垫和横梁上的灰尘,检查一下轮胎的气足不足。母亲则把两包月饼,小心翼翼地挂在车把上。
出发了。父亲蹬上车,母亲侧身坐在后座上,一只手轻轻扶着父亲的腰。我则被抱起来,安置在冰凉而坚硬的横梁上。父亲的胸膛贴着我的后背,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温热和有力的心跳。车把上的月饼,就在我的眼前,随着“经子”晃荡,那诱人的甜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驶出院子,走在村里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早起的乡亲们,扛着农具,或端着饭碗蹲在门口,看见我们这一家穿戴整齐,车把上挂着月饼的模样,都会笑着打招呼:
“哟,这一家子,串亲戚去嘞?”
母亲坐在后座上,总会扬起声,用她那清脆的嗓音,带着几分自豪和喜悦回应:
“是啊,这不是八月十五嘞,去娘家招招(看看)。”
车轮碾过路上的车辙,颠簸着。我把身子缩在父亲怀里,眼睛却始终离不开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月饼。风里带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是炊烟的味道,还有那一丝丝、一缕缕,勾魂摄魄的月饼的甜香。
三
外婆家不远,就在五六里外的村子。但在童年的我看来,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自行车穿过一片片收割后的田野,光秃秃的土地在秋阳下裸露着。路边的杂草上,露水晶莹。偶尔有野兔从田埂上窜过,引起我一阵小小的惊呼。
越是接近外婆的村庄,心里的期待就越是浓烈。不仅仅因为能见到慈祥的外婆和外曾祖母,也因为在那个院子里,或许能获得一丝关于月饼的“恩赏”。
终于,到了村口,那几棵老杨树依然枝繁叶茂。拐进熟悉的小路,就看到曾外祖母在门口张望。她是个裹脚老太太,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看见我们,她便扶着门框笑眯了眼:“可算来了,可算来了!”
外婆听到声音就迎了出来:“来啦!快进屋,快进屋!”声音带着喜悦的颤抖。
母亲下了车,从车把上取下那两包月饼,郑重地递到外婆手上。
“娘,八月十五嘞,这是俺给您买哩月饼。”
外婆双手接过,提着“经子”活结,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草纸包装,看着那红色的嫦娥标签,笑逐颜开,连声说:“哎呀,花这钱干啥,花这钱干啥……”但她眼里的光彩,却分明是欢喜的。她提着月饼,把我们让进屋里。
堂屋有些昏暗,土地面扫得干干净净。靠墙的条几上,摆着座钟和几个搪瓷茶缸。外婆小心翼翼地把月饼放在桌子上,然后便张罗着给我们倒水喝,并且专门在每个茶缸里舀一勺麦乳精。而我的目光,却像被磁石吸住一样,跟着那包月饼移动。我暗暗期待着,外婆会像母亲那样,解开“经子”,让我再看一眼,或者,甚至能掰下一小块让我尝尝。
然而,外婆的行动总是打破我的幻想。她并没有打开月饼,而是搬来一个高脚凳子,踩上去,把月饼放进一个用荆条编成的朱红色“屉斗”里。然后,她拿起靠在墙边的那根长长的竹竿,竿头有个小铁钩。她踮起脚,用竹竿钩住屉斗的提梁,缓缓地、稳稳地,将它吊上房梁。那屉斗晃晃悠悠,最终静止在梁下,像一个被供奉起来的秘密。
我的心,也随着那屉斗,一下子被悬到了高处,空落落的。
外婆挂好月饼,拍拍手上的灰,满意地说:“挂这儿,老鼠就够不着啦。”
中午,外婆会给我们做臊子面,这算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了。她会打开一盒珍贵的午餐肉罐头,将那粉红色的肉块切成小丁,配上切好的萝卜和白菜,舀一勺雪白的猪油在锅里烧热,把菜和肉丁放进去翻炒,加酱油,放很多盐,再添上水熬煮成一锅浓稠的卤汁,这就是“臊子”。
面条是母亲手擀的,宽窄均匀,筋道爽滑。捞在碗里,浇上一大勺油汪汪、咸香四溢的臊子,拌开来,每一根面条都裹上了滋味。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无上的美味。但我吃着面,心里却还惦记着房梁上那包月饼。臊子咸,外婆不许我们多浇,说吃多了口渴。我却觉得,那咸味,正好压住我心里对甜味的渴望。
