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时分忆母魂

月圆时分忆母魂

卢新松

那年正月十六的月光，亮得令人心惊，也凉得彻骨。那光芒顺着老屋的窗棱缝爬进来，似一条僵冷无声的蛇，盘踞在我的枕畔。河滩的方向，隐约传来不成调的嘈杂人声，惊得院内枯枝簌簌作响。母亲最后带走的气息，便消融在那一片冰凉的月华中——一个永远无从抵达慰藉的角落。

母亲生前最后几年，老屋的灶台如同她操劳一生的心，永远蒸腾着苦涩而沉重的水汽。青黄不接的日子是我们幼年最清晰深刻的暗色背景。记忆之中，那黑黢黢的铁锅里总是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蒸汽：浓烟包裹的玉米饼是为我们兄妹几个准备的；一旁粗陶碗里，却盛着团不成型的麸皮糊，那是母亲和父亲的吞咽。麸皮那种干涩刺喉的焦粗感，多年后我曾用颤抖的手捻起一点含入口中，只为感知母亲每日承受的割裂——那滋味扎得眼泪直迸，喉咙里仿佛卡着一把粗粝的沙石。

家中那几只芦花鸡，便是幽暗日子里唯一一点跃动的微光。母亲日日弯腰巡视，从鸡窝中取出尚有温度的白净鸡蛋，那种神情近乎某种圣徒般的虔诚。积少成多，这些细小的圆形白物，最终变成了油瓶瓶底那薄薄一层金黄，变成了盐罐里最下方一层珍贵的白。我曾天真地以为鸡是母亲最珍视的生灵，直到那个春天弟弟学费催缴的纸条送来时，她毫不犹豫地杀了唯一会下蛋的母鸡送到学堂抵债。弟弟的书本沾着油腥味回来了，我却第一次从父亲扭痛的叹息里听出了某种惊心动魄的声音。

家里确曾有一处令人惊异的“宝光”，便是母亲嵌在牙上的一颗小金牙。那是她年轻时，从已凋敝的娘家带来的唯一完整嫁妆。然而终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带着钳子和叮当作响的钱币来了。母亲背过我们，死死抓住了桌脚。一声沉闷的硬物折断和随之强抑下去的呻吟后，她那空出的牙龈里溢满了刺目的腥红，如同某种生命深处被撕开的裂口。她只对我们低声说了句：“娘这牙松了。”那颗被父亲小心翼翼擦净的微黄带血的金牙在晨光中一闪，也落入了别人的掌中。金牙换来的那些散乱纸钞，如同沾血的赎金，竟成了弟弟的学费——血淋淋的交换照亮了我们前方的路，代价却是抽空了母亲脚下立足的最后土壤。

母亲是病死的，只是那过程漫长如熬筋沥血。她的身体仿佛在无声之中瓦解崩坏，先是彻夜彻夜的咳嗽穿透薄壁，后是常年冰冷的指尖。可纺车与织机从未停下，它们以单调的节奏榨干了她白日最后的光。我曾偷偷扒在土布门帘缝隙中注视她深夜劳作的影子：弓背伏在油灯微光里的纺车旁，双臂牵动着细麻线单调地在幽暗中摇摆不止，整个人几乎被沉重的疲乏吞噬。最后一年冬天，她昏倒在织机边上，面色比地窑里埋了一冬的萝卜更惨白惨青——身体在油尽灯枯前发出了这样决绝的信号，连仅剩的温度都在为儿女织布的夜里无声熄灭了。

可谁料这躯壳的绝境之后，是灵魂更骇人的陷落？先是自言自语，絮叨着我们听不明的呓语。而后她看我们的眼神变了，渐渐浮现出面对陌生人的那种茫然惊恐。她有时会猛地拽紧我的手腕，双眼瞪大：“这是哪？你们是谁？” 有时也会对着屋角絮絮念叨，声音是那般温柔，仿佛在呼唤早逝的外婆——那一刻我才真正领会母亲灵魂的分裂，原来生命内部的崩陷远比肉体的衰败来得更寂静而惊心。老屋角落堆起的纺线渐渐成了蛛网缠绕的坟冢，她的精神也像风中残烛一样无声地摇摇欲坠。

母亲离去前最后的小年夜晚，我偷煮了留给父亲补身子的唯一一颗鸡蛋，剥开蛋壳的瞬间热气烫得手指一痛。母亲循声走来，看到这一幕时竟既没有责骂也没有痛呼。她只是怔怔地望着那颗在水汽里颤动的水煮蛋，像望着深不可测的迷途漩涡。月光恰在此时从破损的纸窗透了进来，水淋淋地泼在我手中的鸡蛋上，也映照在母亲眼角那无声滑下的一痕水迹上——一颗蛋就是整个世界的沉重，压弯了母亲灵魂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父亲那惊恐的呼喊声穿透巷子、人们手忙脚乱地从冰冷河水里扶起母亲那具早已僵冷的躯体时，我看到了她散乱发丝上凝结的白霜与泥污。那白霜映着正月十六的月光，冷过世间一切荒寒。那瓶散发着刺鼻气息的敌敌畏农药瓶滚落在湿漉漉的砂石滩上，在刺眼阳光下反射着冰冷异样的光——它像一只永远再也闭不上的眼，无神又悲凉地凝视着我后来二十年的每一场悔恨与疼痛。

母亲撒在河岸上那颗没入口的水煮蛋，蛋清破碎如命运本身不可收拾的碎片。每一次月圆当空，我都会恍惚觉得那轮冰盘又浮起河滩水面上。它圆得残忍，亮得惨然，像摔碎在老滩上的一只盛满苦水的薄瓷碗，被光阴浸泡得那样深重，再也没能等到岸边有人俯身去拾掇其中的碎银与泪滴。

母亲一生挣扎在贫瘠与孤绝之中，最终在月下奔赴了长久的寒夜。人间困厄如磐石般重压着她单薄的灵魂，终于将她推入那条不归的河流。月光依然年年圆缺如常，唯余下我们，背负着未尽的孝道和无声的债，在漫长人生路上踯躅前行。月光铺成的路，冷得那样透骨——它通向的尽头，是母亲以命为我们辟出的方向，而我的思念，永远无法逾越那条冥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