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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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脑电排站与我家仅一墙之隔，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或更早，是一座以排涝为主，兼具灌溉、防洪等功能的小〔一〕型水利工程。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历经风雨洗礼，几十年未曾有过大修。直至2022年，水利部门拨下专款，对其进行扩容重建。次年，焕然一新的电排站投入使用，往昔陈旧的模样已全然不见。不过，我今天要讲述的，并非它崭新的面貌，而是上世纪70年代，在那电排站里三位小人物的生活时光。
欧嫂，一位地地道道的长沙人。她一开口，那长沙话就像炒豆子一般，噼里啪啦，语速极快。那时的她40多岁，跟随丈夫从省城下放，先至临湘县电力局，后又辗转来到这座电排站。她的丈夫年长她十来岁，是站里的技术员，而她则在此谋得一份杂工的差事，主要负责看守电话。工作虽简单，却也给了她一个稳定的营生。欧嫂育有一儿一女。
欧嫂的“小气”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就拿守电话来说，邻里乡亲因有事需频繁接打电话，次数稍多，她便不耐烦起来。尤其是叫人接电话，多走几步路便满腹牢骚：“格不是一扎路，叫人也不是咯样个叫法噻！”时间一长，她竟想出了个令人无奈的“主意”：她向前来打电话的人宣布，“以后打电话，一次二分钱，叫人再加一分钱！”这一规定顿时激起大家的不满。可当时农村通讯不便，电话稀缺，即便心里有气，为了应急，人们也不得不掏钱。有一回，隔壁刘大爷家中有急事，需打电话叫在县里工作的儿子回来。因儿子那边一直无人接听，刘大爷接连拨打了好几次。欧嫂见状，满脸不悦。刘大爷好说歹说，又额外多给了一毛钱，她才勉强同意让其继续拨打。刘大爷一边摇头，一边低声嘟囔：“这欧嫂，简直就是个抠嫂！”
电排站的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每到周末，这里便成了我们小伙伴的欢乐天地。可欧嫂十分嫌弃我们吵闹，一瞧见我们朝会议室走去，便会立刻小跑过去将门锁上，同时操着长沙话大声道：“莫在格里吵吵闹闹哒，影响别人工作晓得不！”我们只能眼巴巴望着紧闭的门，心里暗自抱怨她的不近人情。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实在手痒，趁欧嫂外出，偷偷翻窗钻进会议室。正当我们打得兴起，欧嫂回来了。她见我们在内，脸色顿变，大声呵斥：“你们这些细伢子，怎么格不听话咯！居然翻窗户进来？”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得灰溜溜地翻窗落荒而逃。1975年，欧嫂夫妇终于迎来政策落实，得以回到临湘电力局工作。得知此消息，我们这些小朋友高兴坏了，心想周末又能尽情打球了。
欧嫂的种种行为，在当时令大家不满。可如今想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的小气或许也是生活所迫。她远离熟悉的省城，来到这偏远电排站，生活的压力可能让她不得不斤斤计较，试图通过这些看似“抠门”的行为，为单位或自己争取些微薄的好处。她的形象，是那个时代众多为生活所困的普通人的缩影，其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对人们性格的深刻影响。
董爹，是站里的炊事员，操一口浓重的湖北话。他已年过六旬，外表不修边幅，一脸络腮胡子，显得颇为粗犷。董爹来自湖北洪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别看他外表粗犷，做饭却是一把好手，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都做得相当出色，站里无人不称赞他的厨艺。此外，董爹十分勤快，在电排站前后开垦了一片菜园，种满各式蔬菜。每到成熟季节，园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董爹看上了我们队上一位丧夫的大妈。大妈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可她的儿子却坚决反对两人来往。董爹并未因此放弃，时常偷偷向大妈献殷勤。每天一大早，他便从菜园里精心挑选最新鲜的时令蔬菜，用竹篮装得满满当当，悄悄给大妈送去。他操着湖北话，满脸真诚地说：“妹子啊，这是我今早刚从园子里摘的菜，新鲜得很，你拿去尝尝。”大妈推辞不过，只好收下。有时，董爹还会从食堂拿出几个自己做的包子馒头，用干净布包好，偷偷塞给大妈。大妈心里对董爹充满感激，又担心儿子不高兴，只得小心维持着这种偷偷摸摸的来往。
