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树·花》中,风想成为树,树想成为花,花想成为小溪,但最终自己还是自己,谁也没有成为别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们卑怯的活着,就如文中所表述的那样,“都在自己忐忑卑微的热恋中希冀着别样的人生位置”。希冀谁的位置?希冀自己梦想中的位置?希冀别人已拥有的位置?生活中,有地位的希冀没有地位的,有财富的希冀没财富的,有权势的希冀没权势的……乍看之下,好像是世事颠倒。但细想之下,不管是“颠”,还是“倒”,这些都是我们所渴求的。我们渴求的,原是将他人的星火捻入自己的灯芯。翻看学生点赞的照片时,指尖在屏幕上凝固——那些对他人位置的渴求,原就是把渴求抵押给虚妄的镜城。风想成为树,树想成为花,花想成为小溪,却忘了风掠过树梢的私语,本就是最自由的合奏。风还是风,树还是树,花还是花。风不会成为树,树也不会成为花,花更不可能成为小溪,我们更不可能成为别人。但风可以选择让树和自己作伴,树可以选择让花和自己作伴,花也可以选择让小溪和自己作伴。这样,我们不必希冀成为别人,只要希冀“心”在一起,便可分享彼此的快乐。亲爱的,你会希冀和谁在一起?
(二)
《庄子·骈拇》道:“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其意是说,凫的腿即使很短,但如果你把它接长,凫就会很痛苦;鹤的腿即使很长,要把它截断,鹤也会很悲伤。所以,本性长的不要折断,本性短的不要接长,这样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了。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幸福,原因在于我们常常会为凫接腿,为鹤折趾,这都是违背我们的本性去追求幸福。幸福有长有短,长则享长福,短则享短福。无论长短,都有幸福的成分,何忧福长福短?我曾执着地为凫接鹤的长腿,直到看见它挣扎着沉入淤泥;我也曾将鹤的趾骨削短,却听见它彻夜的哀鸣。原来我们高举的“幸福”刻刀,往往最先划伤自己的掌心。其实,幸福有时就是一种简单——幸福就是现在。
(三)
彼年,在舅舅家偶尔看到一本《读者》合订本,它的纸张带着老木箱的味道。书页的边角,岁月的渍迹晕开着淡黄,像少年时不敢宣之于口的多情心事,从此便认定看到一本好杂志。即使那时没钱去买,仍对它念念不忘。后来上了大学,偶尔买上一回,那也算得上奢侈一回。不记得学校图书馆曾有过否,但如同学买到,定要饱览一番。再后来,又发现了《青年文摘》,我想这二者肯定是在做“楚汉之争”,但于我无争,我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除此,别无其他。工作了,看书少了,也没了静下的耐心。纯文学,太“阳春白雪”了,在这样看重“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纯消遣,太“下里巴人”了,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残次品”,显得品味低俗。还好有二者,不偏不倚,折取中庸。有时去报刊亭,有时去邮局,只要是新一期,能一同带回来,便一起回来;不能一同带回,便前前后后带回。看得多了,便也买得多了,买得多了,便也攒得多了,攒得多了,便也谈得多了。但我倾注的对象是自己的学生,像敬业的推销员一样,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反复叙说着。是呀,不会有那个同事会很“二”地听你滔滔不绝地讲述无关痛痒的杂志。讲得多了,一高兴,那垒起的杂志全都送给学生去看,至少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和我一起分享这些东西的。不知不觉中又走进报刊亭搜索,未能如愿以偿地找到最新一期,一种不好的预感弥漫心头,隐约觉着读它们的人在减少,至少在这个城市是这样。最终只从邮局买到一本往期的。公交车上,我不敢翻开去读,因为车上的人都在聊天,吃东西,刷手机。报刊亭的冷清与公交车上的人们侧身而过,就像两片逆向漂流的孤岛。人们用指尖在屏幕上建造城池,却又在书山的缝隙里寻找钥匙——究竟那座城,困住了我们的灵魂?阅读,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能隐藏精神的地方。读它,不偏离于生活的平凡,不纠缠于生活的沉重,不以物喜,却也努力不让己悲。淡淡的,就像春日午后的暖阳,一切都是温润的!
