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

我的父亲十分固执，甚至到了近乎执拗的境地……

前些天的某个早晨，父亲突然说要重拾北沟的那块地。他计划把土地平整好，种些三年生的苦参。用他的原话说：“这玩意儿，至少比种庄稼来的钱多。”可我对此并不乐观。其一，他已种了大半辈子的地，实在不该再这样辛苦；其二，家里这段时间并不宽裕，整地要钱，买种子要钱，粗粗一算便是好几千，而家中余钱，也不过如此。

我把顾虑说给他听。父亲呷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嘟囔了几句，大意无非是：“我意已决，不再更改。”我不愿同他争辩，深知言语从来动摇不了他的心。于是上午刚做的决定，下午他就请人整了地；第二天又一早赶去买种子，俨然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我无可奈何，只得顺着他的意愿，多帮他做些农活，也算略尽心意。实话讲，北沟那块地我向来觉得不宜耕种：四周土坡环绕，一旦下雨，积水便横冲直撞，卷走地表泥土。久而久之，那里只剩奇形怪状的石头裸露在外，像大地沉默的骨骼。

可父亲不信这个邪。他照样花钱整了地，就等雨后天晴，撒下苦参的种子。

天公仿佛也在戏弄人——整地刚毕，当晚就落了雨。父亲喜形于色，连连念叨：“整得真是时候。”可雨并没有停的意思，愈下愈猛、愈下愈急。我心里隐隐发沉。果然，第二天晚上叔叔打来电话，说我家那块地被雨水冲出了一道三米多宽的大豁口。

父亲挂掉电话，默不作声。等我问起，他才轻描淡写地说：“没啥大事。”第二天下午，他还是带我去了北沟。

自然的力量远超想象。一亩地，被一道深壑粗暴地撕裂，蜿蜒如伤疤。有一边几乎不见泥土，全是碎石；沟底的地硬得锄头都啃不动。我劝他：“这地种不得，万一三年苦参又被大水冲毁，岂不是血本无归？”

可他依旧抡起锄头，一锹一锹把高处的土拨向石滩。我也只好跟着忙活。

半晌，天又飘起细雨。父亲嘴里说着“走罢”，人却往地南头踱去。他立在那里良久，忽然下定决心似的，将散落的大石头一块一块垒在地头，指望它们能挡住下一次水袭。

我忍不住又泼冷水：“这些石头不就是上次被冲垮的堤吗？这样做治标不治本。”

他像是被我的话刺到了，语气陡然严厉：“有用！”

我不再吭声，也弯腰帮他搬石头。坝堆好了，天又掉了几点眼泪。父亲望望天，终于说：“走了走了。”我收拾东西往北走，回头却看见他仍蹲在地里，一颗一颗捡着石头。

那一刻，我心底涌起一阵失望，甚至愤怒。我本是这样的人：认准的事，必会认真做到底；可不认同的，一丝力气也不愿多费。于是我搁下锄头，坐在把上，望着他的背影磨起了洋工。

我不理解他的固执，正如他不明白我的放弃。我们之间，早已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我呆呆地坐在雨意朦胧的地头，看父亲弯腰捡石头的背影，恍惚间耳边响起了李健的《父亲的散文诗》。才听几句，便觉得烦闷，掐灭了歌声。

那个下午，他就坐在那头，我坐在这头，彼此无话。他抽烟，烟雾呛人；我发呆，脑中空荡。半晌，他犹豫着开口：“来，帮我把这块地搂一下。”

我低应一声，抡起锄头，用尽全部情绪锄向大地。

天愈来愈黑，他终于说回家。我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抬头见西天一轮血红色的落日，正半倚着地平线，沉默地下沉。

归途上，我一语不发，父亲也沉默。但他偶尔会找些话问，我只用“嗯”作答。他问：“还做饭吗？”我说：“不。”他说：“下馆子吧。”我答：“不去。”于是他独自一人去了。

我瘫在家里的沙发上，心如死灰。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门大概也对父亲关上了。

我知道这不能怪他。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将怨气抛向他——自从初中家里为哥哥买房欠了十几万债，我的世界就始终蒙着一层“欠钱”的阴影。我努力活得乐观，即使高中三年很少见到母亲，即使每次放假回家都是独自做饭、生活。我崩溃过无数次，哭完又咬牙告诉自己：要坚强。

就这样一路撑进大学。四年间家境稍有好转，当听说债务只剩两万时，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我终于能帮家里减负。从去年冬天起，我没再向家里要一分钱。

可命运仿佛以捉弄人为乐一般：奶奶、父母接连做手术住院，家里再度掏空，只能重新借钱度日。

我恨自己无能。考上了研，却不能立刻赚钱反哺。父母已年过六十，家中却无人可倚仗。我不知道这日子何时是尽头，只能默默告诉自己：一切会变好的。

其实我何尝不知，父亲对土地的执拗，是出于对家庭的责任。他知道家里暂无收入，就想在日落之前，再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我何尝不知，他以我为荣。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他强装镇定地拍照，可我明白，他心里一定漾满了成就。

我又何尝不知，父亲的固执与我的坚持并无不同——他认准的事，再难也要走到底。有时候，固执何尝不是一种迎难而上？

我开始有点懂了。也许多年之后，当我也有了孩子，当我同样固执地把我的道理、我的经验加诸于他，用我熟悉的方式去爱他——他或许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本能地抵抗。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终究要面对独一无二的成长。