四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两包月饼的使命,远不止于被食用。它更像一个信使,一种硬通货,在由血缘和姻亲编织成的网络里流通,维系着人情与体面。
外婆家,也只是这两包月饼的起点。它可能被外婆提着,去看望她的兄弟,我的舅爷。也可能被舅爷家提着,去探望他们出嫁的闺女,我的表姨。这两包月饼,就这样在亲戚间开始了它的循环之旅。
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过去好几天了,那两包印着熟悉红标签的月饼,居然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母亲送给外婆的月饼,因为其中有一根“经子”是断的。包装的草纸已经磨损,油渍浸润的范围更大了,“经子”也有些松垮,仿佛诉说着它一路的颠簸。
母亲接过这两包“倦游归来”的月饼,神情复杂,既有物尽其用的欣慰,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她解开“经子”,打开草纸。里面的月饼,早已失去了油润光泽,表面干裂,边缘甚至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霉斑。一股甜腻中带着微酸的气息散发出来。
母亲叹了口气,喃喃道:“这月饼,不能吃了,都长满绿毛了。”
按照惯例,这时的月饼,终于可以被“处理”掉了。但在我们家,有一个人,总会在我最失望的时候,给我带来惊喜。
那就是外曾祖母。外曾祖母那时已经很老了,满头银丝,牙齿也掉得完了,整日坐在炕上,或者靠在墙根晒太阳。她话不多,但眼神总是很清明,默默地关注着家里的一切。
她似乎总能看穿我那双眼睛里藏着的渴望。常常是在午后,家里大人们都下地或者忙别的事情去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外曾祖母会颤巍巍地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然后,她像做贼一样,左右看看,慢慢走到门口,把那扇厚重的木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插上门栓。
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只有窗户纸透进朦胧的光。她走到房梁下,仰起头,那根长长的竹竿就立在旁边。但她年纪大了,已经举不动了。她会指挥我:“乖孙,去,把屉斗钩下来。”
我既兴奋又紧张,使出吃奶的力气,用竹竿钩住提梁,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沉甸甸的屉斗请了下来。外曾祖母揭开盖着的麻布,解开“经子”,拿出一个月饼——正是那从亲戚家云游了一大圈,长着绿毛,霉斑点点的月饼。
她小心地用刀子削去霉变的外皮,然后放在灶火上烤。烤到表面焦黄,外曾祖母把月饼取下来,用衣襟垫着,烫手地拍打几下,吹掉灰烬,然后递给我。
“快吃吧,没人看见。”她压低声音说,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慈爱和纵容。
我接过那块滚烫的、外表粗糙甚至有些丑陋的月饼,迫不及待地咬下去。烤过的月饼,硬得像砖头。但那浓缩的甜味,混合着花生、芝麻、青红丝的香味,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在高温的炙烤下,重新被激发出来,成为一种独特而强烈的味觉记忆。有焦香,有甜香,也有一种……类似雨后青苔的味道。
那味道,绝对称不上完美,但在我心里,那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因为那不仅仅是月饼,那是外曾祖母瞒着全世界,单独为我窃取来的一小块甜蜜,是独属于我的被偏爱的证明。
我蹲在灶火前,小口小口珍惜地吃着。外曾祖母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静静地看着我,脸上带着满足而慈祥的微笑。
五
随着年龄渐长,我慢慢明白了那两包月饼循环往复的意义。
有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从外婆家回来,我终究没忍住,问母亲:“妈,为啥咱家的月饼要送给外婆,外婆又要送给别人?为啥好东西,都得给别人吃,咱们自己不能吃?”