(四)
四十几万字的《白鹿原》只看八天就全部看完,且只在睡觉前阅读几章。白天是一概不看,开着电视,半看半不看。只在暮色四合中,才和侄子顺着寂静的街巷出门去买凉皮。少了嘈杂,多了寂静。这是记忆中的感觉:静默的冬夜,全家人静静地听着一台收音机。不知为什么,这部小说看得如此之快,可能总觉得无事可做。要是在学校,像这样部头的书总归一年也看不完,而到家阅读却如此之快。白鹿原上三代人的命运在八昼夜奔涌而过,当黑娃撕碎族谱又跪向墨香,当现代人却用打卡替代品读——原来最快的阅读是遗忘,最慢的翻阅是生长。
周日,带五岁的侄子去书城,孩子兴奋地在书山书海中徜徉,最终只带回了自己喜欢的两本。惊讶的不是孩子挑选的书,而是书城中人山人海的读者,即使过道,也要侧身而过。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中国人年均读书量只有0.8本,还不到欧美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而此时的景象却令人惊诧不异。
看着如此之多的人,忽然想起钱锺书先生《围城》中的话:“围在城中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大抵我们看书却不是为了看书吧!上面的数据已经说明了问题,这也是我如此神速的原因吧。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交往的地域越来越宽广,可我们的心却越收越紧,而且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我们渴望冲破围墙与人交往,但坚固的“心城”却成了束缚的藩篱,不易被冲破。于是乎,我们看到了一群在书城看书的人,看到了一群像我一样读书的人!
“当爱熄了灯,心总会围成一座城。”这座城叫做“心城”。有人用书页砌墙,有人撕掉城门的通行证,也有人把钥匙铸成镣铐——而真正的突围,始于承认自己既是囚徒,也是守城人。
(五)
很欣赏王蒙的这种观点,好人是有所不为的,坏人是无所不为的。乍看之后,不仅为王蒙先生的总结拍手叫绝。好人坏人,不会写在脸上,但走在路上我们免不了碰上好人坏人,免不了要辨一番,也免不了想跟好人一路同行,跟坏人分道扬镳。我们的潜意识中总有一种价值观在时时提醒我们。
让·保罗·萨特认为,人是由自己的行为打造出来的。坏人和好人其实是人属性的两个极致,不停地在做着拔河的角力比赛。那种暂时略显上峰,人就暂时倾向那方。这种充满竞技的比拼恰恰是好人坏人行为的展现。
假设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先有好人,还是先有坏人?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却不易回答。不过对于好坏人们自然有其倾向,儒家倡导尽可能地体现人的价值,类似无所不能。但细琢之下,儒家在尽显人的潜能的同时,却也在极力的约束人的黑暗之处,有些举镣铐起舞之嫌,倒不如道家来的自如洒脱。不过,这二者都有一种趋向,那就是人心向善,做一个好人。
在《白鹿原》中,黑娃由一个懵懂后生变成杀人掠货,无所不为的土匪,在极尽坏人的极致之后,突然醒悟,决定读书做一个像人的人,从一极转向另一极,这种举动本身就是令人费解,两种对立达到极致的东西为什么会在那一刻转化,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不过朱先生的一幅勉联“学好为人”也值得我们深深的品味。
我认同王蒙先生的观点,不过还得加上一句,这二者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人性并非凝固的碑石,而是流动的河床——善的澄澈与恶的淤泥沙砾在此交织。我们以“有所不为”在河岸筑堤,却总被“无所不为”的暗流冲刷根基。真正的救赎者,恰是在承认自己既是拓荒者也是荒芜者。人性真正的庄严,始于接纳善恶共生,但终于向光而行的永恒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