一天夜里，大妈的儿子偶然发现董爹给母亲送吃食，顿时火冒三丈，气冲冲跑到电排站，指着董爹鼻子骂道：“你个老头子，别老缠着我妈，我绝对不同意你们！”董爹并未生气，只是微笑着说：“伢儿嘞，我就是看你妈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想帮衬帮衬。”尽管他再三解释，大妈的儿子始终不为所动。董爹无奈，只能继续偷偷送东西，每次去也仅是看一眼便离开。最终，两人未能修成正果。后来，随着年事已高，董爹不得不回到洪湖老家。离开时，他眼中满是不舍，站在过江的船码头上，还不时朝大妈家的方向眺望。
董爹的这段感情经历，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在情感表达上的含蓄与无奈。一方面，传统观念和家庭压力使得子女对父母的情感生活干涉过多；另一方面，董爹作为单身老人，对爱情和温暖的渴望无比强烈。他的执着与无奈，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社会观念束缚下无数人的真实写照。
赵叔，是站里的技术员，30多岁，家住黄盖湖农场铁山咀的农村，属于“半边户”。他平日喜好抽烟喝酒，尤其痴迷下象棋，棋瘾极大。平时上班若无棋可下，他便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夏季电排站抽水灌溉时，许多冶湖的野生鱼被电机打成两截，顺水流排出。起初，这些鱼都流入沟渠，可让我们这些小伙伴高兴坏了。大家纷纷脱掉裤衩，跳进沟渠里摸鱼，运气好时，一次能收获一脸盆。后来，赵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铁丝网，安装在出水口。这样一来，鱼就很少再流到沟渠，大部分被站里人捡去改善伙食“打牙祭”了。我们对赵叔此举恨得牙痒痒，一直琢磨着怎么从他的铁丝网里“偷”鱼。
我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两个办法。其一，拿谷酒去“巴结”他。有一回，我偷偷从家里拿了半瓶谷酒，跑到电排站找到赵叔，堆笑说：“赵叔，您平时工作辛苦，我特意给您带了点好谷酒，您尝尝。”赵叔一看是酒，眼睛顿时亮了，高兴道：“哎呀，你这伢崽还蛮懂事嘞。”他接过酒，打开瓶盖深闻一下，脸上笑开了花。我趁机说：“赵叔，您看那铁丝网里的鱼，能不能让我们也捡几条？”赵叔抿了口酒，略作思索：“行吧，看在这酒的份上，你们去捡几条，可别太多。”我一听，赶紧招呼小伙伴们去捡鱼。
另一个办法是找人跟他下棋，我们则趁机“混水摸鱼”。我特意请来村里棋艺最高的李大哥与赵叔对弈。两人在机房全神贯注，赵叔的注意力完全被棋局吸引，丝毫未察觉我们悄悄溜到铁丝网边，小心翼翼伸手进去抓了几条鱼，然后迅速跑开。等赵叔发现，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他在后面气得直跺脚，大声骂：“你们这些小崽子，太调皮哒！”不过，尽管每次都被气得够呛，下次用这招，他依然会上当。后来，组织上为照顾赵叔，将他调至离家更近的黄盖湖农场铁山咀电排站。虽然我们少了一个“斗智斗勇”的对象，但回想起那段与他周旋捡鱼的日子，心中依然充满怀念。
赵叔与我们围绕鱼的“智斗”，体现了那个物资相对短缺年代里，不同人群间的微妙关系。对赵叔而言，用铁丝网拦鱼改善伙食，或许是他作为站里一员的本能；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鱼是难得的美味，也是童年乐趣的一部分。我们与赵叔之间的周旋，既展现了孩子的天真机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小冲突。这种冲突并非恶意，反而充满生活趣味，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符号。
这些发生在电排站里的故事，如今细细回味，每一个都充满了别样的滋味。欧嫂的“小气”背后，是生活压力下的无奈挣扎；董爹的求爱波折，折射出时代观念对个人情感的束缚；赵叔与我们捡鱼的较量，则体现了物资短缺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互动方式。这些小人物，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演绎着或窘迫、或无奈、或有趣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记录，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生动注脚，为我的童年增添了丰富而独特的色彩，也让我对那个年代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