母亲愣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里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面袋和一个小米袋,放在我面前。
“你看,”她指着袋子说,“这是你外婆给的。这白面,这小米,够咱家吃好些日子呢。”
她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继续说:“咱送出去的是两包月饼,可收回来的,是这么多粮食。咱家分的粮食不够吃,要不是逢年过节亲戚间这样互相走动,互相帮衬,光靠你爹挣那点工分,咱娘俩就得饿肚子。”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那些粮食。母亲的话,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那个年代人情世故的一扇门。原来,那两包月饼,不仅仅是一份节礼,它更是一种媒介,一种纽带。它承载的,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而是沉甸甸的生存智慧,是亲戚间相互扶持、共度时艰的朴素契约。月饼在流转中,实现了它比“吃”更重要的价值——维系关系,交换资源。
“礼尚往来”,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最现实、最坚韧的诠释。两包月饼,串起的是情,换回的是命。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点关于“吃不到”的委屈,便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早熟的沉重理解。是啊,比起顿顿能吃上加白面的花卷馍,能吃饱饭,吃不到月饼又算得了什么呢?总比天天吃清水煮红薯要好,那东西吃得肚胀,饱得快,饿得也快,嘴里还老是流酸水。
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年代,八月十五,仿佛真的是给别人过的。圆月是给别人看的,团圆是别人家的。我们拥有的,是那份在清贫中努力维持的体面,是那两包在亲戚手中旅行、最终可能长满绿毛的月饼,以及,外曾祖母在灶火前,为我偷偷烤的那一块带着焦糊和霉味的、独一无二的温暖。
六
许多年过去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在城里安了家。现在的月饼,琳琅满目,包装精美得如同艺术品。广式的、苏式的、冰皮的、流心的……馅料从传统的五仁、豆沙,到创新的芝士、巧克力,无奇不有。根本不用等到中秋节,平日里,只要想吃,随时都能买到。
我也总会买上一些,各式各样的,给父母,给亲戚,也给自己家留几盒。
但是,当我撕开独立包装的铁盒子塑料膜,拿起一块金黄诱人的月饼送入口中时,却总觉得,味道不对。太甜,太腻,太油润,太完美。完美得没有一丝缺憾,也完美得,没有了一丝记忆里的那种牵肠挂肚的念想。
我再也不用眼巴巴地看着月饼被挂上房梁,再也不用等到它旅行之后长满绿毛才能品尝。可那种在匮乏中生长出的极致的渴望,以及满足渴望后那种巨大的幸福感,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母亲早已不用再粜粮食买月饼了;父亲那支别在中山装口袋上的钢笔,也早已被各种签字笔取代;那辆承载着一家三口和一份月饼希望的三八大杠自行车,早已不知道去了哪里;外婆和外曾祖母,也早已长眠于村外的黄土垄中。
只有记忆,还鲜活如初。
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场景: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棂,在昏暗的堂屋里投下斑驳的光影。外曾祖母佝偻着身子,用火钳夹着那块长了绿毛的月饼,在橘红色的灶火上,耐心地翻转烘烤。空气中弥漫着焦香、甜香和霉味混合的奇异气息。我蹲在一边,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像一只等待投喂的雏鸟。
那是我关于中秋节,最深刻,最复杂,也最温暖的记忆。
那包在亲戚间流转最终长毛的月饼,以及外曾祖母为我偷烤的那一块,它们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贫困和无奈,更是一种在贫困中挣扎求存的坚韧,一种在匮乏中依然坚守的体面与温情,一种埋藏在生活最底层,却顽强闪烁的人性微光。
如今的月饼,什么都有,唯独少了那一点点,名叫“盼望”的滋味。
而那根捆扎月饼的“经子”,仿佛也捆扎了我整个童年,捆扎了那个清贫却充满烟火人情的年代。它系着的,不仅仅是两包月饼,更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