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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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读了约莫一周，总算完成了整本书的阅读。
翻开书的扉页，赫然印着这样一句：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滋味，或许是一种被理解的慰藉，抑或是在渴望的包容，难以言说。
故事依旧发生在延津大地，刘震云先生依旧沿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套路，跳出桎梏，以冷眼旁观者参与，如话家常般，向读者娓娓道来。
杜太白这一角色，在书中不断地被苦难，反复拷打。或许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有了一些寓示。在中国男性骨子里，鲜少有在孩提时期不畏惧自己的父亲的，甚至于现在，此类问题还在延续。
回到原文，这或许就是他，尽管父亲故去，尽管早已说服自己，但在落魄时，依然会反复梦到父亲。弗洛伊德提出“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杜天威对他有着种种的恶行，但他终归曾是这个家的支柱。拧巴的中式父子关系，尤其对于有相同经历的读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在照见自己。
童年已然如此不幸，可命运依旧不停的在捉弄他。蒙冤离职，不得已从事曾认为“下九流”的婚丧主持，满口的圣贤文章，诗词歌赋，在现实面前可谓一地鸡毛。不过这些也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窘迫中，保留的最后一丝清高和执拗。步入正轨，儿子离家，女儿叛道，多年婚姻里，日复一日的消耗，最终在一盘豆芽的争吵中，走向尽头。
与梦露的露水情缘，他以为遇到了灵魂契合的人，却在不知不觉的，犹豫与懦弱里，弄丢了那个愿意为他洗手作羹汤的发廊女。终究成为彼此人生的匆匆过客，后面再相逢，也是相顾无言。
以为遇到合适的人，却不想又陷入结婚话题的泥淖，田锦秀的若即若离，加之杜太白不愿再次走进枷锁，终于这段感情在“咸猪手”事件后，走向了终点。而离开杜太白后，田锦秀的闪婚，也不禁让人唏嘘，一片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与算计。
为了生存，杜太白在市场卖起了萝卜。刚刚有所起色时，阴差阳错，碰上侄子伦敦扫黄，又一次进了拘留所。第三次，全延津人口耳相传，杜太白嫖娼被抓。被放出来后，他早已被生活折磨的没有人样，终日酗酒，胡言乱语，在他的世界里，人人都成了杜天威。他开始逢人便诉说，发生在自己身上，诸多原因和逻辑的关系。知道没人在听，又和动物对话，蚊子、苍蝇、猫、蟑螂，都成了他的听众。可是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同进拘留所的几个卖淫女。生活就是这般，就连死对头曹五车，都不禁为杜太白呐喊，可终归在死寂的生活中，掀不起半分浪花。
杜太白决定赴死，大抵是受到了申时行和秦东峰的影响。申时行，一个太爱思考的人，却始终找不到思考通往行动的路径。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是理性的悖论：当理性无法解构生活，只能被生活本身压垮。如果说他的死是困于思，那么秦东峰，可以说是困于行，小说中对他着墨不多，可单从他临终的致歉，对这个人的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囿于现实，债台高筑之下，走投无路。二者都是“出走”失败的人。有意思的是，两者的死法，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或许也是启示着我们：上下不通，只得继续。
杜太白，终究没有死成。他的困境，相比较而言，更为复杂。可在生活的冲刷中，他学会了一种面对荒诞的态度。正如他安慰申时行时说“给时间一点时间”，这话说给别人听，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不是道理能解决的，需要等，需要忍，需要在“装死”中活下来。当然，小说中春芽的“装死”理论——“遇到寒冬，就是一句话，装死。装死，就不会死了”也带给他不少的启发。
换言之，杜太白的突围，不是找到了某个确切的答案，而是接受了一个前提：生活本身就是“咸”的，是泪水与汗水的混合物，是“玩笑”与“悲凉”的交织。
最终小说在正文二，留给了我们一个清晰又模糊的结尾，戛然而止，把更多的留白和可能交给了读者，这也正是刘震云小说的魅力和幽默，荒诞却不荒唐，戏谑而不轻浮。我们确乎从中看到了自己，看到内心的伤痕，可是确实也要借诸于此，实现解构之后的重组突围。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常读书。
正如小说中杜太白说：“生活中的人都会死，书里的人永远活着。或者说，书不长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