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石铭》凝思（杂感）

走进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 ”高邮州署”，深邃、庄严、威仪之感扑面而来，院中的一块碑刻，增添些许威严，让我沉思良久。

此碑刻被称为《戒石铭》。《戒石铭》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碑刻，主要用于警示和劝诫，通常刻有戒律、禁令或道德规范等内容，一般设立在官府、寺庙、学校或交通要道等显眼位置，让人们时刻铭记并遵守。

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就有《戒石铭》，不过那时叫《令长新戒》，唐玄宗要求各县刻《新诫》于石，这是官箴发展成戒石箴的开始。《戒石铭》内容为四字句或对仗工整的短文，语言简洁明了，便于记忆和传播。既约束行为，又教育警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秩序和道德的重视，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宋太宗赵光义借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颁令箴》，但又觉得太过冗长，删繁就简，精炼四句，颁于州县，赖令刻石于衙署大堂前，作为“御制戒石碑”，对官员进行劝诚和警示，强调官员所领俸禄皆为百姓血汗，百姓可欺，天理难容。奉劝官员要廉洁奉公，为民造福，是历代廉政教育的经典文献。

《戒石铭》不是法律法规，只在道德的范畴，起奉劝提醒，警告诫勉的约束作用。尽管将其立于显眼位置，给官员警示，对民众承诺，把“明面上的戒律”与“暗地里的监督”相结合，形成一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治理雏形，显现了刚柔并济的管理智慧，但当“端看饭碗骂娘”时，只能以“上天难欺”的“人在做，天在看”作为最后的“盾牌”，对正直的官员有很好的警示、督促作用，但对相当多的官员，虽有拉满的仪式感，那也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标榜，做的是表面文章，行的是贪赃枉法，倡导《官箴》的孟昶，最终也违背初心，骄奢淫逸，走向亡国，充分证明仅有《戒石铭》的软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配套刚性的法律法规，采用硬约束才行。

宋高宗赵构下令，将时任泰和县知县黄庭坚所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摹勒成碑，颁降于天下郡县，刻石立于衙署大堂中央，更应“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以警醒官员，此举使得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版本成为后世通行的标准范本。

从唐玄宗的《令长新戒》、孟昶的《颁令箴》、宋太宗的删繁就简的《戒石铭》到明代郭允礼的《公廉碑》，尽管名称、内容、形式有所变化，但都受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上率下思想的影响，“廉洁自律、公正为民”的核心主旨并未改变，说明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道理，“公生明，廉生威”。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政治清明的保证。

颜真卿、黄庭坚“以石为媒”，将书法艺术与廉政思想融为一体的智慧，不仅让戒律更具权威性，也使道德教化通过碑刻的形式得以留传。站在《戒石铭》前，仿佛看到历代官员举行祭拜仪式，诵读铭文；驻足吟诵、沉思的场景，令人心生敬畏！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深入骨髓，会涌现越来越多像包拯、海瑞、于成龙这样受敬仰和爱戴的清官。

明太祖朱元璋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后又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天语坊”等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通称“戒石铭”。日本福岛县霞城公园也有一块《戒石铭》，作为官员的座右铭，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家级文物，疑为侵华时从中国掳走。

《戒石铭》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廉洁奉公、公正为民”的思想穿越千年，似一座不朽的灯塔，照亮清政廉明、社会治理与道德建设的前行之路；践行核心价值观，汲取其精华，让这颗“蒙上历史尘埃”的文化瑰宝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将“廉”与“公”的精神融入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营造风清气政的政治生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