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文学梦

煤油灯下的文学梦

卢新松

煤油灯的光晕在斑驳的墙壁上摇曳，像一簇不安的萤火。那时我正读初中，家境贫寒，连一盏煤油灯都成了奢侈品。母亲在昏暗的灶台前缝补衣裳，总在我翻开课本时轻声叹息：“娃啊，省点煤油吧，明儿还得换米。”可文学的种子早已在我心底生根，那些铅字在课本里跳动，仿佛要破纸而出。于是我在暮色中蜷缩在窗边，借着天光抄写诗句，直到最后一缕夕阳沉入地平线。

捡废品的少年总在街巷里穿梭。我背着竹篓，弯腰捡起被雨水泡软的塑料纸，牙膏皮在泥泞中泛着锈色，像一枚枚沉默的硬币。巷口的阿婆常摇着头嘀咕：“这孩子莫不是傻了？捡这些破烂能换几毛钱？”我却不言语，只将废品攒到小卖部，换回一瓶浑浊的煤油。灯芯燃起时，油烟呛得眼睛生疼，但纸页上的字迹终于清晰了。夜深人静，父母早已睡下，我伏在木桌上，听着窗外的狗吠与风声，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仿佛在与整个世界对话。

最初的创作是笨拙的。小说里的人物总在原地打转，诗歌的韵律像断线的风筝，散文更是散成了零落的碎屑。我将这些稚嫩的文字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仿佛寄出一颗颗忐忑的心。然而回信总是冰冷的退稿单，编辑的批语如细针扎进皮肤：“缺乏深度”“结构松散”“语言平淡”……邮递员将信件递来时，我总躲到操场角落拆开，生怕被同学看见那刺眼的“退稿”二字。渐渐地，流言在校园里蔓延。“瞧，那个神经病又写文章了！”“连饭都吃不饱，还当作家呢！”他们的声音像一群聒噪的麻雀，啄食着我的自尊。更有顽劣者见我路过，便故意高喊：“大作家！今天又发表啥了？”我低头快步走过，后背如被荆棘刺扎，汗水渗进衬衫，洇出一片难堪的湿痕。

然而文学的引力太强大了。那些嘲笑者的脸在记忆中模糊，而稿纸上的空白却清晰如刀痕。课间十分钟，我抓紧时间在草稿本上勾勒故事；放学路上，将看到的炊烟、老牛、夕阳都化作笔下的意象；就连数学课上，我也在习题册边缘偷偷写诗，被老师发现时，罚站的耻辱与创作的狂热交织成奇异的滋味。煤油灯成了我的战友，它见证了我手指被冻裂的冬天，见证了我熬夜时打瞌睡的狼狈，也见证了我将退稿信揉成一团又展平的反复。灯油渐尽时，火光微弱如垂死之蝶，我却固执地不肯熄灭它，总觉得再多燃一刻，灵感便会从黑暗中飞出。

时间像一条沉默的河，载着我的坚持缓缓流淌。初中毕业那年，我攒下的稿纸已能垒成小山。虽然依旧无人问津，但笔尖已不再生涩，故事里的人物开始有了自己的呼吸，诗歌的韵脚也渐渐找到节拍。高中时，我辗转于各个文学社团，投稿的地址从县城扩展到省城。偶尔收到编辑的回信，虽仍是退稿，但批语里多了几句勉励：“有一定进步，望继续努力。”这些字句像春日的暖雨，让干涸的心田泛起绿意。

命运的转折来得悄然。在媒体打工期间，我写的长篇小说《丁字路口》意外被一家出版社选中。签约那天，编辑拍拍我的肩膀：“故事很真实，能看到生活的筋骨。”我回到宿舍，将消息藏在心底，直到深夜才敢放任泪水流淌。那些嘲笑的声音忽然遥远了，仿佛从未存在过。随后，诗歌集《家乡的九月》和《世纪大合唱》相继出版，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有人写：“你的文字让我想起故乡的炊烟。”有人感慨：“原来平凡的生活也能如此动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文学不是华丽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泥土的苍翠之树。

进入新闻机构后，文学功底成了意外的馈赠。通讯稿需要精准而流畅的表达，采访中捕捉细节的敏锐，皆源于当年在煤油灯下反复锤炼的文字。同事们惊叹于我的写作速度，却不知那些深夜的孤灯与退稿的挫败，早已将我的笔锋磨得锋利。而当年嘲笑我的人，再见时神色已截然不同。他们或是在书店里偶遇，怔怔地望着我签名的书籍；或是听闻我的消息后，尴尬地讪笑：“没想到你真成了作家……”那些目光中的羡慕与敬佩，像一枚枚温热的硬币，终于赎回了我曾廉价卖出的尊严。

如今回望，那条文学之路布满荆棘，却也铺满星光。若没有父母的期待，我或许会在贫寒中放弃；若没有嘲笑者的鞭策，我或许会在自满中停滞。期待是温柔的鞭子，它让人不敢懈怠；嘲笑是锋利的刀，它削去怯懦与浮躁。我曾以为成功是一瞬间的辉煌，后来才懂得，成功是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是黑暗中的摸索与坚持，是将苦涩的泪水酿成甘甜的墨汁。

煤油灯早已成了博物馆里的旧物，但它的光永远亮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夜深写作，台灯的光总会让我想起那摇曳的油灯，想起捡废品的少年如何在寒风中守护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文学不是天赋的馈赠，而是汗水的结晶；成功不是命运的垂青，而是意志的胜利。那些在期待与嘲笑中前行的人，终会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抵达终点时的掌声，而在于跋涉途中，每一步都踩出了自己的印记。

窗外的月光流淌在书桌上，我合上电脑，望向墙角的书架。那些出版的书籍静静排列，像一列列沉默的士兵。它们不会说话，却诉说着一个真理：不要让期待你的人期待得太久，也不要让嘲笑你的人嘲笑得太久。因为时间会证明，真正的坚持，终将让梦想破茧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